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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的民俗文化往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一种具有大范围影响力的民俗文化在其流传到全国乃至国外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在地化”现象，即该民俗文化会跟本地原有文化结合，形成一种“混血”民俗文化。舞狮活动也不例外，它虽然是全国性的民俗，但在不同地区常带上当地的特色，当它到了岭南、西南地区，特别是到了广西，就跟本地民众喜欢燃放鞭炮的习俗结合起来，变成了“烧狮”活动。
前述1936年，“新桂系”政府为了“提倡武化”，要求各地“斗狮之时，应施放量炮火，使火花等于机关枪之扫射，炮声犹如密集之枪声。火树银花之情景，一似枪林弹雨之战场云”
。这种要求虽然有行政当局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惜操控民间节庆活动的问题，但其实也有改造、利用广西本地“烧狮”风俗的因素。广西历来民风彪悍，乡间更喜爱带有一定刺激性的活动方式，“烧狮”就是在这种本土社会意识当中发展出来的一种风俗。
周天骥所辑《桂省年节中的舞狮会》一文里提到，广西民众所舞的狮子共有两种，一种属于表演性质（作者称之为“只舞来好看的”），这种狮子与广东的舞狮一样，制作十分讲究，“狮头”是竹片铁丝扎成内壳，且用油纸裱过，外面又裱以各种颜色的丝绸。“狮尾”也是用颜色丝绸扎成一大幅，缝在“狮头”的边沿，非常精致，更用细麻缝入，做毛状。此类狮有一定的舞法：无论向前、退后、左右、蹿高伏低，都有度数，鼓声也跟着舞狮的转动作高低快慢之音，随狮而行，灯彩则走在狮前。此外，还有一种特别的舞狮道具，这种是属于狂欢性质的，专为“烧狮”而制作。这种“烧狮”用的道具制作较简略，以泥和草纸等敷成台基式的，头上稍像狮形，尾端连以价格低廉的花布便成了。作者提到：“其实所谓烧狮，即是烧人，被烧的人约有十五六个，皆赤上身，戴竹帽护头，穿短裤，打脚绑，草鞋，只一人拿狮而行，不舞，余都跟着，如各店人家有炮仗花筒等放时，便以身来受，如太熟了便避开，而第二个又补上，轮流不息，直到烧完才去，毫不觉痛苦，并且还有人家烧完之后，大叫：‘还有吗？再来’等叫笑。”
作者补充说：“当民国九、十年之交，各商店营业景气，年终盈余不少，于是彼此抽出一些红利出来，买花炮，作烧狮之戏，大商店往往拨出二三百元以备大烧特烧，‘烧狮’到时，店内的人站满在楼上楼下，大燃炮竹，花筒等向狮——人——身上射去，他们如前所述，轮流来受，泥狮子也跟着被射，但已于先前喷下冷水，虽烧至极度也不会弄焦了，炮仗多的，能烧几点钟而不定，浓烟满街，药气扑鼻，炮声挟着锣鼓，极为雄壮，有时，被烧者不能忍受，便可以派人说情，表示服输，即熄彩灯掩鼓回去，但这样会给观众讥笑的，所以被烧的虽皮屑焦黑，仍忍受着，亦有新加入代替已被烧者的，烧完之后，又轮到别家，一直到深夜，才回来，未走过的路径，等第二晚再去，非要游遍全市才完。”
这段叙述所提到的“烧狮”样态，与近些年兴起的广西宾阳炮龙节有着极高的相似性。宾阳炮龙节据称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另一说是北宋时期即有），但这种当代民俗节庆最早出现在文献中也只是近十余年的事情。而在当地自称该节庆出现的那些年代里，无论是广西本土官方地方志，还是笔记小说，皆未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记录。该节庆原本只是在宾阳老街等街道小规模实践，属于本地乡民的节庆狂欢，后来在全国节庆风起之后才开始扩大影响。或许宾阳炮龙节依据的民俗资源即与民国初年的广西“烧狮”风俗有关，比如从民国时期的“烧狮”活动中获得某种启发而创造出来，是“烧狮”传统的一种延续。
根据文献可知，广西的“烧狮”活动离不开当地商铺的支持。作者提到，“近年来因各业不振，此项烧狮用的钱已没有人肯出了，所以大规模的烧狮也很少见，只是一些小花炮点缀点缀罢了”。不过“烧狮”的风俗仍延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广西解放之后，由于社会生态已经发生改变，这种活动才逐渐消失。而宾阳炮龙节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出现在历史舞台，也是因为当地文化机关推动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缘故。这些都说明了此类活动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目前笔者能找到的跟现代宾阳炮龙节最接近的史料，除了“烧狮”，也仅有娄子匡编著的《新年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35年）提到的四川成都的“烧龙”。娄子匡提到：“龙灯有摆龙、双龙、火龙三种；摆龙和双龙，都是白日出来的，用五彩锦绸扎成的，前面用一个红绸扎的元宝来领导，雇一些锣鼓吹打的在先开路。火龙那就不同了，他是夜间出迎的，造法很简单，用九个竹龙，拿粗绳联系着，外面再披着麻布；头上略施点画，就成一条龙了。它出迎的时候，前面有玩‘流星火球’的开道，尾后接着的是鼓乐。它到的地方，人家都燃着爆竹来欢迎，还有一种特制的火花烧着。龙灯出迎的期间，到元宵的晚上完了，所以十五的晚上是特别的热闹，照例晚上不关锁城门，任它自由的进出，各机关的办事处，更预备大批的爆竹和火花来烧龙。”
娄子匡此处所描述的成都“烧龙”活动，与广西宾阳炮龙节相似度极高，基本可以视为同一种活动。或许现代宾阳炮龙节的雏形就是基于诸如“烧狮”“烧龙”之类的民俗仪式而建构起来的，形成时间大约在清末民国初。只不过现在当地在重构该活动时为了增加其分量，以传说替代史料，才往前追溯到所谓“宋皇祐五年”的“狄青突袭昆仑关”事件，而且看到“非遗”成为当代旅游文化主流后，又打出“是汉族、壮族文化融合共生的综合性民间节庆”的牌子。
当地这样重构历史之后，虽然让宾阳炮龙节具有了“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丰富的民俗风情”，但也遮蔽了该活动真实的根源。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商业策划对历史的重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