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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爱丁堡大学待了两学期后，家父发现，也许他是听我的姐姐们说的，我不喜欢当医生，于是便建议我当牧师。按当时的情况，我很可能最终将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猎人，而这是他强烈反对的。对于他的建议，我请求给我点时间容我考虑一下，因为对这一职业我了解的不多，想的也不多。虽然我也喜欢当一名乡村牧师，但叫我宣誓信奉英国国教的全部教义，我还是有顾虑的。于是，我精读了《皮尔逊论教义》以及其他几本神学方面的书籍。鉴于我对《圣经》没有丝毫的怀疑，认为那里面讲的全都是切切实实的真理，于是很快就说服了自己，觉得英国国教的教义必须完全彻底地接受。
现在回想起宗教卫士对我发动的铺天盖地的攻击，我觉得自己似乎很可笑，竟然一度还有过当牧师的念头。其实，这种念头以及家父的愿望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直到我离开剑桥，以博物学家的身份登上“贝格尔号”军舰周游世界时，才不了了之。如果相信颅相学
的话，我在某方面很适合做牧师。几年前，德国一个心理学会的秘书处来信，真诚地向我提出请求，想要一张我的照片。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寄来一份会议记录，此次会议似乎要以我的头的形状作为公开讨论的主题。会议的一位发言人声称我的宗教信仰足以抵得上十位牧师。
当时，鉴于我决定要当牧师，那就必须进入英国的某所大学获取学位，可是自打我离开中学后，连一本经典的书都没有翻阅过。我沮丧地发现：在那两年中，我几乎将学到的知识忘了个精光，甚至包括那可怜巴巴的几个希腊语词，简直匪夷所思！因而，我没有按照惯例在10月份入读剑桥，而是在什鲁斯伯里接受私人家教授课，过完圣诞假期后于1828年初才到了剑桥。我很快就恢复到了学校的知识标准，能够用比较流畅的语言翻译简单的希腊语书籍了，如《荷马史诗》和希腊文《圣经》等。
学术研究方面，我在剑桥大学度过的三年时间是白白浪费了，一如在爱丁堡大学和中学时代。我尝试想学好数学，甚至在1828年夏季还随同私人家教（一个非常枯燥乏味的人）到巴茅斯小镇埋头学习，但进度缓慢。我讨厌这门学科，主要是因为刚接触代数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如此缺乏耐心简直愚蠢至极！多年后，我追悔莫及，怪自己没有深入下去，觉得起码也应该了解了解数学的那些极为重要的基本原理，因为懂数学原理的人似乎有第六感。不过，我觉得自己即便学懂了数学，分数也会很低的。至于古典文学方面，我不思进取，只是听一听作为必修课程的讲座而已，混一混考勤。第二年，我为学士学位的小考用功了一两个月，最终轻松过关。最后一年，为了将学士学位拿到手，我还是比较刻苦的，又是温习古典文学，又是复习代数和欧几里得理论，一如中学时那样，我对学习欧几里得理论乐此不疲。要通过学位考试，还得掌握佩利
的《基督教的证据》以及他的《伦理学》。对于这一点，我做得十分彻底——我敢说自己可以将《基督教的证据》准确无误地默写下来，只不过措辞用语不如佩利那般清晰罢了。多说一句，这本书的逻辑以及他的《自然神学》给我带来的乐趣一如欧几里得理论。对于这些学术著作，我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融会贯通地学——这是唯一令我受益的课程，而其他的课程对我的思想教育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是我当时的感觉，现在仍坚信如此。那个时候，我对于佩利的理论笃信无疑，并不做深入的思考——他的一长串的理论气势如虹，让我着迷和信赖。考试的时候，关于佩利的理论以及欧几里得理论的试题我都回答得很好，古典文学的试题也回答得凑合，在不申请荣誉学位的学生中排名不错。奇怪的是，我究竟得了多少分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大概排名是第五位或第十位吧，要不然就是第十二位。
学校里的好几门专业都设有公开讲座，可以自愿出席。但由于在爱丁堡大学时我对讲座深恶痛绝，此时就连塞奇威克
的讲座也没去听；此人妙语连珠，讲课的内容趣味性很强。假如听了他的讲座，我也许会更早成为地质学家。不过，亨斯洛
的植物学讲座我去听了，而且非常喜欢——他的讲座深入浅出，一词一句都清晰明了，讲座中展示的插图令人钦佩，只可惜我学的不是植物学专业。亨斯洛以前常带学生去远方进行野外考察，其中包括毕业了的学生，或步行，或乘车，要不然就乘船顺流而下，见到稀有动植物便进行讲解。这样的短途旅行真是令人愉快！
现在回忆剑桥的求学岁月，我觉得自己也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但大体而言却是虚度光阴，甚至比虚度光阴更糟。我热衷于射击和狩猎，如果不能如愿，就跟一些喜欢运动的学生，其中包括不思进取、放浪形骸的年轻人，到乡下去骑马。我们经常在一起举办晚宴，赴宴者中经常会有志向远大的学生，有时会开怀痛饮，晚宴后则唱歌或玩纸牌取乐。我知道，这般蹉跎岁月、虚掷年华，自己应该感到羞愧才对，但是想起朋友们是那样可亲，大家的兴致是那样高，我在回顾这段时光的时候，还是禁不住会感受到内心的喜悦。
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还结交了许多性情完全不同的人。我和惠特利
成了莫逆之交，此人后来在数学学位考试中名列第一。我们俩经常一同散步，一走就走很远。他教我欣赏油画和好的版画（我还花钱买了一些）。我时常参观菲茨威廉画廊——我的鉴赏力一定是相当高的，对质量上乘的画作独具慧眼，常跟老馆长在一起讨论。对于乔舒亚·雷诺兹爵士
的画册，我百看不厌。虽然我的艺术鉴赏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但维持了多年。伦敦国家美术馆的许多油画为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塞巴斯蒂安·德尔·皮奥博
的画作在我心中激荡起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除此之外，我还开始涉足音乐，大概是受到了我的热心朋友赫伯特
的影响，此人在数学学位考试中曾名列前茅。跟这些朋友交往，我常听他们用乐器演奏，渐渐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工作日散步时，我会掐准时间，赶到国王学院礼拜堂听教徒们唱赞美诗。我从中获得了莫大乐趣，有时会激动得发抖。我确信，这样的情趣并非为了装点门面，也非附庸风雅。我到国王学院听赞美诗通常都是一个人去，有时还将唱诗班的孩子请到我的宿舍里演唱。尽管我听力很差，听不出音符正确与否，也听不出音乐节拍及曲调是不是正确，但令人称奇的是，我竟然能从音乐中获得快乐。
与我在音乐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很快就发现了我的这种情趣，有时拿我寻开心，要测试我的能力——他们演奏，要我指出有多少曲调他们演奏得比平时快或比平时慢。他们演奏的《天佑女王》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折磨，怎么听也听不出来。有位仁兄的听力和我一样差，可怪就怪在他竟然还会吹一点长笛。有一次，在这样的音乐听力测试中我一举击败了他，这让我感到颇为得意。
不过，在剑桥时，我的任何一种爱好都比不上收集甲虫——我对收集甲虫的执着以及收集甲虫给我带来的快乐简直是无与伦比的。我只是热衷于收集，并不解剖研究，也很少把甲虫的表面特征与书里的定义进行比较，但是还是从书里找到了它们的名称。以下事例可以证明我的狂热程度：一天，我剥掉一些老树皮后，发现了两只罕见的甲虫，于是便双手齐下，一手捉了一只；就在这时，我又看到了一只，而且是新品种，容不得失去，于是我便将右手里抓的那只塞进了嘴里，想腾出手来。咦！那只甲虫竟然喷出了一种异常辛辣的液体，辣得我舌头疼，使我不得不吐出那只甲虫——结果，那只甲虫连同那只新品种甲虫都没能捉到手。
在收集甲虫方面，我是很成功的，而且发明了两种新办法：冬季，我雇人把老树上的苔藓用工具刮下来放入大口袋里；还雇人到沼泽地运芦苇的船上，在船的底部收集残留的垃圾。我在苔藓和垃圾里寻找到了一些极为罕见的甲虫。诗人最高兴的莫过于见到自己的处女作发表，而我看到史蒂芬的《英国昆虫图解》上标示有“该昆虫由查尔斯·达尔文捕捉”的字样，心里的那份高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说起来，我是被我的第二个堂兄威廉·达尔文·福克斯引入昆虫学研究的。他聪明、平易近人，当时就读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和我变得很亲密。后来，我又结识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阿尔伯特·韦（若干年后，此人成了著名的考古学家）以及和他就读于同一学院的亨利·汤普森（此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农学家，兼任一家优秀的铁路公司的主席和国会议员），并和他们一起出去收集甲虫。看来，收集甲虫这一爱好似乎从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未来人生的成功！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许多在剑桥捕捉甲虫的情景竟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些我曾经捕捉过大量昆虫的柱子、老树以及河岸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时候，漂亮的十字偏须步甲虫异常稀奇。一次，我在唐郡
看见一只甲虫穿过小路，觉得它是十字偏须步甲虫，但拾起来一看发现它和十字偏须步甲虫稍有不同——原来是一只四斑步甲虫，是十字偏须步甲虫的变种或近亲，二者在外形上略有差异。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没见过活的畸腭步甲虫——这种甲虫跟许多黑色甲虫都很相像，不懂行是很难区分的。不过，我的儿子们却在此地发现了这种甲虫——虽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没有留意过英国的甲虫，但我一看就知道那是自己以前没见过的新品种。
有一件往事我尚未提及，那是一件对我的整个人生影响最大的往事，那就是和亨斯洛教授结下了友谊。未到剑桥之前，我就听我的哥哥说他知识渊博，对科学的每一个分支都精通，于是就对他产生了敬仰之心。他每星期都要举办一次晚会，敞开家门接待所有对科学感兴趣的在校生以及一些已经毕业的学生。很快，我通过福克斯的关系受到了邀请，以后就成了那儿的常客。我和亨斯洛一见如故，不久便成了忘年交。在剑桥求学的后半段时间里，大多数日子里我都跟他一起远足，因此有些老师称我是“与亨斯洛同行的人”。他还时常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吃晚饭。他对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和地质学无不涉猎，而且门门精通。他最大的兴趣就是长期坚持细心观察事物，最终得出结论。他判断准确、思维缜密，但恐怕没人会说他有多少与生俱来的天赋。他是极为虔诚的教徒，而且十分正统，有一次他告诉我说：英国圣公会的教义纲要哪怕改动一个字，他也会很伤心的。他的道德品质令人不胜敬佩——他没有丝毫的虚荣心或小肚鸡肠，我从没见过像他那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他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待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但一见到任何不公正的行为则会勃然大怒，挺身而出（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
一次，我和他在剑桥街头看到了只有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才会目睹的可怕情景。有两个盗墓人被抓住后，由警察送往监狱，途中却被一群暴民抢了去。暴民们抓住盗墓人的腿，在泥泞的石头路面上横拖硬拽，使得那两人从头到脚都是泥，脸上被脚踢得和石头砸得血流不止，看上去像死人一样。由于人太多，我只能偶尔瞥上一眼那两个不幸的人。见到这一暴力场景，亨斯洛气得脸色发青（我从未见过有谁会气成那个样子），几次要冲进人群解救他们，但每一次都被挡了回来。他狂奔着跑去找市长要求增加警力，让我不要跟着他。这件事别的我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两个人被送进了监狱，没有被杀死。
亨斯洛爱心无限——他晚年定居于希彻姆
，为当地贫苦的教民办了不少好事，由此可见一斑。跟这样的一个人亲近，我觉得益处多多，有说不尽的好处——说到这里，容我举几件小事以证明他的慈爱之心。一次，我在观察一株湿漉漉的鲜花上的花粉时，发现鲜花上有一些管状纤维突了出来，便立刻跑去向他报告这一意外的发现。换作任何别的植物学教授恐怕都会禁不住嘲笑我，笑我竟会为这么寻常的现象大惊小怪。而亨斯洛则不然——他先是说这的确是有趣的现象，接着便向我做了详细解释，让我清楚地明白这只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么一来，我离开他时丝毫不觉得丢人，而是感到高兴，高兴自己亲眼看见了这一奇观。不过，从此之后我下定决心再也不鲁莽行事，再也不这么匆匆忙忙地将自己的发现告知于人了。
时而去亨斯洛家拜访的客人中不乏年纪较大、德高望重的学者，休厄尔
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个。有几次夜里离开亨斯洛家回去时，我陪他一起走过。针对严肃的话题，他可是最健谈的，与J.麦金托什爵士相比是伯仲之间。亨斯洛的连襟伦纳德·杰宁斯
（大名鼎鼎的索姆·杰宁斯
和伦纳德的父亲是堂兄弟）也常来看他。此人发表过好几篇有关博物学的论文，分量都很重。我到斯沃弗姆·布尔贝克
他的位于沼泽边的牧师住宅去过多次，多次跟他一起散步，谈论博物学。我还结识了其他的一些长者，他们虽然不太关心科学，却是亨斯洛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任教的苏格兰人，是亚历山大·拉姆齐爵士
的弟弟，乐观开朗，但可惜并不高寿。另一位是道斯先生，此人后来成为赫里福德教堂
的主持牧师，因成功地致力于贫民教育而闻名。这些人以及其他一些同样有身份的人有时会跟亨斯洛一起到乡下远足，我有幸获准参加，从中感受到了极大的快乐。
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与别的小青年相比一定强一些，要不然，以上提及的那些长者，那些在学术界身居高位的人，是绝对不愿意跟我交往的。当然，我自己并不觉得高人一等。记得有一位叫特纳的狩猎伙伴看到我研究甲虫，就说我早晚有一天会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我当时觉得这说法荒唐而可笑。
在剑桥的最后一年，我满怀兴趣地仔细阅读了洪堡
的《个人述事》以及约翰·赫歇尔爵士
的《自然哲学研究导论》，内心不禁激情澎湃，决心要为无比高尚的自然科学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任何一篇或十篇别的读物恐怕都不及这两篇读物对我的影响大。在洪堡的书里，有很大篇幅是写特内里费岛
的，我特意抄录了下来，在上文提到的一次远足中为大家朗读了一遍。记得在这之前，我曾对亨斯洛、拉姆齐和道斯他们谈起过特内里费岛，说那儿是洞天福地，他们当中还有人宣称一定要去一趟。谁知这次朗读洪堡的描述，他们却似乎不太感兴趣。而我自己倒是实心实意地想到那儿去，还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在伦敦的商人，向商人打听到那儿去的船只。可是后来由于跟着“贝格尔号”军舰出航，这项计划就泡汤了。
在暑假里，我收集甲虫，有时读书，并进行短途旅行。在秋季，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狩猎上了，主要是到伍德豪斯和梅尔去狩猎，有时是跟艾顿家的小艾顿一起去。在剑桥度过的那三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最开心的三年，身体健康，并且几乎总是心情愉快。
鉴于我是在圣诞节之后才入学的，虽然在1831年初通过了期末考试，但按规定还得在剑桥再待两个学期。亨斯洛说服我开始研究地质学。于是，我回到了什罗普郡，考察那儿的地貌，为什鲁斯伯里附近的地区绘制了彩色地图。8月初，塞奇威克教授打算去北威尔士进行他著名的地质学调查，研究那儿古老的岩石。亨斯洛让他把我也带上。他同意了，当晚就住在了我们家。
这天晚上，我们俩进行了简短的谈话，而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经考察过什鲁斯伯里附近的一个砾石坑，那儿有个工人告诉我，说他在坑里发现了一个大的、破破烂烂的热带蜗壳；在农村的烟囱上，这种蜗壳随处可见。我要买，他却不肯卖给我；我由此断定，那蜗壳的确是他在坑里发现的。我把此事讲给塞奇威克听时，他立刻说（语气非常坚定）那蜗壳肯定是哪个人随手扔进坑里的，但接着又说：假如那蜗壳果真是在坑里的土层中发现的，那将是地质学的最大憾事，因为它会一举推翻有关米德兰郡地表沉积物的所有论断。其实，这些砾石坑属于冰川时期——多年后，我在坑里找到了一些破碎的北极贝壳。不过，当时让我觉得极为惊讶的是，塞奇威克对在英国中部发现热带蜗壳这样奇妙的现象并没有感到振奋。虽然我读过不少科学书籍，但没有什么比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更深刻了：科学是将确定的事实组合在一起，从中总结出普遍规律或推论。
次日早晨，我们出发前往兰戈伦，接着又去了康韦古城、班戈和凯珀尔克里格
。这趟旅行对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它教会我一些关于如何辨认和标识一个地区的地质的知识。塞奇威克经常吩咐我与他以平行的路线行走，告诉我带些岩石样本回来，并在地图上标记层理。我毫不怀疑他这么做是为了我好，因为我完全外行，给他帮不上什么忙。这趟旅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现象无论多么明显，也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我们在科乌木伊德沃
逗留了好几个小时，仔细地检查那里所有的岩石——塞奇威克想从中找到冰川化石。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周围壮丽的冰川现象所留下的痕迹，没有留意到冰川在岩石上留下的明显划痕，也没有留意到坡栖砾石、侧碛和终碛。这些现象是如此明显，就如我许多年后在《哲理学刊》（《哲理学刊》，1842年）发表文章时所说的那样：在那座山谷里，冰川现象极为明显，比着火的房屋还要醒目。即便当时有冰川填满了山谷，也不会比我们眼前的现象更明显了。
我和塞奇威克在科乌木伊德沃分手，凭着罗盘和地图笔直穿越山区走向巴茅斯，除非有小径和我走的路的方向相同，否则我绝不走小径。所经之地既陌生又荒凉——我很喜欢这样的旅行方式。到了巴茅斯，我看望了几位正在那儿读书的剑桥校友，然后就返回什鲁斯伯里，随即前往梅尔打猎——当时，山鹑狩猎季刚刚开始，要让我放弃打猎的乐趣，一门心思研究地质学或别的科学，那我觉得自己才是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