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天气突然变了，大雨倾盆，寒气袭人，使得我们的出游戛然而止。我并不感到遗憾——自从那天瞧见德里菲尔德夫人和乔治·坎普幽会之后，我真不知该怎样看她了。我倒没有多么震惊，只是感到诧异，不明白她怎么会愿意让一个上了年岁的人亲吻。回想起自己读过的小说，我脑海里闪过了一些古怪的念头，觉得乔治勋爵可能是掌握了她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将她牢牢控制在了手中，迫使她接受他恶心的拥抱。我的想象如脱缰的野马，想到了种种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情，想到了重婚罪、谋杀罪和伪造罪。在小说里，流氓恶棍如果得知某个不幸的女子犯了这样的罪，便以举发为胁迫手段，几乎没有不得逞的。要不然就是德里菲尔德夫人欠下了他什么债务？我心乱如麻，理不出个头绪，但有一点却很清楚：后果严重。我幻想着她痛苦的情状（她彻夜难眠，穿着睡衣守在窗口，美丽的长发垂到膝头，绝望地坐以待旦），仿佛看见我自己（不是一个每星期有六便士零花钱的十五岁的男孩，而是一个彪形大汉，留着上了蜡的八字胡，肌肉发达，身穿威风凛凛的晚礼服）救她于水火之中，使她摆脱了敲诈她的坏人的纠缠，表现出了英雄气概和非凡的智慧。但换个角度看，对于乔治勋爵的爱抚，她似乎并无不情愿之色。我耳边似乎老回荡着她的笑声——那笑声里有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情调，叫我莫名其妙地呼吸加快。
假期结束前，我又见到了德里菲尔德夫妇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我是在镇上偶然碰见他们的。他们停下来和我说话，而我突然又像从前那样变得扭扭捏捏，瞥一眼德里菲尔德夫人就禁不住窘得涨红了脸——她却一脸的平静，看不出做过什么亏心事。她用一双柔和的蓝眼睛看着我，流露出小孩子般顽皮的神情。她微微张着嘴，仿佛随时都会绽开笑容，两片嘴唇丰满、红润。她脸上神情诚恳、天真，坦坦荡荡的，虽然我当时无法将这些用语言表达出来，却有着强烈的感受。如果那时叫我用语言来表达的话，我大概会说：她看上去天真无邪，不可能跟乔治勋爵“有一腿”。对于自己看到的那一幕，我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其中必有缘故。
返校日到了，我该回去上课了。马车夫已把我的行李箱运往火车站，我独自一人步行到那儿去。我不肯让婶婶送我，觉得独自一人去车站更有男子汉气概，可是走到大街上，情绪却很低落。我坐的这趟车走的是去特堪伯里的一条小支线，车站设在镇子的另一头，靠近海滩。我在车站买了车票，在三等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坐下。这时我忽然听到有一个声音叫道：“他在那儿。”接着就见德里菲尔德夫妇兴冲冲地跑了过来。
“我们觉得必须来送送你。”德里菲尔德夫人说，“你是不是心里不好受？”
“没有，当然没有。”
“嗨，分别的时间不会太长的。你回来过圣诞节的时候，咱们有的是时间。你会溜冰吗？”
“不会。”
“我会。到时候我教你。”
她情绪高涨，使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这时，我想到他们特地来车站和我道别，不禁感动得喉咙哽住了。我尽力控制住内心激动的情绪，不让它显露在脸上。
“这学期我大概要花不少时间去打橄榄球，”我说，“按理应该可以进校队的乙级队。”
她亲切地看着我，眼睛闪闪发亮，启开两片丰润的红嘴唇嫣然一笑。她的笑容里总有种我喜欢的东西，而她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不知是因为喜还是悲。刹那间，我感到忐忑不安，生怕她会亲我，不由慌了神。她不停地说着话，有点像成年人在叮咛小学生。德里菲尔德一声不吭地站在一旁，喜眉笑眼地望着我，一边捋着胡子。后来，站警吹响了刺耳的哨子，挥了挥手中的一面红旗。德里菲尔德夫人抓住我的手握了握。德里菲尔德走上前来说：
“再见，这是给你的一点小意思。”
他把一个小纸包塞到了我手里。火车开动后，我打开纸包，发现里面是两枚半克朗
的银币，外面裹着一张手纸。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我能多五个先令的零花钱心里自然高兴，但是想到特德·德里菲尔德竟敢给我赏钱，心里便感到非常气愤和羞耻。我怎么也不能从他手里讨小钱。我固然和他一起骑过车、荡过舟，但是他又不是什么大老爷（我是从格林考特少校那儿听说这个称呼的），竟赠给我五个先令，这无异于是对我的侮辱。起初，我想什么也不说，把钱退还给他就是了，以沉默来表示我对他失礼的愤慨。后来，我在脑子里拟定了一封很有尊严、措辞冷淡的信，表明我很感谢他的慷慨，但是他必须清楚一个绅士是不可能从一个几乎素昧平生的人手里接受赏钱的。我心里翻江倒海，把这事反复思忖了两三天，越思忖越难以舍弃这两枚钱币。我相信德里菲尔德赠钱是出于善意，只是处理不得当，不懂人情世故罢了，把钱退回去会伤害他的感情，于是最终我还是把这两枚硬币花掉了。不过，我没有给他写信表示感谢，以此安慰我那受到了伤害的自尊心。
然而，到了圣诞节，我回黑马厩镇过节时，心里最想见的仍是德里菲尔德夫妇。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小地方，只有他们似乎还和外面的天地有着某种联系（这时的我对外面的世界开始产生热切的憧憬和强烈的好奇心）。可是我无法克服怕羞的毛病，不敢登门拜访他们，只希望能在镇上碰见他们。谁知天气是那么糟糕，呼啸的狂风在街道肆虐，砭人肌骨。即便有因事上街的妇女，也是寥寥无几，她们个个被风刮得步履蹒跚，裙子鼓鼓的，宛若在暴风雨中挣扎的渔船。冷雨在狂风的裹挟下劈头盖脸地浇下。夏天的黑马厩镇风光旖旎、景象怡人，现在这里却一派肃杀之气，天空如一块巨大的棺材罩布，黑沉沉罩在大地的上方。因此，在街上碰见德里菲尔德夫妇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用完下午茶点后溜出了家门。从家里到车站的那段路一片漆黑，但是却有路灯，虽然很少，灯光也很昏暗，不过走人行道还是轻松的。德里菲尔德夫妇住在一条偏街上的一幢两层楼的小房子里，黄砖墙颜色已经暗淡，上面有一扇凸窗。我敲了敲门，不一会儿就有一个小女佣跑来打开了门。我问她德里菲尔德夫人在不在家。她犹疑不定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让我在过道里等候，说她进去看看。我听到隔壁房间有人说话，但女佣一推开那个房间的门，说话声就戛然而止了。女佣进去后，便把门关上了。我隐隐约约有种神秘的感觉：但凡有朋友到我叔叔家，即使客厅里没生火，也没点灯，他们也会即刻将朋友迎到那儿去。不过，就在我这般思忖间，那扇门开了，德里菲尔德走了出来。过道里光线很暗，起初他看不清来客是谁，但很快就认出了我。
“哦，原来是你。我们正想着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呢。”接着他大声喊道：“罗茜，是艾舍登小老弟。”
里面有人叫了一声。一眨眼的工夫，德里菲尔德夫人已经跑到了过道里，和我握起了手。
“快进来，快进来。把外套脱了。这天气实在糟透了，是吧？你一定冻坏了。”
她帮我脱下外套，解下围巾，抢过我手里的帽子，把我拉进了那个房间。房间又闷又热，空间很小，摆满了家具，壁炉里生着火。他们有煤气灯，而牧师公馆里是没有的——那是三盏蒙着毛玻璃球形灯罩的灯，刺眼的光线将房间照得通亮。空气里弥漫着烟草味，显得灰蒙蒙的。起初，我被刚才那一阵热情洋溢的欢迎搞得头晕目眩、大吃一惊，进屋时只见有两个男子起身迎接，却没看清他们是谁。定下心神后，我才认出一个是助理牧师盖洛韦先生，另一个是乔治·坎普勋爵。我觉得助理牧师和我握手的时候有点儿拘谨，他对我说道：
“你好！我也是刚来——德里菲尔德先生借给我几本书，我是来还书的。德里菲尔德夫人太客气，请我留下来喝杯茶。”
与其说我是看到，倒不如说是感觉到德里菲尔德揶揄地瞅了盖洛韦先生一眼。随后他说了几句有关不义之财
的话。我听出他说的是引语，却不解其意。盖洛韦先生大笑起来。
“我不太清楚。那么税吏和罪人得来的钱算不算不义之财呢
？”
我觉得盖洛韦的话很不得体，但就在这时我却被乔治勋爵缠住了。乔治勋爵似乎心无芥蒂，对我说道：
“嗨，小伙子，回来过假期啦？瞧瞧，你都长成个大人了。”
我冷淡地和他握了握手，心里直后悔不该到这儿来。
“我来给你倒杯香喷喷的浓茶。”德里菲尔德夫人说。
“我已经吃过茶点了。”
“那就再吃点嘛。”乔治勋爵说道，听口气就好像他是这儿的主人似的（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像你这样一个大小伙子，再吃一块黄油果酱面包肯定不在话下。就让德里菲尔德夫人用她那双漂亮的手亲自给你切上一块吧。”
茶点还摆在桌上，他们围坐在桌旁。有人给我拿来一把椅子，德里菲尔德夫人给了我一块蛋糕。
“我们正在请特德给大家唱首歌呢。”乔治勋爵说，“来吧，特德。”
“就唱《对一名战士忠贞不渝》吧，特德，”德里菲尔德夫人说，“我喜欢这首歌。”
“不好，还是唱《我们第一次和他一起拖地板》吧。”
“你们要是不介意，我两首都唱。”德里菲尔德说。
他拿起搁在竖式小钢琴顶上的班卓琴
，调好音就弹唱了起来。他有一副很浑厚的男中音嗓子。对于人们即兴唱歌的现象我早就习以为常了——客人来我家参加茶会，或者我去少校和医生家参加茶会，每每会见到客人们带乐谱来。他们把乐谱放在门厅里，免得让人觉得他们渴望别人请他们演奏或唱歌。可是吃过茶点，女主人问他们有没有把乐谱带来，他们就会难为情地承认带来了。如果是在我们家，大人们会吩咐我去拿乐谱。有时，女主人请某位年轻小姐弹唱，后者会推托说她已经很久没有练了，而且也没有把乐谱带来，这时候她的母亲就会插进来说她替女儿带来了。不过，来宾一般不唱喜剧歌曲，而是唱《为君献上阿拉伯之歌》《晚安，亲爱的》或者《我心中的女神》这类歌。有一次，镇上在集会厅举办一年一度的音乐会，布店老板史密森唱了一首喜剧歌曲，博得后排的听众一片喝彩，但坐在前面的绅士们却觉得毫无情趣。也许当真如此吧。总之，在次年音乐会举办之前，有人提醒他在选歌时应该谨慎一些（诸如“别忘了有夫人小姐们在座，史密森先生”这种话），于是他唱了《纳尔逊之死》。德里菲尔德唱的第二首歌里有段合唱，于是助理牧师和乔治勋爵就兴冲冲地加入了进去。后来，这首歌我听人唱过很多次，但只记住了其中的四句歌词：
我们第一次和他一起拖地板，
拽着他上楼又下楼。
拉着他在屋里团团转，
钻到桌子底下，跨过椅子上面。
他们的歌声一停，我便转向德里菲尔德夫人，以极其斯文、极其礼貌的语气问：
“你平时不唱歌吗？”
“唱是唱，只是唱得不怎么样，所以特德不鼓励我唱歌。”
德里菲尔德放下班卓琴，点着了烟斗。
“嗨，特德，你那本书写得怎么样了？”乔治勋爵关切地问。
“哦，还行。我正在继续写呢。”
“特德老兄就知道写书。”乔治勋爵笑着说，“你何不收收心做点正事，让生活有点改变？我可以在我的办公室里给你安排一份工作。”
“哦，我这样挺好。”
“你就由着他去吧，乔治。”德里菲尔德夫人说，“他就喜欢摇笔杆子。要我说，只要高兴，何不由着他？”
“好吧，对于写书我是一窍不通，我不能不懂装懂。”乔治·坎普说。
“那就抛开这个话题不说吧。”德里菲尔德笑吟吟地说。
“我认为《美丽的避风港》是当之无愧的一本好书，”盖洛韦先生说，“不管评论家怎么说，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唉，特德，我从小就认识你，可是你写的东西我怎么看都看不明白。”
“嗨，得了，咱们就不要谈什么书不书了。”德里菲尔德夫人说，“特德，再给我们唱首歌吧。”
“我该走了。”助理牧师说。随后，他又把头转向了我。“咱们俩一块儿走吧。德里菲尔德，有什么书可以借我看看吗？”
德里菲尔德指着堆在房间角落一张桌子上的一摞新书说：
“你自己挑吧。”
“天哪，这么多！”我贪婪地看着那堆书说。
“哦，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寄来要我写评论的。”
“你怎么处理这些书呢？”
“送到特堪伯里卖废纸呗，能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用卖来的钱买肉吃。”
我和助理牧师走了，他腋下夹了三四本书。出了门后他问我：“你到德里菲尔德家来告诉过你叔叔吗？”
“没有，我原来只是出来散步，后来突然想到应该来看看他们。”
当然，这话与事实有所偏离，但我不想告诉盖洛韦先生。我虽然已经长大，然而我叔叔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会设法阻拦我去拜访他所不齿的人。
“我要是你的话，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我就什么都不提。德里菲尔德夫妇俩人很不错，可是你叔叔很看不惯他们。”
“我知道。”我说，“这实在没道理。”
“当然，他们是很粗俗，可是他写的东西却是非常棒的。你不妨考虑一下他的出身，他能写书就算很了不起了。”
我很高兴摸清了情况：盖洛韦先生显然不希望我叔叔知道他和德里菲尔德夫妇关系亲密。这下子我心里有了把握，认为他绝不会出卖我。
如今德里菲尔德早已被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回想当初我叔叔的助理牧师谈到他时的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难免会令人忍俊不禁。不过话又说回来，那时的黑马厩镇人提到他，一般都用的这种语气。一天，我们到格林考特夫人家去喝茶。她的一个表姐那会儿正住在她家，听说这位表姐很有文化修养，其夫是牛津大学的教师。此人就是恩科姆夫人，她是个小个子，满脸皱纹，一副热情洋溢的样子。最叫人感到惊讶的是她的打扮和装束：一头银丝剪得非常短，穿一条黑哔叽短裙，脚蹬一双方头靴子——那裙子短得刚能遮住靴口。她是我们黑马厩镇上的人见到的头一个新女性。我们感到惶恐不安，立刻对她有了防范之心，因为她看上去很有知识，令我们相形见绌。（事后我们大家却百般讥笑她。我叔叔对婶婶说：“喂，亲爱的，谢天谢地你不聪明，至少可以不令我难堪。”婶婶听了就开玩笑般把叔叔那双放在火炉旁烘暖的拖鞋拿起来套在自己的靴子上，说：“你瞧，我也是新女性。”这时大家便随声附和说：“格林考特夫人真是个奇人，谁知道她接下来能做出什么事情来。不过，当然喽，她到底也不是个有身份的人。”我们对她的出身总念念不忘——她父亲是做瓷器的，祖父是工厂里的一个工人。）
不过，当恩科姆夫人谈论她所认识的人，大家听了都觉得十分有趣。我叔叔上过牛津大学，但是他问到的每个人似乎都去世了。恩科姆夫人认识汉弗莱·沃德夫人
，对她写的《罗伯特·埃尔斯梅尔》一书大为赞赏。我叔叔却认为那是一本绯闻小说，他心里奇怪的是就连那个自称是基督徒的格莱斯顿先生
对此书也不吝赞赏之词。他们为此还争论过一番。我叔叔说他认为此书会颠覆人们的人生观，使人产生不应有的念头。恩科姆夫人回答说如果我叔叔认识汉弗莱·沃德夫人的话，就不会这样想了。汉弗莱·沃德夫人是马修·阿诺德先生
的侄女，品德十分高尚。不管你对这本书的评价如何（恩科姆夫人本人也很乐意承认，其中部分章节最好略去不写），可以肯定的是她写这本书是出于非常崇高的动机。恩科姆夫人也认识布劳顿小姐
，说她虽出身于一个很好的家庭，但不可思议的是竟然写了那样的书。
“我看不出她的那些书有什么不好的，”医生的妻子海福思夫人说，“反正我很喜欢，尤其是那本《她像玫瑰一样红》。”
“你肯让你的女儿看吗？”恩科姆夫人问。
“眼下也许还不行，”海福思夫人说，“可是等她们结了婚，我就不会反对了。”
“那么，有件事你知道了也许会感兴趣，”恩科姆夫人说，“去年复活节我在佛罗伦萨的时候，有人介绍我认识了韦达
。”
“那是另一回事，”海福思夫人反驳说，“我不相信哪个有身份的女子会去看韦达写的书。”
“我出于好奇看过一本，”恩科姆夫人说，“依我看，此书不像出自一个有教养的英国女作家之手，倒像是一个法国男人写的。”
“哦，不过据我所知，她并不是真正的英国人。我一直听人说她的真名叫德·拉拉梅小姐。”
就在这时，盖洛韦先生提到了爱德华·德里菲尔德。
“你们知道我们这儿就住着一位作家。”他说。
“此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少校说，“他是老沃尔夫小姐管家的儿子，娶了一个酒吧女招待。”
“他会写书吗？”恩科姆夫人问。
“乍眼一看，他并非有教养的人，”助理牧师说，“但在逆境中笔耕不辍，写出那样非同凡响的作品，就很了不起了。”
“他是威利的朋友。”我叔叔说。
大家将目光都转向了我，叫我感到很不自在。
“去年夏天他们在一起骑自行车来着。威利回学校后，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他的书，想看看他写些什么，结果只看了头一篇就把书还了。我给图书馆长写了一封措辞相当严厉的信，后来很高兴地听说那本书已下架，停止外借了。假如那本书是我自己的，我会立刻把它丢到厨房的炉子里去。”
“我看过一本他的书，倒是看完了。”医生说，“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故事的背景就是本地区，有些人物我也熟悉。不过，我说不上喜欢这本书，自认为大可不必写得那么粗俗。”
“我向他提过这一点，”盖洛韦先生说，“但他说那些去纽卡斯尔运煤的船员，那些渔民和农场工人，不可能在言谈举止上像绅士和淑女那般温文尔雅。”
“那他为什么要写这种人？”我叔叔说。
“我也是这么看的。”海福思夫人说，“人人都知道世上不乏粗俗、奸诈、邪恶之人，但我不明白把他们写进书里有什么好处。”
“我并不是替他辩解，”盖洛韦先生说，“而只是把他的解释转述给诸位。当然，他还搬出了狄更斯作为说辞。”
“狄更斯可就不一样了。”我叔叔说，“我看不会有人瞧不上《匹克威克外传》
的。”
“我看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婶婶说，“我总觉得狄更斯的作品很粗俗，书中主人公说话总是省略‘h’音，我不想读这样的故事。我得说，现在天气如此糟糕，倒是叫我很高兴，因为这下子威利就不能出去和德里菲尔德先生一起骑车了。我觉得他不该跟那种人交往。”
我和盖洛韦先生都垂下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