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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欧洲殖民者带去了致命的病毒，但他们也易感染当地的疾病。由于风险差异巨大，疾病模式塑造了“大发现时代”
（Age of Discovery）的殖民主义模式。
17世纪初期，英国的“朝圣者之父”
曾考虑乘坐“五月花号”航行至南美洲的圭亚那，但最终选择了美国，因为圭亚那的死亡率很高。在西非，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在欧洲移民抵达后的第一年就夺走了约一半人的生命——有效地阻碍了人们修建道路和设立机构的努力。在死亡率高得可怕的地区，几乎没有投资的动力。
在加拿大、美国、智利和澳大利亚等定居者死亡率相对较低的国家，殖民列强投资于从铁路到大学的一切领域。在尼日利亚、安哥拉和马达加斯加等定居者死亡率较高的国家，殖民关系从根本上讲是榨取性的，旨在榨取尽可能多的财富。定居者掠夺奴隶、黄金和其他贵重商品。
在殖民时代末期，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展开无情地掠夺：杀戮、残害当地居民和偷窃当地居民的财物，种种榨取式行径糟糕至极。虽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榨取式殖民主义的残暴行径开脱，但疟疾流行率的差异有助于解释欧洲定居者在美国的投资为何远超在西非的投资，以及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为何从东向西展开，而不是相反方向。
殖民统治并非总是政府的行为。历史上最大的公司可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是由几家贸易公司于1602年合并而成的跨国公司。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武装力量、建造堡垒、与当地统治者缔结条约，总的来讲，荷兰东印度公司表现得同一个殖民大国相差无几。该公司从事香料、丝绸、咖啡、甘蔗和葡萄酒贸易，拥有数百艘船只，雇用了成千上万的人。该公司的业务以印度尼西亚为中心，在中国、日本、印度、斯里兰卡和南非均设有主要子公司。
160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支舰队离开伍尔维奇
因为投资者可以购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所以它是世界上第一家上市公司。从投资者的角度而言，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所以具有投资吸引力，是因为它可以分摊风险。股票持有者可以将少许资金投入到许多不同的航海探险中，而非将所有资金都押注在一艘船上。
航海业有潜在的利润可图，但也极具风险。海盗、风暴和坏血病都有可能导致航行失败。股票价格可能突然变化。就像大多数现代投资者偏好广泛的股票投资组合一样，17世纪的投资者偏好将资金投向大公司。投资者还青睐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因为荷兰政府授予它代表荷兰在亚洲经营的特权。但是客户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该公司利用其市场地位，在其控制的航线上收取过高费用。
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如此，该公司的垄断地位使其能够铸造货币、组建军队、征收税款、进行刑事审判并从亚洲和非洲贩运奴隶。在当时被称为“香料群岛”的马鲁古群岛，
该公司与荷兰同行之间的冲突引发了四次英荷战争。在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多半不受约束。通过武力和与印度各地统治者缔结条约，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印度次大陆三分之二的土地——今天构成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地域。
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令人大为惊叹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世界。
美国革命之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被倾倒在波士顿港，其向中国出售鸦片而产生的冲突引发了鸦片战争。茶商托马斯·特宁和大学赞助人伊莱胡·耶鲁的职业生涯起步就是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该公司以贪污为由解雇了耶鲁，他的不义之财帮助他创办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耶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