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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实际上我是很少见到德里菲尔德的。他白天当编辑，忙得不亦乐乎，晚上则写书。当然，每个星期六下午他都在家接待来宾，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说一些略带嘲讽的打趣的话。他一见我就显得很高兴，总要愉快地跟我闲聊一会儿，聊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事。不过，他的主要注意力自然都放在了那些比我年长，身份比我重要的客人身上。这时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和人越来越疏远了，不再是我在黑马厩镇认识的那个乐呵呵的、颇为粗俗的伙伴了。他虽然跟人谈笑和打趣，但他跟别人之间似乎有了一种看不见的隔膜，这或许只是我那颗越来越敏感的心所产生的错觉吧。他仿佛过的是一种幻想出来的生活，日常生活反倒有些影影绰绰，不真实了。他常被请去在公众宴会上发表演说，并参加了一个文学俱乐部。他靠着笔杆子闯出小圈子，广交朋友，越来越频繁地被上流社会的贵妇人邀请去赴午宴和茶话会（这些贵妇人最喜欢的就是把知名作家召集在自己身边）。罗茜也一样受到邀请，然而却很少应邀——她说自己不爱参加宴会，还说那些贵妇人实际上并无意邀请她，而只有意于特德。我觉得她是怯场，怕自己跟那种场合格格不入。也许，那些贵妇人觉得她讨厌，不愿意邀请她，不止一次在她面前流露过这种意思。她们邀请她，只是出于礼貌，等她去了之后就把她晾在一边，懒得跟她虚与委蛇。
大约在这个时候，爱德华·德里菲尔德发表了《人生的悲欢》。对于他的作品我就不加点评了，因为近来相关的评论文章连篇累牍地发表，已足以满足普通读者的胃口了。但对于《人生的悲欢》我还是需要说一句的：此书自然不是德里菲尔德最有名的作品，也不是他最走红的作品，但是在我看来，却是他最有意思的作品。在那些伤感的英国小说中，这部作品带有一种冷酷无情的独特色彩，它既清新又酸楚，味道就像酸苹果，酸得倒牙，咀嚼后却又有一丝甜和一丝苦，让你回味无穷。在德里菲尔德所有的著述中，只有这一部我倒是想花些笔墨写一写评价。书中描写的那个孩子死去的场面的确悲惨而又令人心碎，只是笔调上缺乏伤感或悲情，此后发生的情节也过于奇怪，读之令人难忘。
正是这本书的这一部分致使一场暴风雨突然从天而降，倾泻在了倒霉的德里菲尔德头上。此书发表后的头几天，也还风平浪静，状况跟他别的小说一样，有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总体上都是唱赞歌的，但也有评论持保留的态度，销量不会差，然而也不会很好。罗茜告诉我说德里菲尔德希望这本书能给他带来三百英镑的进项，而且打算在河边上租一幢房子消夏。头两三篇评论文章对他的评价还是不温不火的，接着有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登载在了一份晨报上，对这部作品展开了猛烈的抨击，篇幅占了整整一栏。文章指责此书是本无端冒犯人的淫秽小说，出版商难辞其咎，不该将这样的书介绍给公众。文章描绘了一幅幅令人痛心疾首的画面，认为这部小说必然会给英国青年一代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并说它对女性是一种侮辱。这位评论家反对让这样的作品落到天真无邪的少男少女手里。其他报纸也落井下石，跟着敲边鼓。有些评论家更是愚蠢，要求查禁此书；有的人则在进行严肃思考，要请检察官介入，过问此事。声讨之声铺天盖地。即便有哪个勇敢的作家习惯于大陆派的那种比较写实的风格，站出来为爱德华·德里菲尔德说话，指出此书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也不会有人理会的。他明明是在说实话，却被解读为居心叵测，意在哗众取宠。各家图书馆都将此书打入了冷宫，就连出租图书的铁路书亭也没有了此书的容身之地。
所有这一切对爱德华·德里菲尔德来说自然是很不愉快的，但他处之泰然，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只是耸耸肩。
“他们说我的小说不真实，”他笑着说，“那就让他们见鬼去吧。里面说的都是大实话。”
在这场磨难中，他得到了朋友们的忠实支持。朋友们认为，能否欣赏得来《人生的悲欢》就是是否具有审美力的标志——你理解不来此书，为之感到惊愕，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俗人。巴顿·特拉福德夫人立场坚定，毫不犹豫地声称这是一部传世之作。尽管她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还没有到她请丈夫在《评论季刊》上为爱德华·德里菲尔德振臂高呼的时候，但她对爱德华·德里菲尔德的未来之信心却是不可动摇的。说来也怪（或许还可以称得上是有教益的），你现在读一读这本曾经引起那样轩然大波的书，你竟找不到一句能让哪怕是最讲究廉耻的人脸红的话，也找不到一个能叫今天的读者感到惊愕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