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有很多事情要做。然而,一想到跟罗伊的谈话,一想到前天那纷繁的回忆,我虽然还不算老,心里却油然产生了一种怀旧感。不知为什么,我一走进这个房间,一种无比强烈的情绪便左右了我,使我的思绪飘向了过去。倏忽间,曾在此处住过的租户仿佛一下子都涌现在了我眼前,各个时期的都有,举止古怪,穿着异样:男的蓄络腮大胡子,穿长礼服大衣;女的穿长裙,裙子上镶着荷叶边,里面带有裙撑。不知是我的想象,还是我当真听到了伦敦喧闹的市声(我住的房子在半月街的街头)。这种市声以及六月天那阳光明媚的美景(le vierge, le vivace et le bel aujourd’hui
)给我的遐想添了几分酸楚但并非哀伤的感觉。于此,眼前涌现出的那些过去的场景就不那么真实了,仿佛成了古装戏里的情景,而我则坐在昏暗看台的后排观看。不过,从那儿看戏倒是看得很清楚。那一幕幕场景不似生活本身那样云遮雾罩,各种印象源源不断出现,叫你模糊难辨,而是清清楚楚、明明朗朗的,宛若一位苦心孤诣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画家精心创作的风景油画。
我认为现在的生活比四十年前的生活要有趣,而且心里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现在的人也比那时的人和气。也许,那时的人更为可敬,有着更深厚的德行以及更渊博的学识。这是我听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只知道他们比现在的人脾气要坏,暴饮暴食,有许多都是酒鬼,极度缺乏运动。他们的肝脏都有毛病,消化不良是常见的现象,动辄便要发火。我说的不是伦敦人,因为我以前对伦敦人一无所知,直到长大后才有了一些了解。我说的也不是那些喜欢打猎、射击的达官贵人,而是乡下人,是乡下的小人物,是家有薄产的绅士、牧师、退休官员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当地的社会群体)。这些乡下人生活得很沉闷,沉闷得简直有点匪夷所思。那儿没有高尔夫球场,一些人家倒是有网球场,保养得却很差,而且打球者都是些小青年。村镇的集会厅里每年只举办一次舞会;有马车的人家下午倒是可以坐车出去兜兜风,其他的人只好“散步遛弯”!你尽可以说他们有所想便有所乐,并无遗憾,而且他们自得其乐,偶尔会彼此相邀举办小型宴会(边吃茶点,边奏乐唱歌,高唱莫德·瓦莱里·怀特
和托斯蒂
的歌曲)。在那儿的日子过于漫长,漫长得叫人烦躁。人们虽为近邻,却常有龃龉,即便天天在镇上见面也视而不见,长达二十年互不搭理。他们爱好虚荣,十分固执,行为乖张,其古怪性情可能是因为生活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他们不同于今人,靠着癖好有了一点小小的名声,但着实难以相处。今人或许粗疏草率,但彼此之间不会心存块垒和猜忌;今人或许鲁莽、缺乏风度,然而却待人友好,大有互谅互让之风,决然不似他们那般脾气乖戾。
那时候,我跟叔叔、婶婶住在肯特郡海边一个小镇的郊外。这个小镇的名字叫黑马厩镇,叔叔是那儿的教区牧师。我婶婶是德国人,出身于一个非常高贵但已没落的家族,给叔叔带来的唯一嫁妆是一张她的某个祖先在十七世纪定做的带有嵌花饰面的书桌和一套平底玻璃酒杯。我到他们家的时候,那套酒杯已只剩下了几个,都放在了客厅里当装饰品。我很喜欢深深雕刻在那些杯子上的很贵气的盾形纹章。婶婶曾耐心地给我介绍过那些纹章,但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些杯子上究竟刻了多少,只记得持盾者威风凛凛,王冠上高高耸起的顶饰颇具浪漫色彩。婶婶年岁已高,生活俭朴,性情温和,乐善好施。虽然她嫁给了一个收入低微且几乎无其他进项的穷牧师,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然而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hochwohlgeboren
。一次,伦敦来了个有钱的银行家,租下了邻居的一幢房子过暑假,此翁在当时的金融界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叔叔去拜访了他(大概主要是为了给新助理牧师协会募集捐款),而婶婶却不肯同去,嫌那人是个商人。没有人认为婶婶是势利眼,人们觉得她的举止尽合情理。银行家有个儿子跟我年龄相仿。我忘了自己是怎么和他结识的,只记得当时问叔叔、婶婶是否可以让他来家里玩,结果招来了一场讨论。他们勉强同意了我的请求,却不许我到他家去。婶婶说要是我到一个钱商家里去,下次就会想去煤炭商家里了。叔叔解释说: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那位银行家每个星期天上午都去教堂,并且总在盘子里留下一枚半英镑金币
。如果他觉得自己很慷慨,能给众人留下一个好印象,那他就大错特错了——黑马厩镇的人看是都看见了,但只认为他那是在摆阔气。
黑马厩镇有一条蜿蜒的长街通到海边,街道两旁都是两层楼的小房子,有很多是住宅,但也有不少店铺。在这条街道两边又新修筑了不少短街,一边通向乡野,一边通向沼泽。港口周围有许多狭窄的、弯弯曲曲的小巷。运煤船来往如梭,源源不断地把煤从纽卡斯尔
运到黑马厩镇来,港口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待我年龄稍长,家里人允许我独自外出时,我常去那儿闲逛上几个小时,观看那些粗犷的工人在那儿卸煤,他们穿着紧身套衫,满身煤屑。
我就是在黑马厩镇第一次见到爱德华·德里菲尔德的。当时我十五岁,刚从学校回来过暑假。回到家的第二天上午,我带了毛巾和游泳衣到海滩。天空万里无云,空气暖热,阳光灿烂,北海散发出好闻而强烈的气味,光是闻一闻也令人心醉,叫你觉得生活是多么美好。在冬季,黑马厩镇的街上空荡荡的,人们出门都会步履匆匆,把整个身子缩成一团,尽量让自己的皮肤少接触那凛冽的东风。而现在,他们会来到“肯特公爵”和“熊与钥匙”两家客店之间的空地上,或悠闲地散步,或三五成群地站在那儿聊天。他们操着东盎格鲁方言,瓮声瓮气,音调拖得长长的,你听了也许会觉得他们的口音有些难听,而我听惯了,则认为这种口音会让人有悠闲怡然之感,自有一番韵味。这些当地人气色都很好,蓝蓝的眼睛,高高的颧骨,头发的颜色浅浅的,一个个看上去都十分正直、诚实、坦率。我想他们并不怎么聪明,然而却忠厚老实。他们看起来很健康,虽然多半个子不高,却体格强健、精力充沛。那时黑马厩镇的车辆很少,所以那些三三两两站在路上闲聊的人除了偶然碰到镇上医生的马车或者面包店老板的马车让让路之外,是不用给车让路的。
路过银行,我进去向银行经理问了声好——此人兼任我叔叔教区里的堂会理事。出了银行,我却与叔叔的助理牧师撞了个满怀。他站住脚和我握了握手。跟他走在一起的是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也没有给我做介绍。那人个子不高,留着胡子,打扮得很惹眼,穿着一条很鲜艳的棕色灯笼裤,裤腿扎得紧紧的,脚穿海军蓝长筒袜和黑皮靴,头戴圆顶硬礼帽。灯笼裤在当时并不常见,至少在黑马厩镇如此。我当时年纪很轻,刚从学校回来,立刻把他看成了一个孟浪的人。可是,我和助理牧师说话的时候,他却友好地望着我,浅蓝色的眼睛里含着笑意。我觉得他巴不得加入我们的谈话,于是便摆出了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傲架势——我可不愿搭理这个穿着灯笼裤、像猎场看守人的家伙,不愿让他加入我们的谈话,心里很讨厌他那种亲热、友好的眼神。我自己的穿着是无可挑剔的,下穿白色法兰绒长裤,上穿蓝色夹克,夹克的胸前口袋上印着我们的校徽,头戴一顶黑白相间的宽边草帽。后来助理牧师说他得走了(真是谢天谢地,因为我在街上碰到熟人的时候总是不知如何脱身,结果只好窘迫地忍受,每每想辞别却不得其便),接着又对我说他下午要去我们家,要我告诉叔叔一声。分手时,那个陌生人朝我点头微笑,可是我却冷冷地瞪了他一眼。我认为他是个前来黑马厩镇避暑的游客,而我们从不跟这种人打交道。在我们眼里,伦敦人是很庸俗的——伦敦的那帮子三教九流每年夏天都闹哄哄地跑来搅扰人,实在令人心烦,只不过做生意的却不讨厌他们的到来。不过,九月份结束后,黑马厩镇就又会恢复往日的宁静,连做生意的也会如释重负般轻轻舒一口气。
我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头发还没有干透,长长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我对叔叔说路上碰见了助理牧师,他下午要来家里。
“谢帕德老夫人昨晚去世了。”叔叔解释说。
那位助理牧师名叫盖洛韦,又高又瘦,其貌不扬,一头乱蓬蓬的黑头发,小脸庞,面色黑黄。他也许还很年轻,但在我看来却像个中年人。他说话快得似打机枪,还喜欢做出各种手势。这种习惯使大家觉得他很古怪。要不是因为他干劲十足,我叔叔是不会留他做副手的——我叔叔非常懒,很高兴有个人为他分忧,多多把他肩头的重担挑过去。盖洛韦先生来我们家谈完工作后,就去向我婶婶问安,婶婶留下他喝茶。
“今天上午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他坐下后我问道。
“哦,那是爱德华·德里菲尔德。我没有给你介绍,因为我拿不准你叔叔是否愿意让你认识他。”
“我看大可不必认识。”我叔叔说。
“哦,他是谁呀?该不会是黑马厩镇上的人吧?”
“他出生在这个教区,”我叔叔说,“他父亲是老沃尔夫小姐弗恩大宅的管家。不过,他们都不是国教教徒。”
“他娶了黑马厩镇上的一个姑娘。”盖洛韦先生说。
“大概是在教堂结婚的吧。”我婶婶说,“那女子真是‘铁路徽章’酒吧的女招待吗?”
“看她的样子,好像是这么回事。”盖洛韦先生笑了笑说。
“他们准备在这儿长住吗?”
“是的,大概是的。他们已经在公理会教堂所在的那条街上租了一幢房子。”助理牧师说。
那时候黑马厩镇新修的街道当然都有街名,可是大家都不知道,也不使用。
“他会来做礼拜吗?”我叔叔问。
“说实在的,我还没有和他谈这个问题。”盖洛韦先生回答说,“你知道,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
“这叫我难以相信。”我叔叔说。
“据我所知,他上过哈弗沙姆学校,多次获得奖学金以及其他奖励。后来他又获得了瓦德汉学院
的奖学金,谁知他却跑去当了水手。”
“我听说他是个愣头青。”我叔叔说。
“他看上去不大像个水手。”我说。
“哦,好多年前他就不干这行了。此后他干过各式各样的工作。”
“百事皆通,一样不精。”我叔叔说。
“哦,据我所知,他现在是个作家。”
“这个也干不了多久。”我叔叔说。
我以前连一个作家都不认识,于是顿时有了兴趣,便问道:
“他写什么?是写书吗?”
“我想是写书,”助理牧师说,“也写文章。去年春天他出版了一本小说,许诺说要借给我看看。”
“我要是你,就不浪费时间去看这种无聊的东西。”我叔叔说(我叔叔除了《泰晤士报》和《卫报》,别的什么都不看)。
“他那本小说叫什么?”我问。
“他告诉过我书名,可是我忘了。”
“反正你也没有必要知道。”我叔叔说,“我非常不赞成你看这些毫无价值的小说。暑假里你最好多到户外活动活动。再说,你大概还有暑期作业要做吧?”
我确实有作业,那就是阅读《艾凡赫》
。我十岁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一想到要再读一遍,而且还要写一篇读后感,我就厌烦得要命。
现在想想爱德华·德里菲尔德后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再想想那天我们在叔叔家的饭桌旁怎样议论他,我不禁哑然失笑。前不久他驾鹤西去,他的崇拜者们怀着一腔激情提出要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
里。黑马厩镇的现任牧师(继我叔叔之后的第三任牧师)则写信给《每日邮报》,在信中指出:德里菲尔德生于他那个教区,不仅在那儿生活了很多年,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也是在那儿度过的,而且他的好几本最有名的小说都以黑马厩镇为背景,因此把他的骸骨安葬在黑马厩镇的教堂墓地里才合适——他的父母也长眠在该墓地的那几棵肯特郡榆树下。后来,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座堂主任牧师一口回绝了接收德里菲尔德骸骨的请求,而德里菲尔德夫人给报界写了一封很有尊严的信,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声称一定要实现亡夫生前最热切的心愿,即“落叶归根”,跟他熟悉和热爱的那些平凡人安息在一起。这时,黑马厩镇居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不过,据我所知,黑马厩镇的那些名流显要是不大会喜欢“平凡人”这种说法的,除非他们的自我认知观自打我离开那儿之后发生了巨变。后来我听说他们始终“咽不下这口气”,一直对德里菲尔德的这个续弦耿耿于怀。
我和阿尔罗伊·基尔共进午餐两三天后,我竟意外地收到了爱德华·德里菲尔德遗孀的一封来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朋友:
听说足下上个星期和罗伊促膝长谈,谈到了爱德华·德里菲尔德。得知足下对他有很高的评价,我不胜欣慰。他生前经常提到你,对你的才华极为欣赏。上次足下来寒舍小宴,他简直高兴极了。不知足下是否保留有他给足下的书信?如果有,恭请足下借与我誊抄。倘若足下能接受我的邀请来寒舍盘桓两三日,我将倍感荣幸。寒舍目前颇为宁静,无外人干扰,故盼望足下择期前来。与足下再次聚首,畅谈如烟往事,乃人生一大乐事。我有一事相求,坚信足下念及亡夫的情谊,决然不会拒绝。
真诚的
埃米·德里菲尔德谨启
我和德里菲尔德夫人只有一面之交,对她没有多大兴趣。她称我为“亲爱的朋友”,令我心头不悦,仅此一点我就应该谢绝她的邀请。还有,她的邀请实在没名堂,使得我有点恼怒,无论我编出怎样巧妙的借口说自己不能过去,很明显只说明了我不愿意去。至于德里菲尔德的书信,我这儿尺幅全无。大概多年之前,他倒是给我写过几次信,都是寥寥数语,可那时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作家,即使我保存别人的书信,也绝不会想到要保存他的。那时的我怎会知道他后来竟会被推崇为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我没有马上回信拒绝,只是因为德里菲尔德夫人信中说她有事求我帮忙。真讨厌!不过,如果我能帮她的忙却不帮,那就未免太不近人情了。不管怎么说,她丈夫生前毕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呀。
这封信是随头一班邮件送来的,一吃完早饭我就给罗伊打了电话。我刚报出自己的姓名,罗伊的秘书立刻就把电话转给了他。如果我正在写侦探故事,我即刻就会起疑心,怀疑他在等我的电话,一听见话筒里传来他那雄浑笃定问好的声音,就更加证实了我的怀疑,因为一大清早接电话,谁都不会如此欢快的。
“但愿没有打搅你睡觉。”我说。
“哪里的话。”他爽朗地笑了,笑声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我七点钟就起来了,刚才在公园里骑了会儿马,现在正准备吃早饭。上我这儿来和我一块儿吃吧。”
“我非常喜欢你,罗伊,”我答道,“但我可不愿意跟你们这种大人物共进早餐。再说,我已经吃过了。是这么回事,我刚收到德里菲尔德夫人的一封信,她请我到她家去住几天。”
“是呀,她和我说过她想请你去。咱们可以一块儿去。她有一个很好的草地网球场,而且待客很热情。我想你会喜欢的。”
“她想叫我干什么?”
“噢,这一点她大概想亲自告诉你。”
罗伊的声调很柔和,我觉得他的语气就像是在跟一个准父亲说他妻子很快就会满足他的愿望,给他生一个乖宝宝。我却不买他的账。
“别兜圈子了,罗伊。”我说,“我是个老油条,什么情况也瞒不过我。有话就直说吧。”
电话的另一头一时没有了声响。我觉得罗伊可能是不喜欢我这般说话。
“你今天上午忙不忙?”他突然问道,“我想来看看你。”
“好吧,你来吧。一点钟之前我不出门。”
“我大约再过一小时就到。”
我放回电话话筒,重新点起烟斗,又瞥了一眼德里菲尔德夫人的那封信。
她提到的那顿午饭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正好在特堪伯里附近的一位霍德马什夫人家里消磨周末长假。霍德马什夫人是个聪明漂亮的美国女人,其夫是准男爵,胸无点墨,不懂风雅,只钟情于狩猎。也许是为了给沉闷的家庭生活一些调剂,此女经常在家里招待艺术界的人士。各色人士在这里欢聚一堂,气氛十分欢快。贵族子弟和绅士们跟画家、作家及演员混杂在一起,感到震惊和畏怯不安。霍德马什夫人热情款待作家和画家,但既不读他们的书,也不看他们的画,只满足于和他们在一起,并享受这种得到了艺术的熏陶的感觉。我去她家的那天,她谈到了大名鼎鼎的爱德华·德里菲尔德,说他曾跟她为邻,就这个话头说了一会儿。我提到自己过去一度跟爱德华·德里菲尔德相熟。她听了便说她的一些客人星期一要回伦敦,提出想和我一道去德里菲尔德家共进午宴。我有些顾虑,因为我已经有三十五年没有见到德里菲尔德了,不相信他还会记得我。就算他还记得我(这是我心里想的,没有说出来),我也觉得他不会欢迎我去的。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被称作斯卡利昂勋爵的年轻贵族,他酷爱文学,竟至没有按照人类的律条和自然法则去统治这个国家,却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注于创作侦探小说了。此人对德里菲尔德怀有浓烈的好奇心,十分想见他,一听霍德马什夫人的提议,便连声称妙。这次聚会的明星来宾是个高大肥胖的年轻公爵夫人,她似乎对那位声名显赫的作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想去拜谒,情愿放弃伦敦的一次约会,等到下午再回伦敦。
“这下子就有四个人了,”霍德马什夫人说,“再多他们恐怕就受不了了。我马上给德里菲尔德夫人发电报。”
我觉得自己跟这么一群人同去颇为不妥,想给这项计划泼点冷水,于是便说道:
“这样的拜访只会叫他心烦。这么一大帮子陌生人闯进他家肯定会令他讨厌的,因为他毕竟年纪一大把了。”
“正是因为他活不了多久了,所以要想见他趁早现在就去见。再说,德里菲尔德夫人说他喜欢会见客人。他们除了医生和牧师外,很少见到别的什么人,咱们去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有点儿变化。德里菲尔德夫人说我随时可以带几个有意思的人上他们家去。当然,对接待什么样的客人,她不得不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想见德里菲尔德的人鱼龙混杂,叫他不胜其扰,其中有图新鲜的闲汉,也有采访的记者,抑或送书给他看以求指点的作家,还有附庸风雅的歇斯底里的女人。然而德里菲尔德夫人胆识过人,只欢迎她认为丈夫应该接见的人,其余的一概拒之门外。我觉得她所担忧的是,如果不管谁想见他,他都接见,不出一个星期他便会一命呜呼了。因而,她得考虑丈夫有没有这份精力。当然,咱们跟那帮人是不同的。”
我自然觉得自己跟那些庸人不同,可看看公爵夫人和斯卡利昂勋爵便察觉到他们也心存此念,于是就转了思路,认为最好什么也别说了。
我们是乘坐一辆鹅黄色的劳斯莱斯去的。弗恩大宅离黑马厩镇有三英里的路。它用灰泥粉饰,大约落成于一八四〇年,朴素大方,不张扬,然而却十分坚固。房屋的前脸和后面样式相同,都是平板墙,各有两扇巨大的凸窗,凸窗之间开一扇门(二楼也有两扇巨大的凸窗),屋顶很低,上面有一圈不起眼的防护墙。房屋周围是一个占地大约一英亩的花园,里面树木丛生,不过管理得很妥善。从客厅的窗户放眼望去,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有郁郁葱葱的树木,有绿意盎然的草地。客厅里的陈设跟乡间小户人家的客厅别无两样,略微给人一种窘迫感。在这里,舒适的椅子和大沙发上都罩着干净、艳丽的棉布套,窗帘也是用同样的棉布做成;几张奇彭代尔
式的小桌上放着几个东方风格的大碗,里面盛着百花香
;奶油色的墙上挂着几幅本世纪初几位著名画家的水彩画,画面赏心悦目;大束的鲜花随处可见,布置得很是巧妙;大钢琴上摆着几幅镶着银色镜框的照片,有女明星,有已故作家,也有年轻的王室成员。
难怪公爵夫人一进客厅就大声叫好,说这样的客厅最适合一个杰出的作家度过他的晚年岁月。德里菲尔德夫人欢迎了我们,她举止从容、端庄。我估计她约莫四十五岁,一张蜡黄的小脸,眉眼端正,轮廓分明,头上紧扣着一顶钟形黑色女帽
,身着灰色上衣和裙子。她身体瘦弱,不高不矮,看上去整洁、能干、机敏。她的模样颇像某个乡绅家守寡的女儿,替父亲打点田庄里的事务,似乎有特殊的组织才能。引我们进客厅的时候,一个牧师和一个女士见了便站起身来,她为我们做介绍,说此二人是黑马厩镇的牧师和他的夫人。霍德马什夫人和那个公爵夫人马上摆出一副和蔼谦恭的样子——凡是有身份的人遇见地位低的人,必做这种姿态,以示他们心无芥蒂,全然不在意社会地位的高低。
随后,爱德华·德里菲尔德走进了客厅。我在画报上经常看到他的照片,但是见到他本人心里还是感到十分诧异。他的身材比我记忆中的要矮,看起来瘦骨嶙峋的,纤细的银丝勉强能盖住头皮,脸刮得干干净净,皮肤几乎是透明的。他的一双蓝眼睛颜色很淡,眼圈红红的。他看起来老态龙钟,似乎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他嘴里戴着一副雪白的假牙,这使他的笑容显得很勉强,很僵硬。我以前看到的他都留着胡子,现在胡子却没有了,嘴唇显得很薄,没有血色。他穿着一套簇新的蓝色哔叽西装,剪裁得体,领口很低,要比他实际的尺码大出两三号,露出了他那枯瘦、满是皱褶的脖子。他系着一条齐整的黑领带,上面别着一个珍珠的领带夹,俨然是一个穿便服的教长在瑞士度假消夏。
他进门时,德里菲尔德夫人飞快地瞥了他一眼,随即向他鼓励地嫣然一笑,显然对他整洁的外表很满意。他和客人们一一握手,与每个人都寒暄几句,走到我面前时则说:
“足下这么一个功成名就的大忙人亲临寒舍来看我这个老古董,真是不胜荣幸。”
我听了这话心里一惊。听他说话的语气,就好像他跟我素昧平生一样。这叫我有点担心,生怕我的朋友会以为我在吹牛,因为我曾经说自己和他是很熟的。莫非他果真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上次一别,真不知有多少年过去了。”我做出一副感慨的样子说。
他看了看我,大概也就那么几秒钟,然而我却觉得他打量了我许久。接着,我猛地一怔——他朝我挤了挤眼。他的动作快极了,除了我谁都不可能看见。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想不到那张气度不凡的苍老的脸上竟会出现那样的神情。不过他的脸转瞬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还是那般智慧中透露出慈祥,波澜不惊中潜藏着敏锐。后来到了吃饭的时间,大家便鱼贯步入了餐厅。
这里的陈设也很有品味,只能以“极尽风雅”来描述。奇彭代尔式餐具柜上摆放着银烛台。我们坐的是奇彭代尔式的椅子,围着一张奇彭代尔式桌子进餐。桌子中央的一个银碗里放着玫瑰花,周围是一些银碟子,里面放着巧克力和薄荷奶油糖。银盐瓶擦得锃亮,显然是乔治王朝时期的古董。奶油色墙壁上挂着彼得·莱利爵士
的铜版仕女图。壁炉台上有一件蓝色的代尔夫特陶瓷
摆件。两个身穿棕色制服的侍女在一旁传送酒菜。德里菲尔德夫人一边不停地和我们说话,一边留意着那两个侍女的一举一动,真不知她是如何把这俩体态丰满的肯特郡姑娘训练得手脚如此麻利(她们面色健康,高颧骨,一看就知道是本地人)。这顿饭铺排得恰到好处,精致而不张扬,有浇白沙司
的卷比目鱼片,有以新土豆和嫩豌豆为配菜的烤鸡,还有芦笋和奶油醋栗泥。这样的餐厅、这样的午宴以及这样的铺排,让你觉得最适合于招待虽不富有但品味高雅的文人墨客。
德里菲尔德夫人和大多数作家的妻子一样也很健谈,席间绝不会让她这边出现冷场。因而,不管我们多么想听听她丈夫在饭桌另一头说些什么,却总找不到机会,只能听得见她那轻松愉快的高谈阔论。爱德华·德里菲尔德年老体弱,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蜗居于乡间,她不得不相伴左右。不过,她时不时会往伦敦跑一趟,好跟上那儿的潮流。这当儿,她很快就和斯卡利昂勋爵热烈地谈论起了伦敦戏院正在上演的戏剧以及皇家艺术院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她说去皇家艺术院看画展,去了两次才算看完,即便如此也没来得及看水彩画,而她是非常喜欢水彩画的,因为水彩画不矫揉造作——她不喜欢矫揉造作的作品。
这场饭局,男女主人分坐餐桌两头,牧师坐在斯卡利昂勋爵身旁,牧师夫人则坐在公爵夫人身旁。公爵夫人和牧师夫人谈论起了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谈论这个话题她游刃有余,说起话来似乎比牧师夫人自在得多。我落得清闲,便凝神关注爱德华·德里菲尔德,见他正在和霍德马什夫人叙谈。后者显然在告诉他应该怎样创作小说,并且说了几个书名,建议他一定抽空看一看。他似乎出于礼貌,在饶有兴趣地听她侃侃而谈,不时还插上一句话,但声音太低,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她一旦说出一则笑话(她常常说笑话,往往都很风趣),他就凑趣地咯咯笑几声,同时飞快地瞥她一眼,仿佛在说:这个女人倒还不算是一个愚昧透顶的傻瓜。我回想起往事,不禁感到好奇,不知他怎样看待这几位尊贵的客人,怎样看待他那穿戴雅致、才干出众、精明干练的贤内助以及优雅的生活环境,不知他是否为自己早年的荒唐行为后悔,也不知这些是否真的让他感到快乐,抑或他虚与委蛇,表面和蔼、客气,实际上厌烦得要命。也许他觉察到了我正在看他,但见他抬起眼睛,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目光柔和但很古怪,然后突然又对我挤了挤眼(这次毫无疑问,的确冲我挤了挤眼)。他衰老、干瘪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滑稽的神情,真叫人心头一惊。我顿感狼狈,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尴尬地笑了笑。
而在这时,公爵夫人加入了餐桌那头的谈话,牧师夫人便向我转过脸来低声问:
“你好多年前就认识他了,是吗?”
“是的。”
她扫了一眼四周,见没人注意我们,又继续说道:
“他夫人希望你不要提及往事,以免勾起他痛苦的回忆。你知道,他身子很虚弱,一点儿小事就会惹得他不高兴。”
“我会很小心的。”
“她对他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其拳拳之情堪做表率。她明白自己照料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因而只是无私奉献,这真是难以言表。”说到这里,她把声音又放低了一些,“当然啰,他上了年纪,而老年人有时候是不大好伺候的。我却从来没有见到她有不耐烦的时候。这样的一位妻子,简直跟她丈夫一样优秀。”
听了这般言语,实在难以作答,但我感到她在等待我说话,于是便轻声说道:
“他虽然已年迈,但看上去气色还是挺不错的。”
“那全是她的功劳。”
午宴结束后,我们回到客厅,在那儿站了两三分钟。我和牧师闲聊,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便对外面的美景啧啧称赞起来。这时却见东道主爱德华·德里菲尔德走了过来,于是我便转身对他说:
“我觉得那边的一小排村舍真是富于诗情画意,刚才正在说呢。”
“从此处欣赏的确如此。”德里菲尔德望着那排村舍参差不齐的轮廓说,薄薄的嘴唇边现出了一丝嘲讽的微笑,“我就出生在那儿其中的一幢房子里。很怪,是不是?”
这时德里菲尔德夫人急匆匆走了过来,神情和蔼可亲,以银铃般悦耳的声音说道:
“哦,爱德华,公爵夫人有事必须马上就要走,我想她走之前肯定很想参观一下你的书房。”
“实在对不住,我得赶三点十八分从特堪伯里开出的那班火车。”公爵夫人说。
我们鱼贯走进了德里菲尔德的书房。这个房间很大,在大宅的另一侧,有一个凸窗,凭窗看到的景色和从餐厅那儿看到的一样。房间里干净整洁,一尘不染,几个大碗里放满了鲜花,显示出一种女性的情调,足见一个体贴入微的妻子对一个爬格子的丈夫的殷殷关怀之情。
“他后期的所有作品都是在这张书桌上写的。”德里菲尔德夫人一边说,一边顺手把一本翻开反扣在桌面上的书合了起来,“他精装本
文集第三卷的卷首插图画的就是这张书桌。这是一件古式家具。”
大家都站在那儿赞赏书桌。霍德马什夫人趁别人不注意,伸手摸了摸书桌下面的边缘,看是不是真货。德里菲尔德夫人见状立刻绽开一个灿烂的微笑,对我们说:
“你们想不想看看他的一份手稿?”
“那太好了,”公爵夫人说,“看完手稿我就得告辞了。”
德里菲尔德夫人从书架上取下一叠外面装着蓝色摩洛哥皮封面的手稿。在场的其他人都恭恭敬敬地观看着手稿,我却趁机瞅了瞅房间四周书架上所陈列的书籍。跟别的作家一样,我飞快地扫视一圈,看有没有我的作品,结果一本也没有找到。不过,我却看到了阿尔罗伊·基尔的全套著作和其他很多小说,装帧光鲜亮丽,令人不禁怀疑是不是有人读过。我猜想这些作品都是作者送上门的,以表达对这位才华出众的文学大师的崇敬,也许还希望能得到大师几句赞扬的话,如此便可以用在出版商的广告上。这里的书汗牛充栋,排列得整整齐齐,看上去干干净净,叫人觉得鲜有人阅读。其中有《牛津大词典》以及大多数英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如菲尔丁
、鲍斯韦尔
和黑兹利特
等,都是装帧精美的标准版本。另外还有大量有关航海的书(我认出有好几卷是海军部发行的航海指南,色彩驳杂,凌乱不整)以及诸多关于园艺的书。这间屋子看上去不像一个作家的工作室,倒像一个名人的纪念馆。你似乎可以看到一些随意闲逛的游人由于无事可做,漫步走进这间屋子,似乎可以闻到难得有人参观的博物馆由于不通风而散发出的那种霉味。我暗自思忖:如今的德里菲尔德恐怕什么也不看了,要看也只是翻阅翻阅《园丁纪事》
或《航运公报》(我见房间角落的一张桌子上堆放着这两样)。
女客们尽兴参观完,我们便向东道主道别。霍德马什夫人是个机敏乖巧的女人,一定觉得这次来访八成是因为我而成行,而我跟爱德华·德里菲尔德几乎没说过几句话,于是到了门口的时候,便先对我亲切地一笑,然后对他说道:
“听说你和艾舍登先生好多年前就认识了,我特别感兴趣。他那时是不是一个听话的小孩子呢?”
德里菲尔德盯着我看了一下,目光还是那么平淡,那么充满了讥讽。我觉得如若没有旁人在跟前,他一定会朝我吐舌头。
“他很害羞。”他回答说,“我教过他骑自行车。”
我们回到那辆硕大的黄色劳斯莱斯上,离开了。
“他是个大好人,”公爵夫人说,“今日不虚此行。”
“他的举止极其文雅得体,不是吗?”霍德马什夫人说。
“你总不见得指望他用刀子吃豌豆吧?”我问道。
“我倒希望他用刀子吃,”斯卡利昂说,“那样才别具一格。”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公爵夫人说,“我试过多次,总无法将豆子挑起。”
“得用刀子扎着吃了。”斯卡利昂说。
“那哪成!”公爵夫人反驳道,“用刀子挑吧,你得让豆子平稳地待在刀面上,可它们一个劲乱滚。”
“诸位怎么看德里菲尔德夫人?”霍德马什夫人问。
“我觉得她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公爵夫人说。
“他年纪太大,真是可怜,总得有个人服侍。诸位可知道,他的夫人以前是医院里的护士?”
“哦,真的吗?”公爵夫人说,“我还以为她以前是他的秘书或打字员什么的。”
“她是个非常好的人。”霍德马什夫人语气热烈地为自己的朋友辩护道。
“唔,的确如此。”
“大概二十年前,他得了一场大病,拖了很长时间。那会儿她是他的护士,他病好了之后二人就结了婚。”
“男人们会这么做真是奇怪。她一定比她丈夫年轻得多,现在不可能超过……不可能超过四十岁或四十五岁。”
“不,我看恐怕不止,她总该有四十七岁了。听说她为他可谓是呕心沥血。我是说她把他收拾得很体面,能见人了。阿尔罗伊·基尔说以前的他非常不修边幅。”
“天下作家的妻子都一样,都喜欢管束人。”
“跟这样的妻子过日子,岂不叫人心烦?”
“别说这话。恐怕作家们并不这么看。”
“真是可悲!他们常常生活在幻觉中,还觉得别人羡慕他们呢。”我咕哝了一句。
我们到了特堪伯里,等公爵夫人在火车站下了车,随后便继续往前行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