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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地下室中，武器与盔甲展厅下方，保安分派办公室的门外堆放着一摞摞盛放艺术品的空板条箱。板条箱大小不同，形状各异：有些很大，方方正正的；有些很宽，但很浅，就好像一幅画。但这些板条箱都很气派，是用浅色木料制成的，很坚固，适合运送罕见的珍宝或珍禽异兽。在我穿上保安制服的第一天早上，我站在这些坚固、浪漫的箱子旁，心中暗自思量着，不知自己在这座博物馆中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个时刻，我深深地沉浸在周围的景物当中，对于其他的一切没有多少感触。
一位女士来接我，她也是名保安，名叫阿达，上面派她来带我这个新人。阿达是个高个子，有着小麦色的头发，动作很突兀，无论是外貌还是举止都像一把中了魔法的扫帚。她用一种我不大熟悉的口音（可能是芬兰口音？）和我打招呼，掸去我深蓝色西服肩膀上的头皮屑，皱着眉头看着这套不合身的制服，然后带我走上一条空荡荡的混凝土走廊，那里的标示牌上写着：请为运送中的艺术品让路。这时，一辆运送高脚酒杯的搬运车从我们身旁经过。我们走上一段破破烂烂的楼梯来到二楼，路过了一台剪叉式升降机，据说它是用来挂画和换灯泡的。它的一个轮子旁塞着一份折叠起来的《每日新闻》、一个咖啡纸杯和一本破烂的赫尔曼·黑塞的《流浪者之歌》。“脏得很，”阿达啐了一口，“把你的个人物品放到自己的储物柜里。”她压下防撞杆，打开一扇不起眼的金属门——眼前风格一变，像《绿野仙踪》里的情节一样，场景迅速发生了变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埃尔·格列柯描绘的奇幻景观《托莱多风景》（View of Toledo）。没时间大惊小怪。我紧跟着阿达的脚步，一幅幅画在我眼前闪过，如同一本书在翻页，时空变换，跨越千百年，主题在神圣与亵渎之间切换，从西班牙到法国，再从荷兰到意大利。最后，我们停在几乎有两米半高的拉斐尔的《宝座上的圣母、圣子与圣徒》（Madonna and Child Enthroned with Saints）面前。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站位，C站位，”阿达对我说，“10点以前我们就在这儿，然后到那边。到了11点，我们就去那边的A站位。我们得转悠，来回走走。不过，朋友，我们始终得在这个地方。然后就可以休息一下，来上一杯咖啡了。古典大师是你的主展厅？”我告诉她，是的，我想是这样。“那你很走运，”她继续说，“你最终还是得去其他展厅的站位，这一天去古埃及展厅，下一天去杰克逊·波洛克
展厅。但分派办公室头几个月会把你派到这儿，随后呢，哦，10天有6天你还会在这儿。当你在这儿的时候……”她在地上跺了两脚，“木地板，踩上去蛮舒服。朋友，你可能不相信，但你还是信我的好，在木地板上站12个小时，差不多相当于在大理石地面上站8个小时，在木地板上站8个小时简直不值一提。嘿，你的脚几乎不会疼。”
我们似乎是在文艺复兴盛期艺术的展厅，每一面墙上都用细铜丝挂着气势恢宏的画作。这个房间也相当气派，大概有12米长、6米宽，加宽的出口门道通向3个方向。地板就像阿达说的那么柔软，而且天花板相当高，天窗摄入的光线和灯光一起朝着不同的方向照射，照亮每个重要的地方。靠近房间中央有一条长凳，上面放着一幅被人丢下的中文地图。长凳另一侧的墙上，有两根铜丝松垮垮地垂了下来，清楚地显出了一个空位。
阿达说明了原因。“你看到那张签了字的纸条了吧……”她说着，朝纸条指了指，那是唯一的证据，证明这里不是一个骇人听闻的犯罪现场。“弗朗西斯科·格拉纳奇
画的肖像原来一直挂在这里，管理员把它拿去清洁了。也可能会出借，所以要在策展人办公室里接受检查，或者送到摄影室里拍照。谁知道呢？但一定会留下一张纸条。”
我们在一根齐膝高的围栏线旁走过，它让我们和画作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将近一米。然后，我们走进了将要负责看管的下一个展厅，波提切利
似乎是这个展厅里的明星画家。接着我们进入了第3个小一点儿的展厅，里面主要是文艺复兴盛期其他佛罗伦萨画家的画作。10点之前，这里是我们的领地。之后就得再往前，轮转到后面3个展厅里。“先保护生命，再保护财产，按照这个顺序，”阿达继续说，开始断断续续地教导我，“小伙子，这是一项简单明了的工作，但我们千万别当傻瓜。我们得一直瞪起眼睛，四下观察。我们就跟稻草人似的，是用来防止有人捣乱的。小乱子我们可以自己处理，一旦有大事，就要通知指挥中心，然后按章办事，章程你已经在培训课上学过了。我们不是警察，只有那些笨蛋逼着我们当警察的时候才是。谢天谢地，这种事儿很少见。而且，有几件事我们一上班就必须做……”
回到拉斐尔展厅时，阿达踮起脚尖，将钥匙插进锁里，然后打开一扇玻璃门，走进了公共楼梯间。接着她漫不经心地跨过了一根围栏线，这样的越轨行为真是让我触目惊心。然后她一屁股坐在一个沉重的金色画框下面。“那些电灯，”她指着背板上的开关说，“通常是晚班保安的事儿，就是午夜班那伙人，他们会把灯打开。但如果他们没这么干……”她一次摁下了6个开关，我们立刻置身于一条黑洞洞的长隧道里，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变成了墙上的银色泥巴。她把开关向上挑起，顿时，随着令人吃惊的咔咔声响，展厅里的灯亮了。
游客在大约9点35分之后陆续到来。从夹在腋下的画夹来看，我们的第一位来宾是个学艺术的大学生。当发现现场只有自己时（这么说可能是因为她没把阿达和我算进去），她真的倒吸了一口冷气。随后到来的是一家法国人，他们都戴着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帽子（他们可能以为自己戴的是洋基队的帽子，这是多数游客的选择），这时阿达的眼睛眯缝了起来。“大多数游客都很可爱，”她承认，“但这些画作很古老，很脆弱，有些人又可能非常愚蠢。昨天我在美国展厅工作，一整天都有人想让他们的孩子坐到那三头青铜熊上！你能想象吗？在古典大师展厅里就好多了。当然，那里不像亚洲艺术展厅那么静，但和19世纪展厅比起来就是小菜一碟。自然，无论在哪儿工作，咱们都得留神那些脑子缺根筋的家伙。看见没有，就像那样。”在通道另一边，那位法国父亲越过了围栏线，向他的女儿讲解一些拉斐尔画作的细节。“先生！”阿达喊道，声音多少比需要的响了点儿，“谢谢你！请别靠得那么近！”
过了一小会儿，一位身穿眼熟制服的年长男子走进了展厅。“哦太好了，这位是阿里先生，团队里的杰出成员。”阿达说的是那位保安。
“啊哈，是阿达啊，你是最棒的！”他回答，马上跟着阿达的节奏说了起来。阿里先生自我介绍，说他是我们团队的“替补队员”（“第一队，B分队”），他让我们去B站位。
阿达很认真地同意了。“阿里，你是第一班？”她问。
“第二班。”
“周五和周六休息？”
“周日和周一。”
“啊，这么说你是来加班的……布林利先生，今天上午阿里先生比我们早一点儿开始，但他会在下午5点半回家。他不像你我这样拼，坚决不上第三班，他需要回家陪他的漂亮媳妇。你哪几天工作，布林利先生？想起来了，你告诉过我，是周五、周六、周日、周二，12小时、12小时、8小时、8小时。挺不错的。时间长的两天你会觉得挺正常，正常的那两天你会觉得很短。而且，如果想加班，你第三天总能休息。一直上第三班吧，布林利先生。再见，阿里先生。”
新岗位让我们在历史中不断地穿梭往返，13世纪和14世纪的意大利画作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画作就在相隔不远的展厅，令人目不暇接。我们巡查的时候，阿达偶尔会把手指伸向摄像头和警报器，她认可这些设备的必要性，但对它们还是持轻视的态度。她尊重人工劳动，并且对一群几乎和警卫一样重要的配角更感兴趣：保管员，我们工会中的伙伴；护士，为我们分发止痛药；电梯工，也是一位电梯承包商，他每个月只休息一天；两位不当班或退休的消防员，他们总是在楼里；起重工，负责在各处搬运沉重的艺术品；艺术品管理员，也就是技术员，有灵巧的金手指；木匠、油漆工和加工工人；工程师、电工、灯光师；还有一些不常见到的人，比如策展人、艺术品管理人员和高管这类人。
这一切都很有趣，但我不禁注意到，我们闲聊的地方距离杜乔在1300年创作的《圣母和圣婴》（Madonna and Child）只有几步之遥。整个上午我都没有正面看一幅画。我在想，要转移阿达的注意力，是不是可以说说最近的新闻报道，其中提到这幅画的报价高达4500万美元。听到我说如此低俗的事情，阿达只是有些伤心。她把我拉到那幅小画跟前，几乎是对我耳语道：“你看看画框底部被烧得发黑的那些地方，都是信徒的蜡烛烧出来的痕迹。这是一幅美丽的画作，对不对？这些都是美丽的画作，对不对？我想要提醒这些人，这些学生、游客，提醒他们，这些都是大师的杰作。你和我，我们和大师们一起工作。杜乔、维米尔、委拉斯开兹、卡拉瓦乔，什么能比得上他们？”她抬眼望着附近的美国展厅。“乔治·华盛顿的一幅画？拜托了朋友，别开玩笑了。”
阿里先生向我们走来，在展厅的另一边举起双臂，做了个滑稽的推举动作。这时我们差不多已经走出了古典大师展厅，接着穿过双开玻璃门，走进了一个巨大的走廊，俯视着博物馆的大厅。在这个繁忙的路口，阿达经常被游客的各种提问打断：比如，“有木乃伊、照片或是非洲面具吗？”“有古代医疗器械，或者这一类东西吗？”（对于最后这个问题，阿达很有把握地答道：“完全没有这类东西。”）她曾不止一次为这些让人提不起兴致的交流向我道歉，并非常肯定地跟我说，一旦安静下来，就会有人问出更有趣的问题。在熟练地告诉某位游客如何找到德加的芭蕾舞女雕像之后，她拍了拍我，让我看一位路过的男子，他穿着一身裁剪合身的衣服，说：“他就是这一区域的策展人，名字好像是摩根吧。”我们眼看着他低头急急忙忙地走过，走进放着杜乔作品的展厅后消失不见了。“他回办公室了，”阿达告诉我，“就在鲁本斯展厅里有蜂鸣器的门后面。”我们都发现了其中的讽刺意味：我们俩是整天在外面与这些惊世杰作待在一起的人，但我们穿的是最廉价的衣服。
现在已经差不多11点了，很快就可以午休了。有几个人排队等着向阿达提问，我这才有空看了看下面庞大空旷的大厅。游客们沿着大楼梯走上来，如同鲑鱼一样向我冲来，又以同样快的速度从我面前走过，好像我是一块一半没在水里的礁石。我想到了过去多次爬上大楼梯的情景，当时并没有想到转头看看这批艺术狂热者、游客和纽约当地人，他们大多认为置身于这样一个世界中的时间过于短促。而我很吃惊地发现，现在我有很多时间。
你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第一次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经历。当时我11岁，家住芝加哥郊外，和母亲一起到纽约旅游。我记得坐了很长时间的地铁，去往听起来很遥远的上东区，也记得周围的环境如同故事书里描写的一样：身穿制服的门卫，傲然挺立的石质公寓大楼，那些著名的宽阔大道——先是公园大道，随后是麦迪逊大道，然后是第五大道。我们必定是沿着东82街走过来的，因为我第一眼瞥见博物馆的，是它入口宽大的石台阶，当时那里是萨克斯管演奏者的露天剧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正面让人觉得熟悉，也令人震撼，它属于古希腊风格，有很多柱子。神奇之处在于，你越走近，它就变得越宽。结果，哪怕来到了最前面的热狗贩卖车和间歇喷泉边，你也无法将博物馆的全貌尽收眼底。我立刻明白了，这个地方的宽广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爬上了大理石台阶，跨过一道门槛，进入了大厅。我的母亲名叫莫琳，她排队去交纳我们的“捐赠金”（哪怕交一个5分硬币，我们也能进去参观）时，鼓励我到前厅里转一转。那里气势非凡，不见得逊色于纽约中央车站，而且有许多兴致勃勃地准备到博物馆的各处去探险的人。通过前厅一端的入口，我能看到一大片炫目的白色雕像，如同冬日的积雪，它们可能是古希腊雕像。通过另一端的入口，我能够勉强看到浅栗色的墓碑，那边肯定是古埃及厅。正前方是一道宽大、笔直、宏伟的阶梯，阶梯终点是一块色彩缤纷的画布，活像一张绷得紧紧的巨大船帆。我们将小小的进门锡徽章别在衣领上，似乎自然而然地沿着阶梯攀缘而上。
我知道的有关艺术的一切都是从我的父母那里学来的。莫琳在大学里的一门辅修课是艺术史，而且她尽其所知，热心地对我的哥哥汤姆、妹妹米娅和我本人进行业余艺术启蒙。每年至少有几次，我们要前往芝加哥艺术学院“探险”。在那里，我们就像盗墓人一样，踮着脚尖挑选自己最喜欢的图画，仿佛在计划盗窃。我母亲是芝加哥剧院的专业演员。如果你对芝加哥剧院有一丁点儿了解，你就会知道，这个工作并不耀眼，也不光鲜，而是要依靠信念，非常辛苦。我还记得，当年和她一起开车去城里，听到她的演员朋友们称她“莫”而不是莫琳。看着观众席的灯光渐渐暗淡，舞台上的灯光也同时一点点闪亮，这时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足够的空间，让这个神圣的小游戏留存下来，那里的人对外界的汽车喇叭声充耳不闻。在家里，我们会聚在她的大床上阅读莫里斯·桑达克的绘本。我们知道这些书与普通的书不同——我们不得不在头脑中清出一片游戏空间，才能让《野兽国》中的角色们真正地活起来。我对艺术最初的感觉，是它属于一个洒满月光的独立世界，这就是来自我母亲的影响。
我的父亲是个更实际的人，但他也有可以传授给我的知识。他是芝加哥南区的社区银行要员，是当代的乔治·贝利，发自内心地蔑视世界上的那些波特先生
。为了在一天工作之余放松一下，他会连续几个小时弹奏家里的那台立式钢琴。他崇拜钢琴。有一阵子，他在车的保险杠贴纸上写满了两个字：钢琴。而且，尽管他一直弹得都不算很好，他从不忌讳说自己根本就没什么天赋，只是在享受来自勤奋的欢乐。他的两个偶像是巴赫和艾灵顿公爵。他磕磕绊绊地弹奏他们的作品，但毫不羞涩，而且因为纯粹欣赏它们的美妙而高声唱着：“哒——嗒——哒——哒——嘟。”我是一个不惧怕艺术家的人，这主要因为我的父亲。
那天，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巡视的时候，我走在前面，速度飞快，因为我的头脑中总是萦绕着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再拐个弯，就会看到另一个更加不容错过的景象。自1880年开馆以来，它就是新大陆上最伟大的艺术博物馆，它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章法的，一直在旧有的建筑外增加新的展馆，以至于全新的面貌整个像是从虚无中凭空出现的。要想在整个博物馆走一遍，特别是像我们那样经常转身走回头路的人，就像是在梦境中探索一座豪宅，眼看着一个个房间在你眼前凭空出现，又在身后消失。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你对第二次造访的展厅仅仅有模糊的熟悉感。那天，我们如旋风般匆匆走过，在看到的所有艺术品中，我只对两件留有清晰的印象。我从未见过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阿斯马特人的木雕那样有想象力的东西，特别是那一排由单棵西米树制成的图腾柱。我最喜欢的是一个由文身男子叠在彼此肩膀上组成的图腾柱，最上面男子的阴茎扩展成一种雕刻得十分复杂的棕榈叶。这似乎证明，世界上有各种可能性，远比我能够想到的多得多。
当我在古典大师展厅里游荡时，彼得·勃鲁盖尔1565年创作的《收割者》（The Harvesters）让我驻足不前。我现在相信，在面对这幅伟大作品时，我受到了艺术天然具有的那种特殊力量的感染。也就是说，我体会到了这幅画充沛的美，尽管我在面对这种美时感到手足无措。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出这种感觉——我什么都说不出来。这幅画的美不像文字，它更像是颜料——宁静、直接且具体，甚至无法转化为思维。我对这幅画的反应完全被困在了体内，就像一只在我胸口扇动翅膀的小鸟。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感觉，它让人难以捉摸。作为一名保安，我将会看到无数参观者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回应这种奇妙的感觉。
7年后，我前往纽约读大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秋季展览恰好是勃鲁盖尔的素描和版画展，而我又一次登上了大楼梯。但这次，我手中攥着笔记本，以一个充满幻想、雄心勃勃的大学生的新身份出现。我的哥哥汤姆比我大2岁，是个数学天才。我一生都紧跟着这位杰出兄长的脚步，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艺术梦想的勇敢的小伙子。
大一的第一个学期，我报名上了英语系听起来最庄重的一门课，是一个有关约翰·弥尔顿的研讨课。我们花了12周，仔细研读共有12卷的《失乐园》，其中每隔几页就有这么一行——
魔鬼羞惭地站着，
觉得善是何等的威严可畏
这让我觉得真该接着再学12周。伟大的书籍，伟大的艺术，这一切何等辉煌。
我只选了艺术史系的几门课，但它们或许是最让我陶醉的。走进一间阶梯教室，灯光熄灭了，幻灯机呜呜地开始运转，大教堂、清真寺、宫殿，世界上一切宏伟建筑都在咔嗒、咔嗒、咔嗒的幻灯机声响中出现在白色的屏幕上。或者说，那感觉更为宁静：一幅小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粉笔画被放大了百倍，在发光的屏幕上颤动，如同在发光的银幕上定格的早期电影。
我真想说自己已经通过学习变得谦虚了，但我或许还太年轻，做不到这一点。我的一位教授曾经参与指导西斯廷礼拜堂天花板的清理工作。我感觉自己好像就站在那些脚手架上，很快就会成为研究重大课题的著名学者。
去参观勃鲁盖尔的展览那天，我想牢牢记住策展人在小小的说明标签上密密麻麻地写下的每一个字。我觉得，我已经可以把《收割者》曾经在我心中引发的那种茫然反应抛诸脑后了。我现在觉得，当时的自己很可能有些孩子气，甚至可能是在犯傻。我渴望变得成熟老练，我自以为，一旦掌握了恰当的学术工具和最新的术语，我就可以学会正确地分析艺术，从而永远不会对艺术无所适从。至于我是否感觉到有一只小鸟在我的胸中扑腾着翅膀？根本不是问题！只要我将心思集中在画作的主题上，或辨认它的流派或风格，那种奇怪的感觉就会烟消云散。这种做法可以帮助我超越对无声之美的感知，并找到一种语言，让我在现实世界中获得感动与震撼。
但是后来，我的哥哥汤姆病了，我最关心的事项也随之改变。大学毕业后，在2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现实世界”变成了贝斯以色列医院里的一个房间和汤姆在皇后区的一居室公寓。虽然我在市中心的摩天大楼里找到了一份光鲜的工作，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但那并不重要。正是这些宁静的空间，教会了我关于美、优雅和失落的意义——我怀疑，这也让我理解了艺术的意义。
2008年6月，当汤姆去世时，我申请了我所能想到的最简单的工作，在我所知道的最美丽的地方。是的，这一次，我来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心中没有一丝继续向前的想法。我的心塞满了，我的心在破碎，我真想一动不动地站一阵子。
那天下午，阿达抓住我的肩膀说：“小伙子，我要把你单独留下了。你就待在这里。我在那边。”接着她就扬长而去。如果我没搞错，她走进了西班牙展厅。我当然不是完全孤身一人，但我觉得与我擦身而过的人似乎算不上什么好伙伴，而且这座博物馆简直大得漫无边际，它的大小大约相当于3000个普通的纽约公寓，这样一座博物馆很少有挤满人的时候。我在自己的C站位站了几分钟，感觉时间过得极慢，也不知是完全停止了还是在缓慢地蠕动。我双手交叉放在身前，又把叉着的手放到背后，然后又试着把它们揣兜里。我在一条走廊里身体后仰着来回慢走了一阵子，然后又斜靠在墙上。总之，我不知该干什么才好，显然是没有准备好，突然不需要再像小鸭学步一样跟着阿达，而是一动不动地站着环视周围。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周里，我经历了一系列让我自汤姆去世以来第一次感到生活有方向的事情：我递交了申请，接受了面试，参加了培训，通过了州里的执照考试，采集了指纹。在博物馆的制服办公室里，裁缝给我量了身。现在我来了！而且，我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是……挺胸抬头，注意观察。空着两只手，睁大两只眼睛，同时让自己的内心世界与美丽的艺术品以及旋涡般环绕它们的生命交织在一起。
这是一种非凡的感觉。又过了漫长的几分钟，这时我开始相信，博物馆的一名保安真的可以成为我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