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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舞狮习俗已经获得了学科化的系统研究，相关研究论著颇为丰富，但对20世纪前半叶起始时期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论文还较少，故而对这段时期的文献进行系统地追溯和梳理非常有必要。
梳理这一时期关于舞狮习俗的相关文献，不但有利于提升今日舞狮习俗研究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且能通过对其“内在理路”的把握，理解这些文献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
目前留存下来的20世纪前半叶舞狮习俗文献记录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关于舞狮习俗的新闻和随笔，另一类是针对舞狮习俗展开研究的专题文献。从整体上看，彼时关于舞狮习俗的新闻和随笔并不少，目前笔者搜集到的就有近百篇，但能从学科化视角开展研究的专题文献却很少。这其实也反映了特定学术选题起始阶段的普遍特征：一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选题的重要性，但参与研究的人数偏少且零散，彼此之间是缺乏联系的“学术孤岛”，没能构成可以彼此呼应互补的群体，亦尚未能以学术共同体的形式开展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统性研究。
此外，历史上舞狮是一种普遍流行于全国各地的习俗活动，不过从20世纪早期开始，舞狮这项习俗流行的范围开始逐步集中在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广东、广西、四川、江西这一片区域，而且这一时期关于舞龙舞狮的记录主要还是关于两广地区的。舞狮习俗的这一流传特征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呈现出一种地域性和“超地域性”共存的独特状态，它本已经从一种全国性的习俗活动逐步收缩到两广地区，但在文化认同上依旧保有其作为一种“超地域性”的全国性民俗活动的地位。这有似于今天的京剧，京剧的受众虽然主要集中于京津地区，但并不妨碍它以“国粹”的面貌出现。只不过京剧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各种复杂的政治因素造成的，而舞狮的地位却跟它本身的大众性有着深刻联系。
在关于舞狮的文章中，有的是关于舞狮习俗的随笔，如张亦菴的《元旦所见·舞狮子》（载《文华》，1930年第7期）、简又文（笔名“大华烈士”）的《广东人过新年记》（载《逸经》，1936年第1期）、冯节的《〈广东人过新年记〉补订》（载《逸经》，1937年第21期）等。有的则是报道舞狮的新闻，如行云的《舞龙跳狮之国民二军》（载《晶报》，1926年1月27日第2版）；新闻社所刊《舞狮比赛：桂省当局通令筹办提倡武化唤醒国魂》（载《浙江民众教育》，1936年第4卷第1期）；新闻社所刊《师区模范队舞狮募款慰劳新兵》（载《肇清兵役》，1942年创刊号）等。此外，在1935年出版的娄子匡编著的《新年风俗志》以及1937年出版的《南宁社会调查》这两本书中，也有片段谈及南宁的舞狮活动。还有几篇关于舞狮的诗歌，从中亦可片段性地了解彼时舞狮的状况，如锡金的诗歌《舞狮》（载《当代诗刊》，1935年第1卷第1期）；焦桐的诗歌《舞狮歌》（载《永安月刊》，1943年第53期）等。
《良友画报》对舞狮有过零星的报道，且皆为图片配上文字类型的新闻，如1929年第34期的新闻《舞狮》，1929年第41期的新闻《国庆纪念：吡能华侨国庆日舞狮之热闹》，1931年第59期的新闻《醒狮》，包括《美国旧金山华侨国技团之舞狮》和《华侨舞狮时声震远近之鼓乐》两张照片。《良友画报》上《舞狮》这一则新闻配的舞狮活动俯拍照片，虽然是黑白照片，而且未能正面拍摄狮头，但毕竟是关于此民俗图配文的开篇之作。不过比较遗憾的是这一照片实际上是由《纽约时报》记者拍摄的，所拍摄的也不是国内的舞狮，而是纽约华侨在当地的表演。另外几篇所附照片也都是国外的而非中国本土的舞狮活动照片，但这些新闻照片至少说明中国人在远渡重洋后也把舞狮习俗随之带去，以具体的民俗表演在美国展现了中国精神。简又文的《广东人过新年记》配有舞狮的正面照片，正好弥补了《良友画报》的缺憾。其他新闻里也有舞狮的照片，如《广义童子军团舞狮》（载《上海童子军会汇刊》，1927年第1期）等，但这些刊登的照片多不够清晰，加上采用的是远景拍摄，所以看起来就更模糊了，整体质量都逊于《良友画报》。
任何叙述都是基于某种视角而发出的，故而文本本身就包含着某种期待视野和意识形态。我们如果细致考究这些社会新闻和随笔在谈及舞狮习俗时所聚焦的问题，就会注意到其中所包含的一条值得注意的文化线索：在时代剧烈转化的大背景下，原本是一种普通的、大众化的民俗——舞狮习俗，开始跟时代政治搭上关系，它的现实作用使之能够在慰问、募捐等社会活动中作为“中国精神”的意象走入强调“社会动员”的新语境之中。虽是传统民俗，却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新的时代精神。特别是当这种习俗漂洋过海到国外演出时，它热闹奔放的表演过程就是一种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风范的过程，这种特别具有感染力的表演传播构建出了一个积极精进的正面形象，让西方国家的民众看到中国人时不再联想到所谓“东亚病夫”的负面形象，而是联想到中国人民努力奋进、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尽管如此，针对舞狮习俗展开研究的专题文献仍然偏少，笔者目前只觅得共计9篇，包括张亦菴的《狮舞》（载《文华》，1930年第7期），曾维慎的《舞狮之意义》（载《北洋画报》，1932年第18卷第862期），黄芝冈的《谈两广人的舞狮》（载《中流》，1936年第1卷4期），廖苹庵的《舞狮的艺术》（载《逸经》，1936年第7期），双石山人的《舞狮》（载《民间旬报》，1936年第12期），周天骥辑录的《桂省年节中的舞狮会》（载《边疆》，1937年第2卷第3—4期，此文末尾标注：“节录自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日《大美晚报》怡怡著《点缀新年的桂省的‘烧狮’风俗》。”笔者目前尚未寻到《大美晚报》原文，故暂以周天骥此文为准）；珊的《舞狮：歙县新年游戏之一》（载《礼拜日周报》，1938年第1卷第3期）；绍虞的《广州之舞狮》（载《民意周刊》，1941年第15卷第185期）；静观的《谈高跷与舞狮》（载《湘桂黔旬刊》，1948年第3卷第5期）。这显示出了彼时作为现代学术记录起始时期的某种准备不足，毕竟，虽然舞狮习俗在古代一直被零星记录，但这种记录属于“前学科化”时期的产物，而所谓现代学术记录中的“现代”范畴，不是单指已经从古代进入现代，而更关键的是指开始以现代的科学化、规范化、体系化的研究方法开展记录工作。
当然，虽然存在各种不足且数量偏少，但这9篇起始时期的早期文献仍然显得弥足珍贵。诚如学者高小康所言：“每个独特文化群体及其传统所传承的集体记忆、价值观念、地方性知识和社会认同，都是通过象征符号体系的构建和意象表达，从而成为特定文化群体的感知、体验与叙述等审美经验。”
这9篇关于舞狮习俗的史料既是对舞狮民俗的记录，是彼时文化现象的重要记录，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早期民俗的珍贵文本，具有历史和学术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