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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万籁俱寂。我差不多在开馆半个小时之前就到了，博物馆还没开门，也没有人能让我回到现实中来。只有我和伦勃朗的作品，只有我和波提切利的作品，只有我和这些几乎让我相信是血肉之躯的鲜活幽灵。如果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古典大师展厅看成一个村子，那它差不多有9000位画中人“居民”（几年后，我挨个数了每一间展厅中画作上的人物数量，得出的总数为8496）。
他们在596幅画中安身，这个数字差不多等于它们跨越的历史岁月。最古老的一幅画来自13世纪30年代，是一幅圣母与圣婴；最新近的一幅，是弗朗西斯科·德·戈雅于1820年创作的一幅肖像。1820年之后的画作被存放在博物馆的南端，在那里，现代世界逐步占领了阵地：机器动力；资本主义；被称为“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国家；以及闯入艺术世界的摄影作品和管装的油画颜料。那些所谓的“古典”大师之所以自成体系，只不过因为他们诞生在这些东西出现之前。他们是在中世纪城市中工作的工匠，这些城市的大门在夜间紧闭，防备着黑夜中的各种危险。他们或是身穿丝绸长袜的朝臣，急切地期盼着某位贵妇人的接见，或是虔诚的僧侣、皇家的宣传人员，乃至中产阶级中异军突起的有钱的肖像画家。无论他们是谁，都有能力耗尽我们现代人的想象力。戈雅是最接近我们时代的古典大师，他至少有8个孩子，但只有一个活到了成年。
在这个展厅中徜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仿佛在陌生而又遥远的国度旅行。如果你曾孤身一人在一座外国城市中生活，语言不通，身边没有相互扶持的伙伴，你将对这种经历格外感同身受。你几乎会融化——融入街灯和水洼，融入桥梁和教堂，融入你透过一楼的窗户所能瞥见的各种场景。你走过街道，感受着异国情调的一切细节，哪怕一只正在振翅飞翔的普通鸽子，也会让你感到异乎寻常的生动。其中蕴含着一种诗意，只要你注意观察，那魔力便会一直存在。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感觉我的一半大脑已经崩溃了，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如此全神贯注，好像每一幅画都是一楼的一扇窗户，窗帘像戏剧中的大幕一样向两边拉开。一般的展厅中有10～20扇装着金色画框的“窗户”，镶嵌在展厅的四面墙上。有些似乎直接穿透了砖石，带来了蜿蜒起伏的山丘和波涛汹涌的海洋景观。另一些则窥探家庭内部，邀请我们把下巴支在窗台上偷看。最后，有些窗户，当我把脸凑近时，就会发现有一个陌生人正盯着我看，他们的鼻子几乎贴在玻璃上（如果确实有玻璃的话，通常大部分画作外连一块玻璃也没有！）。
在这样一个静静的早晨，我用手揉搓着蒙眬的睡眼抬头看去，结果发现，与我的视线齐平的是西班牙公主玛丽亚·特蕾莎。我几乎立刻感觉到，这幅画的作者迭戈·委拉斯开兹也在房间里。他把画架放在她前面几米处，低低地弓着身子，正在施展自己的魔法，把她睿智的形象带到了距离我只有1米远的地方。画作中的她只有14岁，有着一张如此特别的脸庞，看上去比真实年龄还要小，但眼睛看上去更为年长一些。她不是个很漂亮或者活泼的孩子，看上去既不善良也不残忍，既没有暴露也没有遮掩自己的思想，十分坦率、沉着。她对于自己特别的身世实在习以为常，不会觉得其中有何不寻常之处，也不会躲避。我能够看清她的脸，就好像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一样。
还有一些时候，我能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阿达所说的——我们具有稻草人的功能，或者说得更好听一点儿，我们就是宫殿里的卫兵。第二周，我第一次被派去看守约翰内斯·维米尔的画作。它们是珍贵的艺术品，全世界或许只有34幅。不可思议的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拥有5幅。因为知道这一点，我很得意。尽管时间还早，但已经有几位来自英国、日本和美国中西部的游客在那里虔诚地观赏。一位年轻漂亮的母亲扎着马尾辫，正在注视着画中一位戴着珍珠耳环的女子，那是一幅大约创作于1665年的女孩肖像。她可能犯了个错误，以为这幅画是收藏在海牙的另一幅同主题肖像，那一幅更有名。如果她确实这样想，我也没有必要纠正她的想法。
每个人的表现都很好，我的目光飘到了维米尔非常喜欢画的家庭空间里。我看见一个正在打瞌睡的女仆，她的面颊贴着手掌，而与此同时，维米尔圣洁的目光正看着她身后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空房间。我被这幅画吓了一跳，因为我无法相信，他居然能够捕捉到这样的感觉，就像我们有时候会感到的那样，熟悉的场景自有其辉煌与神圣。我在汤姆的病房里就一直有这样的感觉，而这也正是我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鸦雀无声的早上能够发现的东西之一。
当这份工作的第一个月结束时，我来到了老板的办公桌前，对自己将加入哪个小组感到很担心。我很想加入第三小组，守威尼斯展厅，其中原因我觉得很难解释。阿达相当有气势地坐在监督员的桌子旁边，等待真正的负责人到来。当我说自己想和她一个小组时，她微微点头，好像对此不是很有兴趣。一阵收音机的噼啪声、钥匙的叮当声之后，辛格先生出现在我们面前。博物馆里有许多圭亚那裔的美国人，他就是其中之一，是在我们部门干了40年的老手。辛格先生问谁愿意去用围栏线圈出一块地方来，好让艺术品管理者干活。阿达说她愿意，结果就得到了奖励，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她想要的岗位。“谢谢你，辛格先生，”她说，“我会在第三小组，第二轮休息。”稍作停顿之后她又补充说：“这位布林利先生会在第三轮休息。”
阿达坚持要我们俩再等一会儿，看看B队的14人中哪些会加入我们第三组。结果，和我上同一期培训班的18个新手中，还有2人也进了第三组。一头卷发的布莱克与我年纪相仿，是位来自哈德孙河谷一个小城镇的印第安人，没什么心机。特伦斯的年龄是我的两倍，他是个生性乐观的自来熟，也是来自圭亚那的移民。（当猜测某位保安的最初国籍时，猜圭亚那、阿尔巴尼亚和俄罗斯是最容易猜中的，再就是加勒比海沿岸的其他国家。）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刚一碰到特伦斯就觉得跟他投缘，但培训结束时他被派到“修道院”工作——那里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上曼哈顿地区的分馆，专门展示中世纪艺术。他加班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我跟布莱克保持了一定距离，这只是因为我更愿意独自一人，而且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跟一个年龄相近的人交朋友。我们4个人在一起温和地闲聊，我发现这些同事都很容易沟通，这令我很触动。但当我们兵分四路，各自向自己的岗位走去时，我觉得身上似乎卸下了一个包袱，总算能够开始一整天完美的隐士生活。
威尼斯是一个神奇的城市，由118个被波浪环绕的岛屿组成，这里曾经拥有世界上最鲜亮、最深邃的颜色。这些颜色包括来自阿富汗的深蓝色青金石，来自埃及的蓝铜矿石，来自西班牙的朱砂……就连威尼斯这个名字也来自拉丁文中的venetus，意思是蔚蓝色。16世纪最伟大的威尼斯画家是蒂齐亚诺·韦切利奥，人们常常将他称为提香。他画中的场景弥漫着玫瑰色的气氛，仿佛是用清水与红葡萄酒调成的颜料。我走近他的巨作《维纳斯和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如此优美而又静谧的一首诗，让我觉得自己的情绪深陷其中。我无法确定这两个人物哪一个更美丽，是提香笔下亚麻色头发、拼命抱紧自己的凡人恋人的维纳斯，还是拒绝女神的拥抱，一心返回危机四伏的尘寰凡世的年轻傲慢的阿多尼斯。我读过提香写的同名诗，知道他们的结局。阿多尼斯死了，维纳斯伤心欲绝。她将阿多尼斯身上流出的血变为红色的欧洲银莲花，这种花的花语是“风之子”。
我信步走着，听着脚下的地板吱吱作响。此刻，馆内仍然没有访客，于是我找到了提香的另一幅作品，它小得多，名气也小一些。这是一位青年男子的肖像，是提香青年时期画的，笔触轻松流畅，几乎毫无矫揉造作或紧张刻意，看上去就像是阳光斑驳的池塘中一个偶然的倒影。青年男子留着长发和胡须，但这些都没有遮挡住他的脸，那是一张天使的脸庞，那么温和、生动、青春洋溢。他似乎沉浸在思绪之中，却不知道该想些什么。尽管表面上我捕捉到了他摘下手套的动作，但并没有觉得自己正在注视一个凝固的瞬间。在画中，时间似乎成了一汪清潭，但并没有凝滞，好像过去与未来因为至关重要的现在而水乳交融。或者，在时间的无情之箭下，这位青年男子的一部分似乎仍然可以安然无损，而这正是提香在画中传递的信息。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通过这幅肖像所用的材料解释它的神秘特质。提香用一层又一层半透明的釉料构建了这幅画，光线穿过这些釉料，不断地以一种新鲜的方式流动、反射和折射。我无法摆脱它在我心中激起的感觉。这幅画是如此美丽，生命在其中温柔地涌动，似乎它本身就是活着的，是活着的记忆，活着的魔法，活着的艺术。无论你愿意如何称呼它，它看上去是完整的，明亮的，不会衰减，永不褪色，正如我所希望的人类灵魂应有的样子。
我在自己的更衣柜顶格中放了一个旧信封，里面装着母亲给我的汤姆的照片。有些是快照，有些是照片，它们是有区别的。我回想着不同的照片，试图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张是汤姆在他结婚那天身穿半正式西装的照片，他身材高大、结实，带着小男孩般的喜悦。还有一张是他在研究生院毕业典礼上的照片，他因为癌症而变瘦了，秃顶的头埋在松垮的博士帽下，显得有些尴尬，但他很骄傲。有许多是抓拍的照片，记录的是我们的童年时代，当时我们住在一条叫山核桃路的街道，家是一栋红砖房子，我们在树枝间跳跃，吃生日蛋糕，在床上摔跤。而且，看起来，所有被捕捉到的时刻，这种种记忆，都和那些卷了边的照片本身一样，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的危险。但将一切放到一起，就能显示一种更大的东西，对汤姆的单数形式的记忆，我闭上眼睛即可召唤，它看上去与提香的肖像如此相似：明亮，不会衰减，永不褪色。
那一天的第一批游客到了。我在一个合适的角落里执勤。我发现，在这些展厅里，我根本不需要闭上眼睛，就能够感觉到自己希望感觉的东西。
“天哪，怎么画的又是耶稣！”
在我工作的最初几个星期里，这是我无意中听到的最值得记忆的抱怨，当时我在古典大师展厅最古老的走廊中巡视。两条平行的走廊穿过了这个展厅的中心，一条是意大利，另一条是佛兰德和荷兰，它们是哥特时代晚期与文艺复兴时代早期艺术品的藏身之所。这些画作非常古老，无论看上去还是给人的感觉都很古老，特点是捶打过的金色背景上精雕细琢的光环，布满裂纹的表面像龟裂的玻璃一样，充满了对那个来自公元1世纪的加利利的男子的痴狂。（我将在B展馆中数出210幅耶稣像。）
我很同情那些心情欠佳的访客。尽管不是基督徒，我依然欣赏那些耶稣画像。在这些展厅中走过，就像翻看一部虽然阴郁但极为私密的家庭相册。那里有画婴儿的画：敬拜（Adoration）
、圣家族、圣母与圣婴。有青年耶稣的那些过渡时刻：受洗、荒野中的基督。最后，还有“受难”的片段：花园里的痛苦、受鞭刑、十字架殉难、哀悼、圣殇。显然，古典大师将自己的一切倾注其中，一切天赋和精力、一切惊叹和恐惧，都倾注在描绘耶稣这艰难且短暂的一生中。
再次走过这些展厅，我惊讶地发现，这些画作几乎全都在描写他的生活，但基本上没有触及他传道的内容。例如，我根本找不到一幅有关“登山宝训”的画，表现宗教寓言的画也极少。这些古典大师相当肯定，在耶稣的生命中，最引人共鸣的部分是他的诞生与生命终结。而且，将基督表现为超自然存在（复活、升天、成圣）的画作，与描绘他作为生动的凡人的画作数量之比为1∶6，而在后一类画作中，能表明这位受难者非同凡人的只有他头上的光环。
或许，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最令人伤感的画是贝尔纳多·达迪创作的。他是佛罗伦萨人，与当时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一样死于黑死病。面对他的《基督受难》（Crucifixion），我目睹的是一个压抑但又寻常不过的场景。基督的躯体庄严但无力，他的举止显示着温和的优雅，说明他勇敢地忍受着苦痛。玛利亚和约翰坐在地上沉思。首先感觉到的是，他们看上去很疲惫。这一天的狂乱过去了，只有死者犹存。直白的事实，无法揭晓的神秘，影响深远而又无从更改的最后结局。
作为一名保安，我可以按照原作者希望的方式理解这幅画作，我为此深感庆幸。身为一位14世纪的艺术家，他无法想象，自己有一天会出现在艺术鉴赏家的评论，或所谓的艺术史教科书中。在贝尔纳多·达迪的心中，这幅画必定是一种机器，帮助人们进行必要的、痛苦的回忆。我根本无意于在这幅表现耶稣的画作中找到任何新颖或微妙之处，我觉得达迪刻画的是痛苦，他的画是关于苦难的，除了苦难没有其他的含义。只要看到画作，我们就会感到苦难那令人沉默的巨大力量，否则就是根本没看出这幅画的意思。
我发现，许多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在提醒我们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它们所传达的全部信息就是：“这是真实的。”花时间停下来，更加充分地想象你已经知道的事情。今天，我对痛苦这一可怕现实的理解可能像达迪的伟大画作一样清晰明了。但我们会忘记这些事情，它们会变得不那么生动。我们必须像回到画作前一样，再次面对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