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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马厩镇过圣诞节的气氛并不热烈，于是我常到公理会教堂隔壁德里菲尔德夫妇的那幢小房子里散心，结果每次去都会看见乔治勋爵，有时也会见到盖洛韦先生。我和盖洛韦先生心照不宣，将此视为秘密，也因此成了朋友。我们一旦在牧师公馆相见，或做完礼拜后在教堂的法衣室相遇，都只是狡黠地对视一下。我们谁都不提这个秘密，然而心里却很高兴。也许是因为瞒过了我叔叔吧，我觉得我们俩都十分快慰。可是有一次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乔治·坎普要是在街上碰见我叔叔，也许会随口说起他经常在德里菲尔德家见到我。
“乔治勋爵会不会说出去？”我问盖洛韦先生。
“不会的，我已经叮嘱过他了。”
我们轻声一笑。我开始有点喜欢乔治勋爵了。开始的时候，我对他态度冰冷，拘谨且客气，而他似乎对我们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浑然不觉，于是我得出结论：我虽然摆出了高傲而礼貌的架势，却未能使他知高低、识进退。他总是那么热情友好、轻松愉快，甚至有些咋咋呼呼的——他动辄便说粗话，开我的玩笑，我则用中学生的俏皮话回敬他，常常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久而久之，我对他有了好感。他喜欢夸夸其谈，叙说自己心中的伟大志向，我则取笑说那只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听了不恼不怒，毫不计较。他常常讥讽黑马厩镇的头面人物，惟妙惟肖地模仿他们怪诞的行为，将那些人描述成蠢蛋，听得我十分开心，总会乐得捧腹大笑。他说话露骨，言语粗俗，穿着打扮总是叫人震惊（我从来没有去过纽马克特
，也没有见过驯马师，不过我想象中纽马克特的驯马师就是他这副打扮），而且他吃饭时的样子很讨厌，但是我却发现自己对他的反感越来越少了。他每个星期给我一份《粉红周报》
，我小心翼翼地将其藏在大衣口袋里带回家，躲在卧室里阅读。
我每次都是在牧师公馆吃过茶点之后才到德里菲尔德家去，可是到了那儿，总要再吃一顿。用过茶点，特德·德里菲尔德就给大家唱喜剧歌曲，有时伴着班卓琴唱，有时伴着钢琴唱。他近视的程度很高，看乐谱就盯着看，往往一唱便是一个小时。这时的他嘴上挂着微笑，遇到合唱的部分，喜欢让我们大家和他一起唱。除此之外，我们还经常在一起玩惠斯特牌
。这种游戏我小时候就会玩，在漫长的冬天晚上常和叔叔、婶婶在牧师公馆里玩。每次玩牌，叔叔都是打明手牌。当然，打牌只是为了消遣，可是我和婶婶一旦输了牌，我就会躲到餐厅桌子底下抹眼泪。在德里菲尔德家打牌，特德是不参加的，只推说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禀赋。所以我们一开始打牌，他就拿着一支铅笔坐在壁炉旁，埋头看从伦敦寄来请他写书评的书。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三个人一起打过这种牌，当然打得很不好，而德里菲尔德夫人却天生就会打牌。别看她平时动作慢条斯理，可是一打起牌来便又迅速又警觉，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通常情况下，她说话并不多，要是说起来也是慢声细语的，然而她一旦得胜，便会不厌其烦地向我指出我何处出了错牌，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说起话来不仅条理清晰，而且还滔滔不绝。乔治勋爵喜欢开她的玩笑，就跟和别的人开玩笑一样，而她听了仅仅莞尔一笑，很少开怀大笑，有时还会一脸正色地回敬他一句。二人的情状哪里像是恋人，倒像是好朋友。若非她时不时会用一种叫我感到难为情的目光瞅他一眼，我很可能会将自己听到的有关他们的绯闻以及自己亲眼看到的那一幕场景抛到九霄云外。她平时看他，目光总是十分沉静，仿佛她看的是桌椅，而非大活人，眼睛里总有一丝调皮的孩子气的笑意。这时会看到乔治勋爵的脸似乎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我坐在椅子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会飞快地朝助理牧师瞥一眼，生怕他会看出什么破绽，而他则只注意牌局，要不然就是在点烟斗。
我几乎每天要在这个闷热、狭窄、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度过一两个小时——这一两个小时非常短促，一闪而过。眼看假期就要结束了，一想到自己又得回到学校里去过三个月枯燥无味的生活，我就感到沮丧。
“没有你，真不知这牌该怎么打了，”德里菲尔德夫人说，“我们只好打明手牌了。”
我很高兴自己的离去会打乱他们的牌局——我在学校里上课，他们却坐在这小房间里自娱自乐，就像根本没我这么个人似的，这种事我想都不愿想。
“你复活节放几天假？”盖洛韦先生问道。
“大概三个星期。”
“咱们要好好玩玩，”德里菲尔德夫人说，“那时候天气应该好了。咱们上午可以出去骑车，下午用完茶点就打惠斯特。你的牌技已经有了很大的长进。如果复活节假期里咱们再一星期打上三四次，你便不用怕跟任何人对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