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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诗圣杜甫，孤凄无依，“漂泊西南天地间”，过着“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去留两难、备受煎熬的惨淡生活。十年间，先是流寓川渝大地，后因思归心切，扁舟出峡，转徙荆楚，浪迹湖湘。但由于时局动乱，生计艰难，北归无望，生命的最后两年，不得不以多病孱弱之躯，辗转于衡岳之间，或为孤舟摇荡，或为鞍马劳顿，辛苦备尝，终日不堪其苦，最后病死在潭州（长沙）驶向岳阳的一艘小船里。说来也是够凄惨的。
唐代宗大历四年（769）春节一过，杜甫就开始了自岳阳经潭州前往衡阳的行程，前一段走的是水路，趁着桃花汛发，从巴陵县启航，再经洞庭湖、青草湖，驶入湘江。船上，诗人写了一首五律，题曰《南征》：
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
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首联交代起帆时节和沿途所见，以春色撩人的美妙景色作为衬托，反衬南行的凄苦生涯与悲凉心境。颔联表现诗人“晚岁迫偷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艰辛境况。“避地”谓迁徙以谋生避祸。颈联讲他即使在抱病南行之日，也没有冷却报效朝廷的热忱。“君恩”句，是指他在成都时，经严武表荐，代宗曾诏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一事。尾联“卒章显其志”，为一篇之警策。一生悲剧尽在这十字上，凄怆、悲苦之情跃然纸上，令人不忍卒读。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两句，可说是诗人对自己一生作为、当时心境及悲剧命运的总结，更是长期郁积胸中、无以自释、至死都此恨难平的痛苦悲鸣。这里饱含着血泪，浸满了酸辛，充盈着凄苦，渗透着不平，意蕴极为深厚，却以淡淡的十个字出之。
“百年”者，一生也。“歌”，吟咏，意为写作诗文。“苦”字，刻苦、劳苦、勤奋之意。杜甫之所以能够“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被后代奉为“诗圣”，固然有其天纵之才，聪明早慧，但他又是古代诗人中刻苦磨炼、镂肺雕肝、笔补造化的出色典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连诗仙李白都说他“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正是由于“耽佳句”“苦用心”，因而杜甫之诗被后世诗人无上推崇。现以宋人为例：王安石编唐宋四家诗，杜诗被列在首位，许之以“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深邃的内室，比喻学问、事理的精微深奥所在），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在苏轼看来：“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秦观也说：“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作不及焉。”
岂料，就是这样一位超凡拔俗的“诗圣”，在他的生前，却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诗人歌自歌，苦自苦，竟然没有见到知音之人！
在唐代，唐诗即有选本，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算是《河岳英灵集》与《中兴间气集》了。它们分别选入二十四家的二百三十首诗和二十六家的一百三十二首诗，其共同之点，就是都没有选入杜诗。如果说，《河岳英灵集》成书较早，漏掉杜甫，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中兴间气集》所选诗作正值肃宗朝至代宗大历年间，其时杜甫诗歌创作处于辉煌夺目阶段，仍未入选，可就难以理解了。
这种情况，到了中唐后期发生了改变。此前，是李白诗名高于杜甫；从元稹、白居易开始，颠倒了过来，他们首倡“扬杜抑李”之说。元稹的说法是“诗人已来，未有如杜子美者”“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意思是，至于杜甫，大概可以称得上上可逼近《诗经》《楚辞》，下可包括沈佺期、宋之问，古朴近于苏武、李陵，气概超过曹氏父子和刘桢。盖过颜延之、谢灵运的孤高不群，糅合徐陵、庾信诗风的流美清丽。他完全掌握了古人诗歌的风格气势，并且兼备了当今各家的特长。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说：“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尽工尽善，又过于李”。而韩愈则指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双星并耀，朗照骚坛，则不复为优劣矣。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是杜甫晚年的名句，说的是，诗文的得失高下，作者本人是最清楚的。也就是说，对于他人如何评价，无须看得过重。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他说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究竟用意何在？
无疑，在杜甫心目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登朝执政，大展宏图。尽管对于诗文的价值他也十分看重，并不像李白所说的“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但其重视程度，较之从政，还是大有差异的。他严格地恪守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古训，把经邦济世，治国安民，创制垂法，惠泽无穷，作为“不朽”的首要目标，而要实现它，就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势。
可是事与愿违，他的仕途极为坎坷，从根本上讲，并没有走通。当日他曾无比地自负：“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如同李白以大鹏自况，“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他则把凤凰作为伟大抱负的象征：“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依他原来的想法，可以像唐代立国之初出过许多“白衣卿相”那样，有朝一日，他也能够解褐入仕，脱颖挺出，“立登要路津”。
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盛唐时期，科举考试竞争极为激烈，录取率很低；而且，即便是考取了进士，也只是得到一个资格，若要朝廷任职，还须通过吏部考试，如不合格，照样赋闲。杜甫二十四岁这年，曾参加东都洛阳进士科考试。当时处于开元全盛之日，朝政与社会风气尚好；主考官孙逖衡文亦有眼力。但是，由于杜甫文章颇嫌艰涩，不及其诗，结果未能中第。尔后便开始了他的“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
杜甫少有壮志，受他的十三世祖杜预的影响很深，他对这位精通战略、博学多才、功勋卓著，有“杜武库”之称的西晋名将备极景仰。在他三十岁的时候，自齐鲁归洛阳，曾在首阳山下的杜预墓旁筑舍居留，表示不忘这位先祖的勋绩和要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雄心。接下来，便来到长安，开启了十年困守京城的生涯。他曾分别向朝中的许多权贵投诗干谒，请求汲引，却也同李白一样，都以失望而告终。
在他三十六岁这年，赶上了玄宗诏令天下通一艺以上的士人可以在京就选，中选者由皇帝亲试，这叫作“制举”。杜甫信心十足地前来应试，最后却空喜欢一场，铩羽而归。四年后，又值玄宗举行祭祀老子庙、祭祀太庙（祖先）、祭祀天地三大盛典，杜甫献上《三大礼赋》，“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就是说，得到一个候补选官的资格。可是，宰相根本没把这个当回事，结果，他空自在帝都“候补”了一年左右，眼见希望已无，便暂时回洛阳探家去了。
沉寂一段之后，杜甫终究求进心切，便又向皇帝连续献《封西岳赋》《雕赋》《天狗赋》等，亦无结果。绝望之余，杜甫忽然接到授河西县尉的任命。就这位气吞河岳、志大心高的诗人臆想，即便得不到相位，起码五品、六品应该不在话下，而今到手的竟然是个从九品的县尉，心里觉得实在太委屈了，索性辞不赴任。曾为诗以自嘲：“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后又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官阶是从八品下。虽然从心里感到不快，但他还是勉强接受了，时在天宝十四载（755）十月，距安史之乱起，只有不到三十天。不久，安禄山即攻陷潼关，玄宗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即位，是为肃宗。第二年四月，杜甫逃出长安，潜往肃宗所在的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衣衫褴褛，狼狈不堪，被授为左拾遗。官阶为从八品，职司供奉谏诤。
其时正值昔日的“布衣交”、宰相房琯因兵败陈陶斜和门客贪赃枉法受到牵累而遭贬，杜甫遂上疏营救，说“罪细，不宜免大臣”。言辞激烈，触怒了肃宗，要治以重刑，下到三司推问，后经御史大夫韦陟等说情，才得免于处分，但从此便“不甚省录”——对他很疏远了。后又因被目为“同党”的房琯、严武、刘秩相继遭贬，“小鱼串在大串上”，杜甫亦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样，诗人便从当日趋拜肃宗的金光门走出来，直奔华州上任，不禁感慨重重，有“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之叹。他大概不会料到，此去不仅终结了这场历尽波折、为时短暂的朝官春梦，而且，从此也再没有返回都城长安。在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间，他寄迹秦州，浪游巴蜀，漂泊荆湘，除了在成都严武幕中任职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七个月以外，就算彻底摆脱了噩梦一般的仕宦生涯。
看得出来，杜甫的“未见有知音”，固然包括诗文在内，但主要的还是慨叹识宝无人，怀才不遇，终身未能得偿以一介布衣直达卿相的夙愿——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语）。杜甫无疑是满怀激愤，意有不平的。那么，作为诗圣，他的“以其所能鸣”，就是写诗。
杜甫对马情有独钟，平生写了大量马诗，通过这个忠实、温驯的可爱的伙伴，寄心志，诉衷肠，托悲欢，抒愤懑，篇篇精彩，各极其致。
杜甫贬官华州之后，一次出游东郊，见到一匹原本饲养于内厩的骏马，因伤残瘦弱而被委弃道旁，不禁恻然心动，感慨生哀，遂写下了一首《瘦马行》，抒发内心的抑郁不平：“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硉兀如堵墙。绊之欲动转欹侧，此岂有意仍腾骧。细看六印带官字，众道三军遗路旁。”“当时历块误一蹶，委弃非汝能周防。见人惨淡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格调低沉，情怀凄婉，这同诗人青年时代所写的《房兵曹胡马》“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之句，血性滂沛，意气风发，势凌万里，恰成鲜明的对比。
继《瘦马行》之后，杜甫于第二年秋天，又写成一首马诗。诗人在短暂的华州司功参军任上，经过认真的反省与沉思，心绪渐渐地平和了下来，淡化了愤懑不平之气，也破除了对朝廷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坚定了去志，于是弃官西行，浪迹秦州，开启了他的生命历程最后十年的漂泊之旅。诗人在秦州郊野见到了庞大的马群，心有所感，遂借以咏怀寄慨，表达心迹：“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诗人废然兴叹：这些神马、良马，迥立荒野，哀鸣向天，空自散荡逍遥着，未能发挥其立功绝域、骁腾万里的作用。
诗人到了晚年，流寓湖北江陵、公安一带，曾写作五律《江汉》，以老马为喻，展现其虽然年老力衰，仍然壮心不已的可贵精神。“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清人黄生评论说：“身在草野，心忧社稷，乾坤之内，此腐儒能有几人？”（《杜诗说》）
此诗作后，不到两年，诗人就病逝于岳阳舟中，夙愿未偿，赍志以终。
诗圣去世四百年后，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写过一首《读杜诗》的古风，有句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陆老诗翁悲慨地说，你看杜甫那比宇宙还要宽广的胸襟怀抱，可惜连千万分之一的才华都未能施展出来啊。结果，只能将英雄气概融入于笔墨之中，写出的都是忧国忧民的历史，而不是简单的唐诗啊！这一切，都是因为生不逢时造成的，如果赶上唐太宗那时候，就会像马周那样，得以君臣遇合了。正是由于杜甫没有这样大展奇才的机遇，所以，后世只能把他当作诗人去看，实在令人抚几兴叹，怅憾无穷。
杜甫继承了“奉儒守官”的家世传统，时刻想念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热切地期待着摄魏阙，居高位；可是，这宏伟的抱负竟百不一施，整个一生历尽了坎坷，充满着颠折，交织着生命的冲撞、挣扎，饱尝着成败翻覆的焦灼、痛苦。从这个角度看，他确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悲剧人物，难怪陆老诗翁要为他“抚几嗟咨”。
不过，客观地说，杜甫之未能登龙入仕，建不世之功，创回天伟业，除了封建体制、社会环境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有他个人的因素在。同李白一样，从根本上讲，他算不上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们只是诗人，当然是伟大的天才诗人。虽然他胸怀壮志，高自期许，但他并不具备政治家应有的才能、经验与素质。他个性突出，刚正，率直，刻板，认真，动辄激昂慷慨，犯颜直谏；在波诡云谲的政治变局中，不善于审时度势、见机而作，缺乏应有的肆应能力。他在任谏官左拾遗这个从八品官时，曾频频上疏，痛陈时弊，以致上任不到半个月，就因抗疏营救房琯而触怒了肃宗皇帝。房琯为玄宗朝旧臣，原在伺机清洗之列。而杜甫却不明白个中底细，不懂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事体，硬是坚持任人以贤、唯才是用的标准，书生气十足地和皇帝辩论什么“罪细，不宜免大臣”的道理，最后险遭灭顶之灾。
面对挫折、失意，李白能够放浪形骸，轻世肆志，抛开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直到“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家仙”，痛饮狂歌，飞扬无忌，从而使其内心的煎熬得到缓解。杜甫则异于是，他不屑于也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拳拳服膺于儒家的尊君、济世、安民宗旨，“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像孔子那样，“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直至生命的最后，仍然是身在江湖而心怀魏阙，口口声声叨念着“思归”，实际是还朝之想，要最终圆他的破碎不堪的报国之梦。这样一来，他的绝望，他的痛苦，他的悲哀，自然也就加倍严重了。
当然，也正是由于无缘从政与精神痛苦这两个因素，为中华民族拥有一位国宝级的“诗圣”，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不妨设想，如果杜甫得以遂夙愿，蹑高位，登台阁，整日周旋于昏君奸相周围，而未能漂泊江湖，深入底层，接触不到“世上疮痍，民间疾苦”，缺乏这方面的切身体验，那么，即便他有天赋奇才，又怎么可能创作出伟大的“诗史”呢？清代诗人赵翼有“国家不幸诗家幸”之语，无疑属于真理性认识；我觉得，似也可以倒过来说：“诗家不幸国家幸”——杜甫的出现，实乃国家之幸，中华民族之幸，世界诗坛之幸。
资料记载，西方早期著名画家鲁本斯，曾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鲁本斯以他的高超画艺自豪，在他看来，绘画要比当那个大使高尚得多，重要得多。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鲁本斯之所以传世，完全是由于他的艺术，而与他的外交工作无关。
同样，杜甫之所以千秋不朽，是由于他的诗歌，而不是什么左拾遗、工部员外郎。且莫说奸相李林甫、杨国忠，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即便是并世的所谓“明君贤相”，又有谁能够与诗圣媲美呢！“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