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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应过罗伊这件事后，不禁思绪万千，回想起了我初到伦敦那几年的情况。一天下午，由于手边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便想出去走走，去跟我以前的女房东汉德森夫人一起喝杯茶。记得刚到伦敦的圣路加医学院求学时，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需要找住处，学院的办公室秘书便将汉德森夫人的姓名告诉了我。她在文森特广场有一幢出租房。后来我在那儿一连住了五年，住的是底层的两个房间，楼上有客厅的那一层住着威斯敏斯特学校的一位教师。我的房租是每星期一英镑，他的房租是二十五先令。汉德森夫人身材娇小、性格活泼，整天忙忙碌碌的。她脸色发黄，长着一个大大的鹰钩鼻，一双明亮动人的黑眼睛是我过去所从未见过的。她的头发黑如乌云，每天下午和星期天一整天，她都会将其在头颈后面盘成一个发髻，额前留一排刘海儿，跟“泽西的百合”
旧照片中的发式很相似。她有一副菩萨心肠（不过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一点，因为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把别人对他的好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厨艺极佳，谁做的舒芙蕾蛋饼
都不如她做得好吃。她每天一早醒来，就在房客的起居室里生起炉火，口中说着：“早晨天冷，这样房客们在吃早餐的时候就不会挨冻了，我说今天早上真是太冷了。”房客的床底下都塞一个扁平的锡铁澡盆，头天晚上放满水，早上洗的时候水就不那么凉了。如果早上她没听见房客洗澡的声音，就会说：“哎呀，我那二楼的房客还没起床，他讲课又要迟到了。”接着，她就会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去，咚咚咚地敲门，尖着嗓门喊道：“你要是不马上起床，就来不及吃早饭了。我已经给你准备好鳕鱼了，很可口的。”她起早贪黑地干活，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总是乐呵呵的，脸上带着笑容。她丈夫比她岁数大得多，曾经在大户人家当过管家，留着络腮胡子，举止彬彬有礼；他是附近一座教堂的司事，非常受人尊敬。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在一旁侍候；他还为我们擦皮靴，也帮着洗刷碗碟。汉德森夫人一天当中唯一的消遣就是在招呼我们吃了晚饭之后（我是六点半吃饭，那位教师是七点吃），上楼来和我们聊一会儿天。真希望当时我多长个心眼把她说的话记录下来（一如埃米·德里菲尔德对待她的名人丈夫那般），因为她能讲一口伦敦东区土话，非常幽默。她天生口齿伶俐，巧舌如簧，语言尖锐辛辣，用词贴切而丰富，她总是能找到滑稽的隐喻和生动的短语。她收房客讲究规矩，从来不收女房客，声称自己搞不清楚她们到底想干什么，“她们总是男人长男人短的，简直离不开男人，下午还要喝茶、吃薄黄油面包，动辄便开门摇铃要热水，实在琐碎得不行。”在跟人说话时，她有时会脱口说出粗话来（那时的人称之为“爆粗口”）。有一次在谈到玛丽·劳埃德
时，她曾评价说：“我喜欢她，因为她让人觉得逗趣，有时说话内容近乎粗鄙，然而从不越过雷池一步。”其实，这一评价完全可以用在她自己身上。汉德森夫人对自己的幽默颇为得意。我觉得她更乐意和她的房客闲聊，而非和她丈夫，因为她丈夫严肃刻板，不喜欢说笑。她解释说：“他就是这种样子，教堂司事嘛，老是参加婚礼、丧礼什么的。我对汉德森说，趁你还活着就笑一笑吧，一旦死了埋在地下就笑不成了。”
汉德森夫人的幽默是积累而成的。据说她跟十四号出租房的女房东布彻小姐结下了宿怨。她曾针对布彻小姐说过的一个段子简直成了一个幽默传奇，年复一年地在人们之间口口相传。
“她是一只讨厌的老猫。但不瞒你说，万一哪一天老天把她叫走了，我会想念她的。不知她到了阴间会落个什么下场，反正她在阳世倒是挺逗人，让笑得肚子疼。”
汉德森夫人的牙齿很不好，是不是应该把牙拔掉换上假牙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成了她插科打诨的话题，笑料百出。一次，她这么说：
“昨天晚上，汉德森对我说：‘唉，得啦，把它们全拔了，一了百了。’我的回答是：‘要是全拔了，我还拿什么做话头。’”
我已经有两三年没有见到汉德森夫人了。上次我去看她是因为接到她的一封短信，她在信里请我上她家去喝“一杯香喷喷的浓茶”，并告诉我说：“汉德森已经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到下星期六丧期就满三个月了。顺便代乔治和海丝特向你问候致意。”乔治是她和汉德森结婚后生下的儿子，现在已近中年，在伍利奇兵工厂工作。他母亲总说乔治马上就会带回家一个媳妇，这话重复了有二十年了，都老掉牙了。海丝特是我快离开的时候她家雇的一个干杂活的女佣。汉德森夫人在信中提到她的时候，仍把她叫作“我那小鬼丫头”。我入住汉德森夫人的出租屋时，汉德森夫人八成早已过了三十岁，而今倏忽三十五个春秋又一闪而过。然而，我信步穿过格林公园去她家时，仍坚信她还活着。她绝对是我青年时代不可磨灭的记忆的一部分，就像站在观赏性水域边上的那些鹈鹕一样无可置疑。
我走下地下室的台阶时，海丝特为我开了门。她现在也快五十了，身体有点发胖，但还是当“小鬼丫头”时的那副马马虎虎的模样，脸上笑嘻嘻的，含羞带怯。她把我带到地下室的前屋，汉德森夫人正在那里为乔治补袜子，见我来了便摘下眼镜看着我说：
“哇，这不是艾舍登先生吗？谁想得到竟会见到你？海丝特，水开了没有？和我一起好好喝杯茶，好吗？”
汉德森夫人比我当年初见她的时候略微胖了一点，行动也迟缓了一些，但头上几乎连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眼睛仍像衣服上的纽扣一样又黑又亮，闪烁着快乐的光芒。我在一把破旧窄小的褐红色皮扶手椅上坐下，问候道：
“你还好吧，汉德森夫人？”
“哦，一切都好，只有一样不如意，那就是不如你在的时候那么年轻了，”她答道，“也不如当年那般能干了。如今，我只给房客提供早餐，不提供正餐了。”
“你的房间都租出去了吗？”
“托上帝的福，都租出去了。”
由于物价上涨，汉德森夫人目前收到的房租比我当年租住的时候是可以多一些的，而她生活俭朴，所以手头一定很宽裕。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的人要求自然也就高多了。
“你简直没法相信，起初房客要求我建造洗澡间，接着有人叫我安电灯，后来又有人不依不饶地让我装电话。再往后他们还会要什么，我真想不出来。”汉德森夫人说道。
“乔治先生说汉德森夫人该考虑退休了。”海丝特一边把茶端上桌一边说。
“姑娘，我的事不用你管。”汉德森夫人口气尖刻地说，“我要退休的话，那就等于进了墓地。想想看，整天就跟乔治、海丝特待在一起，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那怎么行。”
“乔治先生说她应该在乡下租一幢小房子住下，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海丝特并不理会她的责备，继续说着。
“再别跟我提什么乡下了。去年夏天，医生叫我到乡下去待了六个星期。不瞒你说，那儿闹哄哄的，差点要了我的命——小鸟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还有公鸡的打鸣声，老牛的哞哞叫声，实在令人受不了。当你像我这样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宁静、安详的环境里，你就不可能习惯得了那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嘈杂声。”
其实从汉德森夫人家再过去几户人家就到了沃霍尔大桥路，那儿车水马龙，电车铃叮叮当当地响，公共汽车轰隆轰隆地行驶，出租汽车的喇叭嘟嘟嘟地叫。不过，那是伦敦的市声，在汉德森夫人听来十分悦耳，犹如母亲唱给婴儿的催眠曲，叫她气定神闲。
我环顾四周，打量着这个汉德森夫人已住了多年的舒适、陈旧、朴素的小客厅，我想着自己是否能为她做些什么。我原想送她一台留声机（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可是却发现她已经有了。
“你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吗，汉德森夫人？”我问道。
她睁大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我，沉思了片刻后说：
“我说不出还缺什么。既然你提起，那我就说我需要健康和力气，能让我再干二十年。”
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又是那么富有个性，叫我突然感到喉咙发哽。
到了该告辞的时候，我问她能不能去看看那个我曾经住过五年的房间。
“海丝特，跑上去看看格雷厄姆先生在不在房间里。要是不在，我肯定他不会在意你去看一下的。”
海丝特急忙跑上楼去，很快又跑了回来，有点气喘吁吁，说格雷厄姆先生出去了。汉德森夫人随即陪我上了楼。房间里陈设如旧，还摆着那张我睡过、做过梦的窄窄的铁床，五斗橱和盥洗台也是原来的旧物。不过，起居室里却散发着一股运动员的那种顽强奋发的气息；墙上挂着板球队队员们以及穿短裤的划船运动员的照片；角落里放着高尔夫球棒，壁炉台上乱七八糟地放着带有某个学院院徽的烟斗和烟草罐。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推崇艺术至上，所以我在壁炉台上悬着摩尔毯子，在窗户上挂着草绿色的具有艺术性的哔叽窗帘，墙上挂着佩鲁吉诺
、凡·戴克和霍贝玛
的画作的复制品。
“那会儿你很有艺术味，对不对？”汉德森夫人不无讥嘲地说。
“是的。”我喃喃地说。
触景伤怀，我不禁回忆起了自己在这儿居住时的情景，想起了此后流逝的岁月，想起了自己的经历。我在这张桌子上吃过丰盛的早饭和节俭的晚饭，也正是在这张桌子上攻读过医科书籍，写出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就是坐在这把扶手椅上，我第一次拜读了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其中有华兹华斯和司汤达的，有伊丽莎白时代剧作家和俄国小说家的，也有吉本
、鲍斯韦尔、伏尔泰和卢梭的。不知后来又有什么人使用过这些家具，我想可能是医科学生、见习律师，也可能是来伦敦开创事业的年轻人，以及从殖民地退休抑或因为家庭破裂而一时无处安身的老年人。这间房，按汉德森夫人说的那样，叫人浑身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怀揣种种希望，对未来有着灿烂的憧憬，年轻的胸膛中荡漾着火热的激情；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悔恨、失望、倦怠，乃至听天由命——这间房里有过太多人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无不尝尽，于是它本身似乎也竟奇异地具有了一种令人不安、神秘的人的特征。不知为什么，它让我联想到了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女人——那女人用一只手摸着自己的嘴唇，一边回头张望，一边挥动另一只手招呼后边的人。我这只是朦胧的想法（说来惭愧），却被汉德森夫人感觉到了，于是她呵呵一笑，又像往常一样揉了揉她那高高的鼻子。
“说真的，人实在有意思。”她说，“有时想一想这儿的房客，要是把他们的事情说几件给你听，管保你不会相信。他们真是一个比一个更有趣。有时候我躺在床上，想到他们就要发笑。按说，如果你不时常找找乐子，笑一笑，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意思了，可那些房客也着实太滑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