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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会人格的概念并不新鲜。至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观察人类行为的人都对这种没有良知的现象进行了描述，并给这种问题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包括“不伴谵妄的躁狂症”（manie sans délire）、悖德症（moral insanity）、道德低能（moral imbecility）、精神病态性人格卑劣（psychopathic inferiority）、精神病态（psychopathy）和反社会人格（sociopathy）。在我的工作中，我使用“反社会人格”这个词，但这个词语和其他称呼（包括精神病态）之间没有普遍认可的区别。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精神病态者”有暴力倾向，而“反社会人格者”没有，但这个观念是不准确的。这两个词经常互换使用，都是指没有良知的人，但这个人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暴力倾向。以没有内疚感为核心特征的精神疾病，是现代精神病学发现的第一种人格障碍。1812年，被称为美国精神病学之父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在著作中提到过一些人，这些人似乎有着他所说的“道德功能变态”。1994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以下简称 DSM-IV ），也就是所谓的精神障碍的圣经， [1] 列出了一种“无视和侵犯他人权利的普遍模式”，这种问题与拉什提到的情况类似，并为之赋予了一个更中性的名称——“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根据新版（2013年）《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以下简称 DSM-5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以不遵守社会规范、欺骗、冲动、犯罪行为、缺乏懊悔之心的普遍模式为特征”，当出现以下七种“精神病态人格特质”中的三种或以上时，就可以做出诊断。
1.操纵欲： 经常使用欺骗手段来影响或控制他人；通过引诱、魅力、花言巧语或讨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2.欺骗性： 不诚实和欺诈；自我伪装；在叙述事件时夸大或捏造。
3.冷酷： 不关心他人的感受或问题；对于自身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消极、有害影响，不会感到内疚或懊悔；有攻击性；有施虐倾向。
4.敌意： 持续或频繁的愤怒感受；对轻微的冒犯和侮辱表现出愤怒或易激惹；做出卑鄙、下作或报复性行为。
5.不负责任： 无视或不履行财务或其他方面的义务或承诺；对协议和承诺缺乏尊重，也缺乏履行承诺的行动。
6.冲动性： 对即时的刺激立即做出反应；没有计划或不考虑后果就立即行动；难以制订和执行计划。
7.冒险： 不必要地、不顾后果地从事危险、有风险、有可能伤害自己的活动；容易无聊，会不加思考地采取行动，以打消无聊情绪；不关注自身的局限，不顾及自身的危险。
编写这种诊断描述的科学家试图从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行为来描述，而没有考虑内在状态与情绪，因为考虑后者需要诊断医生学会“读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出于这个原因，《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从未提及“良知”这个词（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人们认为涉及道德主题的概念在精神病学的命名法中没有一席之地）。相反，《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提到的是行为特征，比如冷酷和欺骗性，它们比“良知”或“良知的缺失”更容易观察。
反社会人格的欺骗行为（如“不诚实和欺诈”）往往会借助伶牙俐齿和表面上的诱惑力，这种口才和魅力让反社会人格者能够引诱他人（无论是在比喻意义上，还是在真实意义上）；还会利用自己容光焕发的气质与魅力，这种气质和魅力能让反社会人格者看上去比他周围的人更有趣。他比其他人更率真、更热情、更复杂、更性感、更诱人。反社会人格者的常用伎俩包括趋同行为（isopraxism），这是一种近乎催眠的行为。趋同行为，也叫反射性镜映（reflexive mirroring），指的是模仿他人的肢体语言、手势、音调、口音、用词、比喻、面部表情，甚至呼吸频率。这种行为经常自动出现在亲密朋友、恋人和调情的人之间。在通常情况下，双方都不会注意到趋同行为，这种行为往往会加深健康关系中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感和情感亲密度。
不幸的是，为了诱骗和操纵受害者进入明显不健康的关系，反社会人格者可以有意识地做出这种制造信任感的行为——同时，他还会不断夸张地奉承对方，并显得好像很关心受害者的兴趣与关注点。此外，反社会人格者在散发魅力的同时，有时还会大肆吹嘘自己，从而可能吸引“被迷住”的受害者，但从更客观的听者角度，他们的话可能听起来很奇怪，甚至很可笑（“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会意识到我有多特别”或“你知道，在接触了我之后，你就不会对其他男人满意了”）。
反社会人格者对兴奋和刺激的需求比正常人大得多，这种长期的需求往往导致他们在身体、经济和社交方面寻求令人震惊的风险。（“我们在飓风期间去海滩吧。”“我们为什么不把钱都投在这支高风险股票上呢？我知道它会暴涨！”“我们去参加上司的私人婚礼吧。你不想看看她脸上的表情吗？”）对于那些生活较为谨慎的人来说，这样的冒险起初可能有些刺激、很有吸引力，而反社会人格者很容易吸引别人和他们一起尝试危险的行为。对那些受良心约束的同伴造成伤害之后，他们却拒绝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而言，反社会人格者最出名的就是他们病态的谎言和欺骗，以及与爱人和“朋友”的寄生关系。他们尤其突出的特点是情感浅薄，他们所声称的任何情感都是空洞而短暂的，他们的冷酷也令人震惊。
当反社会人格者的操纵和冷酷行为（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还是违法行为）受到质疑时，他们很善于流下鳄鱼的眼泪，扮演受伤或脆弱的角色。事实上，我在《当良知沉睡》一书中所说的“苦情戏”（旨在利用正常人的同情与关怀倾向的行为），往往是非专业人士唯一能够看出来的、反社会人格的表现。如果反社会人格者的某些特别恶劣的行为被人发现，而且反复声称自己无辜却不起作用时，这种“苦情戏”通常就会出现。突然间，反社会人格者会声称他受了伤害，极度抑郁、悔恨异常，或者身体有病。当反社会人格者被揭穿后，他们采取的典型策略有三种：声称自己无辜（“我为什么要做那种事？”），然后演苦情戏（“我最近有自杀的念头，这种指控会把我逼到崩溃边缘的！”），最后，如果否认事实或苦情戏都不能搪塞过去，他们就会表现出令人震惊的、看似不合理的愤怒，包括威胁指控者：如果指控者不依不饶，他们就要伤害他。
尽管我们可能知道上述所有反社会人格的“症状”，但我们通常看不见反社会人格者。因为我们无法了解良知缺失所造成的巨大空洞，我们“看”不到，更不能了解可能就站在我们面前，甚至睡在我们身边的反社会人格者的真实本性。我们既看不出，也不能了解反社会人格者，而且我们普遍怀有一种信念：在内心深处，所有人都有良知。所以，我们在与那些毫无良知的人打交道时，几乎毫无胜算。
大多数反社会人格者看起来都不像坏人，这使得他们更加难以被识别。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
本人除外，反社会人格者看起来都不像查尔斯·曼森。反社会人格者的脸既不可怕，也不邪恶；他们看起来也不像疯子。他们不会躲在黑暗的角落，用威胁的声音讲话，或者非常愤怒。大多数反社会人格者的长相和声音都和我们一样。和我们一样，他们在教育程度、智力和天赋上差别很大。他们既可能从事报酬低微的工作，也可能位高权重，从事专业的工作，也可能从事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许多工作。他们可能是福利领取者或福利政策制定者，可能是工人或工厂老板，可能是学生、教师、艺术家、医生、律师、CEO，可能是我们在社会中能遇到的任何人。他们看上去和我们一样，似乎过着和我们一样的生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被警察追捕，不会被法庭审判，也不会被关进监狱。
与普遍看法大相径庭的是，大多数“悖德症患者”并不是杀人犯。反社会人格者会用无数种方式进行控制、操纵和破坏，但大多数做法都未升级到致命暴力的程度。嗜血似乎只是少数人的主要动机。对大多数人来说，有一层更有意义的考虑：没有良知的人和正常人一样，也不想进监狱，或者被判死刑；比起让爱人陷入财务危机、悄悄破坏同事的前途或者在一个脆弱的人心中留下永久的心理创伤，杀人更有可能被执法机构发现，并受到严厉的惩罚。没有内疚感的人缺乏限制自身行为的内在机制，但他们显然是精于算计的。如果可能出现严重的外部后果，他们可以、也经常会通过冷静的理智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免引起执法机构的注意。
反社会人格者做出肢体攻击行为时，通常会在家里，远离公众的视线。在多次虐待兄弟姐妹、老人、儿童和配偶的案例中，反社会人格者是最常见的施暴者。《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在“冷酷”这项描述中提到过这种倾向，“冷酷”中可能包括攻击性和虐待倾向。家庭暴力很少被起诉成功，也可能根本不会被起诉，所以从反社会人格者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的后果并不严重。
人们可能很容易认为，我们的监狱里充满了反社会人格者，但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因反社会行为而被捕入狱只是意外而非常事。研究反社会人格（以及反社会人格受害者）的研究者发现，反社会行为所涉及的罪行往往不在现行法律制度之内。平均而言，在美国只有20%的囚犯是反社会人格者。
[2]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20%的罪犯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长期罪犯，
[3]
有一半以上的最严重罪行（勒索、持械抢劫、绑架、最残忍的谋杀）都是由这些人犯下的，他们的罪行还包括危害国家罪（叛国、间谍、恐怖主义）。尽管如此，监狱中的反社会人格者只占两成。反社会人格者即使真的违反了法律，往往也能通过假装的情绪和表演来欺骗和操纵法官与假释委员会。
[4]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斯蒂芬·波特（Stephen Porter）称反社会人格者的表演为“奥斯卡奖级别的”。
波特博士的研究表明，反社会人格者进入惩教系统的速度相对较快，提前释放的概率也是非反社会罪犯的两倍多。
没有什么人比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更善于欺骗和操纵他人了，但他们看上去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我曾无数次问过曾经的受害者，他们早先是否怀疑过自己被骗了，几乎所有人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一开始，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对别人说的话很感兴趣，是一个很会恭维别人的人。他们没看到危险的信号。在受到伤害之前，他们毫不怀疑此人，许多人在受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如此。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教授是心理学量表“罗伯特·黑尔反社会人格检查表”（Robert Hare's Psychopathy Checklist）的作者，该量表的修订版（PCL-R）被公认为全球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的标准诊断工具。上面的监狱统计数据就出自黑尔教授的研究。黑尔毫不掩饰地这样描述他的研究对象：“每个人，包括专家，都可能被他们蒙蔽、操纵、欺骗，被他们弄得晕头转向。一个‘好’的精神病态者，能在任何人的心弦上演奏一首协奏曲……最好的防御方法就是了解这些人形掠食者的本性。”
他们的伪装可能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他们对猫捉老鼠的游戏、支配和控制的痴迷是我们难以理解的。大多数人都是正派的。我们想要的，主要是尽可能幸福、平静地生活，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看着孩子长大，并且希望他们能有机会也过上同样的生活。虽然我们都有自私的时候，但总的来说，我们会努力工作，做出很多牺牲，以保全我们所爱之人的幸福，并从我们的工作与活动中获得意义。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并不认为生活本身是一场游戏。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是需要认真、努力的，生活最好的回报就是爱和人际联结。当你发现并非所有人都有爱的能力，并非所有人都有良知，有一小撮没有良知的人造成了人类最多的痛苦时，你可能会感到困惑，甚至会震惊。
在我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不理解（实际上，是不愿理解），没有良知从本质上讲是天生的、不变的。因此，这样的人对关怀（甚至理性）的诉求、对道德关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正式的法律制度都不以为意。我们尤其忽略了这一事实：心理上的否认，包括我们将邪恶视为实体事物或外部力量的倾向，都使得反社会人格的问题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滋生蔓延。
我们可以了解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问题的答案，从而加深对于反社会人格的理解：那些看似完全不同的无良者有什么共同之处？诈骗他人钱财的冒牌投资者和可怕的连环杀人犯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还有，臭名昭著的骗子、连环杀人犯，与我们社会中那些无数被视为正常人（或办公室恶霸和家庭暴君）、没有新闻价值的反社会人格者有什么共同之处？正如你开始发现的那样，答案就是反社会人格者心中的冰冷、无情的空洞。无论这些个体有哪些令人迷惑的差异，你都会在下一章发现，这个空洞会造成哪些心理特征。
将“邪恶”理解成一种心理和神经上的缺陷，可能会让你的思维模式突然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也许还会令人震惊。“看”不到反社会人格会让我们变得脆弱、恐惧；相反，知道反社会人格的空洞在现实世界中的样子，能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晰，能够开始用理性、人道和有效的方式应对那些无情的人，而不会惊慌、怀恨在心或有迷信观念。在接下来的四章里，我会讨论四种反社会人格者：①你的孩子；②你的同事或者必须用专业态度去应对的人；③在法庭上与你争夺孩子监护权的对手；④对你实施肢体暴力或通过网络霸凌你的人。在讨论完这些类别之后，我又用一章内容涵盖了保护自己的十项指导原则。
遇到反社会人格者时，最关键也最具挑战性的原则，就是罗伯特·黑尔教授提倡的一般性原则：要打败反社会人格者，你就必须了解“人形掠食者”的本性。我希望下面的内容能让你清晰地了解他们的本性，这样你就可以保护自己免受他们的伤害，满足你用新的方式“看清”这些人的需求，帮助你不再感到那么疯狂和孤独。
在下一章中，我会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你对“邪恶”的意思的思考方式，以及你对坏人、好人，甚至整体人类的看法。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些慈爱父母的叙述，他们正在努力应对他们“心中空空如也”的孩子——他们的儿女与我们数世纪以来对人性的看法截然相反，这些孩子生来就没有爱的能力。
对于父母来说，为了抚养一个永远都不会爱任何人，甚至连父母都不会爱的孩子，他们能从道德和人道的角度做些什么呢？为了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深入了解“反社会人格者在年幼时是什么样”这个争议性话题，我们来看看超级风暴“桑迪”袭击纽约后的一个早晨，一个名叫塞拉斯的男孩的故事。
[1]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要想了解对《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发展历程的全面批判，见Gary Greenberg， The Book of Woe ： The DSM and the Unmaking of Psychiatry （New York：Plume，2013），and my review of that book，“The Pernicious Politics of the DSM-V，” The New Republic ，May 8，2013。
[2] See R. Hare，K. Strachan，and A. Forth，“Psychopathy and Crime：A Review，”in Clinical Approaches to Mentally Disordered Offenders ，ed. Kevin Howells and Clive Hollin（New York：Wiley，1993）; and S. Hart and R. Hare，“Psychopathy：Assessment and Association with Criminal Conduct，”in Handbook of Antisocial Behavior ，ed. D. Stoff，J. Breiling，and J. Maser（New York：Wiley，1997）.
[3] S. A. Mednick，L. Kirkegaard-Sorense，B. Hutchings，et al.（1977），“An example of biosocial interaction research：The interplay of socioenvironmental and individual factors in the etiology of criminal behavior，”in Biosocial Bases of Criminal Behavior ，ed. Sarnoff A. Mednick and Karl O. Christiansen（New York：Gardner Press，1978）.
[4] S. Porter，M. Woodworth，and A. R. Birt（2000），“Truth，lies，and videotape：An investigation of the ability of federal parole officers to detect deception，”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4（6）：643-58.
我很难相信我生下的漂亮孩子与我那怪物一样的大儿子竟然是同一个人。
——一位来自田纳西州的母亲
什么样的小女孩会从看到父母哭泣中获得极大的乐趣？
——一位来自多伦多的父亲
11 岁的塞拉斯觉得他母亲是个傻瓜，因为她没有赶在超级风暴“桑迪”到达斯塔滕岛之前带他们前往避难所。从另一角度来说，他很高兴，因为终于发生了一件不那么无聊的事情。在漆黑的房间里，他在杂乱的单人床上坐了整整一夜，听着暴风雨的声音。米德兰海滩离这里只有一英里远，海浪和风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有一列巨大的货运火车直奔房子而来。墙壁在颤抖，他甚至能感觉到墙壁的动静，随着每次风浪逐渐增强，塞拉斯都会大声说道：“太棒了！”此时，暴风雨渐渐开始平息，他想到了外面那些可能刚刚死去的人：“这可真是太有趣了。”
一丝微弱的阳光透过了母亲贴在窗户上的胶带，塞拉斯决定行动起来。他想，他得早点出门，赶在其余邻居鼓起勇气出门之前，赶在大多数救援人员到达海滩之前。在夜里，他就把这一切都盘算好了。他会穿上雨靴和带兜帽的黄外套，还要带上一个母亲放在厨房水槽下面的黑色大垃圾袋。
此时，他穿过门厅，向厨房走去，经过了母亲的卧室，看见她还在屋里，房门是关着的。她不会阻止他出门的。她早就不再和他争执了，更别说试图控制他了。塞拉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知道，母亲决定不去避难所，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害怕他会在众人面前做出“可耻”的事情。事实上，这样做太容易激怒她，甚至已经没意思了。至于他的父亲——两年前就离开了，主要是因为应付不了塞拉斯。
塞拉斯的母亲在卧室里，她并没有睡着。听到门厅里有脚步声，她打开了卧室的门，焦急地听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朝厨房走去，右手指尖沿着墙壁滑动，仿佛是为了保持平衡。当她到厨房的时候，塞拉斯正在从盒子里拿出一个塑料垃圾袋。
“你在做什么？”她问。
“不关你的事。”他答道。
他把垃圾袋塞进外套的口袋里，看也不看母亲一眼，打开被雨水冲得干干净净的厨房门，走了出去——母亲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黎明。她尽量不去想这个念头，但她控制不住自己：如果他再也回不来了，她会有什么感觉？说实话，她并不知道，这种内疚感紧紧地挤压着她的肺部。她几乎总是感到羞耻和恐慌，她已经不记得上次能深吸一口气是什么时候了。
塞拉斯走下屋后的楼梯，吃力地蹚过积水，来到了像沼泽一样的前院。很明显，最糟糕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了，但铅灰色的天空仍带着令他满意的不祥之感。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他的房子侥幸逃过了一劫。街对面的大部分房屋都被严重损毁。其中一座房子失去了整个屋顶——被干净利落地砍头了。“太棒了！”他低声自言自语道。他戴上兜帽，走到马路上，在那里蹚过积水要容易一些。他走向通往海滩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那里，道路还没有完全浸在水里，柏油马路上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小螃蟹，显得很不搭调。他停住脚步，用雨靴把螃蟹翻了过来，想看看它会有什么反应，但螃蟹只是躺在那里，露出土黄色的腹部，挥舞着一只钳子。他用脚后跟踩住螃蟹的肚子，直到它发出一声轻微的嘎吱声，然后他继续沿着道路朝海岸走去。他走到附近的游乐场，看到一艘船停在秋千前面——一条真正的海船。这番景象让他大笑出来。
游乐场那片区域看上去就像被轰炸了一样。很多房子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下地基的残余。他甚至不知道从何找起。死人会在哪儿呢？他正想着，就看到了离他最近的锯齿状灰色地基（房子已经不知去向）里有某件鲜红色的东西。他避开四周断裂的电线和电缆，爬过一堵低矮的煤渣砖墙，进入了那个曾经有人有物的可悲长方形区域。他的膝盖下方都淹没在水里，天知道水里还有什么。夹在两块地板碎片之间的红色物体，原来是大红狗克里弗的毛绒玩具。他把玩具拽出来，打量了淋湿的克里弗一会儿，决定把它放进垃圾袋里——虽然不是钱，但还算不错。
再往大海那边去一点儿，还有几座房子，不知何故，没有被风吹得完全脱离地基。其中一座房子看上去好像是被什么东西从中间劈了个对半，整个右边部分都歪了。在房子的裂口那里，有一个足够大的缺口，能让塞拉斯11岁的身体挤过去。在没有歪掉的那部分房子里，东西乱糟糟、湿漉漉的，但内部的墙壁看起来完好无损，令人惊讶。这家人一定是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就离开了，因为这里没有尸体。他四处寻找可能感兴趣的东西。在一间卧室的地板上，他发现了三条闪闪发光的项链和一枚戒指，于是把它们扔进了垃圾袋里，但房子里的其他东西看起来都不值钱，尤其是所有电子设备都湿透了。翻遍了厨房的橱柜，他确实发现了一包不错的奥利奥饼干，也放进了垃圾袋里。在厨房的一个抽屉里，他发现了一个几乎没湿的文件夹，里面装满了一个小男孩生日聚会的照片。他翻了翻照片，发现所有聚会都是在这间房子里举办的。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妈妈爸爸看到这些照片保存下来会很高兴，他想，然后冷笑着把照片扔进了地板中间的一摊浑水里。
他想，在太多的救援人员和警察出现之前，他可能还有时间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于是爬出了被劈成两半的房子。就在不远处，有一座大一点儿的房子，看起来很不错。环绕房子四周的门廊都脱落了，所以他不得不从摇晃的门廊和墙面上的一个巨大缺口之间的木板上走过去。即便是对他来说，这里也有点儿危险，但他成功了。这次他先检查了厨房。他立即注意到，在暴风雨过后，有一个手电筒和一盒蜡烛不知为何留在了厨房的桌子上。他敢肯定，昨晚有人待在这所房子里，而且不管那人是谁，都料到了会停电。也许那个人还在这儿。
“喂！有人吗？”他叫道。
没人回答。
他需要回想起来：当他那可笑的母亲决定留下来的时候，她做了什么来应对风暴？她在窗户上贴了胶带，把手电筒拿出来了——然后去地下室关掉了燃气。他环顾厨房，看到一扇开着的门，通往一截楼梯，于是他拿起手电筒，开始朝下走去。他看到下面有什么东西在手电筒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走到楼梯底部时，地窖里的积水已经淹到了他的腰部。他用手电筒照了一下四周，看到一具尸体，脸朝下漂浮在水面下。死者的头发是白的。也许是某个没用的老头，他应该在暴风雨来之前离开这里的。塞拉斯蹚水来到尸体旁边，在他身下摸他的裤子口袋。第一个口袋是空的，但毫无疑问，第二个口袋里有个钱包。塞拉斯掏出钱包，放在手电筒的光线下。里面有一些粘在一起的照片，一张信用卡，还有两张100美元的钞票。真棒！
他想留下来再盯着那个淹死的人看一会儿，但他知道自己得抓紧时间了。他盯着尸体看了很久，然后爬回厨房，找回了他的大塑料袋。他把湿透了的钱包和其他东西放在一起，迅速环顾了一下房子里的其他地方，但没有什么可看的，只有很多书。就在他打算离开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堆CD，最上面的一张写着“马友友”。他觉得这张CD很有意思，于是把它和其他东西一起放在袋子里，郑重其事地拉紧了拉绳。外面有手电筒的光，有人蹚着水在四周走来走去。他肯定不想被抓住，而且他又饿又冷，浑身湿透，所以他把兜帽拉低，遮住脸，朝家走去。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再次回到了卧室里，房门紧闭。他回到房间，换上干衣服，从袋子里掏出钱包，把信用卡和两百美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他拿出奥利奥，从包装袋里取出十来个，整齐地摞在床上。然后他开始大快朵颐，把每个饼干都拧开，先吃夹心，就像其他孩子一样。
三天后，他母亲溜进了他的房间。如果被塞拉斯发现了，她就会说她在打扫卫生，但实际上她是在找暴风雨后的早上塞拉斯拿走的垃圾袋。他去干什么了？她在衣柜里发现了那个袋子，藏在一件脏衬衫下面。她在袋子里发现了湿漉漉的大红狗克里弗——已经开始发霉了，还找到了一包打开的奥利奥、一张古典音乐CD，还有一些看起来像真货的金首饰。袋子里还有些别的东西。她把手伸到袋子底部，掏出来一个卷曲僵硬的皮革钱包。里面没有钱，只有一些被毁掉的照片。过了一会儿，她想到了钱包可能来自哪里，她把钱包扔到地板上，就好像它是一只毒蜘蛛。她浑身颤抖，喘不过气来，她坐在塞拉斯的小床上，双手捂着脸，为她迷失的孩子哭了起来。
塞拉斯，11岁，天不怕地不怕，既残忍又喜欢偷窃，他情感冷漠，没有爱的能力。他绝不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的故事几乎让人难以相信。但事实上，像塞拉斯这样的孩子的确存在于现实世界。
儿童的天真对成年人来说极为重要。孩子会自发地爱着我们，没有我们在生活中形成的坚硬棱角。他们可以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教会我们在焦虑的伪装下隐藏成年的自我之前，我们也曾这样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小孩子几乎不懂欺骗：他们会因为挫折、痛苦和真正的需要而哭泣，只会在真正高兴的时候才发笑，而且他们经常很高兴。他们对需求、快乐和惊奇的直接体验，以及别无用心地去爱的能力（这就像一个奇迹），体现了某些我们最珍视的理念：生而为人的意义。
得知并非所有孩子都是纯真的，可能会让人产生某种存在主义式的恐惧，甚至产生恐惧的生理反应。我在真实生活中第一次了解不纯真的孩子的经历，真是让我不寒而栗。当时，我还是一名在心理诊所工作的年轻研究生，轮到我去给一名12岁的强奸犯进行入院评估了。就在那天，到了一对一面谈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焦虑，还有让人很不舒服的愿望——我不想见那个等着我的人，我对这个案例在知识上的兴趣已经没那么大了。我静下心来，走进接待室。我看到的场景让我大吃一惊：他只是一个12岁的男孩。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小，是个瘦骨嶙峋的孩子，一件很大的毛衣领子从他的脖子上耷拉下来，这件毛衣可能是他母亲让他穿的。他浅棕色的头发垂到脸上，头发后面的蓝眼睛看上去很无聊，就像在满是大人的候诊室里的孩子的眼睛一样。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吓人，我相信如果他很吓人，我会感觉更安全。
我知道，大约一个月前，这个看上去正常的男孩藏在他妹妹的卧室里，强奸了她。他母亲踢开锁着的门，发现她12岁的儿子正压在尖叫的6岁女儿身上。此刻，他坐在候诊室里，陪伴他的是他的家人，他们在等待的时候紧紧地挨在一起：这个男孩、他疲惫的父母，还有他6岁的妹妹——这个女孩紧紧地抓住母亲，似乎想爬到她膝盖上。
我带着这个男孩进入了个体诊疗室，他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仍然是一副无聊的样子。对于我的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即便对于他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也是如此。
我问：“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到这儿来吗？”
“知道。”他说。
我希望他能多说一些，于是问道：“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他说：“因为我做的事。”
“你做了什么？”
“我猜我伤害了我的妹妹，或者是这一类的事情。”
“你伤害了你的妹妹？你对此感到难过吗？”
他环视了一下这个小房间，没发现什么感兴趣的东西，就回过头看着我。
“当然。”他说。
我其余的问题都得到了类似的回答，虽然他的话都很得体，但无法令人信服。除了资料表上已经记录的事实之外，我对他几乎没有了解到更多的东西。和他坐在一起的30分钟里，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暴力倾向，也没做出其他明显令人不安的行为。然而，奇怪的是，他似乎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也不害怕自己的处境，甚至对我的问题也不感到尴尬。事实上，他一点儿情绪也没有流露出来。唯一有情绪反应的人是我，而我的反应很不同寻常：我是个成年人，在那个场合下是权威，而他身材矮小，也很顺从，但和这个孩子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我却感到焦虑。当我告诉他可以回候诊室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很快，感到有些头晕。
他是在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和家事法庭的命令下来接受治疗的。我的职责只是给他分配一个合适的治疗师。我把他转介给了一位心理学家，这位心理学家经常治疗法院强制要求治疗的患者。在那次短暂的会面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男孩。多年以来，我也见过其他有着同样令人不安的过去的孩子，但在他们所有人当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个男孩。也许因为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儿童强奸犯，也可能因为他父母悲伤而疲惫的面容——他们的眼睛失去了笑意和活力，让我无法忘怀。我知道他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那时，他们的儿子还是个小男孩，小到可以强行带他去看心理治疗师。再往后，他会长得很高、很壮，父母就再也无法强迫他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了。我想，也许就在我遇见他的那天不久之后，他就会开始随心所欲地做事了——无论是什么事，都会破坏他的家庭，严重地伤害其他人的生命。
我只是和他相处了半个小时，就感到很紧张。那么他的父母呢，那两个永远也摆脱不了他的人又会怎样？他们最后会因为儿子的冷血而自责吗？当他们知道自己和这个孩子的命运永远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又是如何应对的呢？父母的爱能经受多少恐惧和羞耻的考验？作为一个完全没有内疚感的孩子的父母，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下面这封信是一个绝望的父亲给我写的。
我有个儿子被诊断出反社会人格了。他才18岁，过去的5年就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他转了5次学（其中还有一所军事化学校、几所暑期学校），才从高中毕业。他非常暴力，深陷毒瘾，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恶毒的人。他从不承认错误，对任何事都毫不后悔。
他上学的时候，我要和警察打交道，还得处理他被学校开除、突然的暴力行为、戒毒中心的事务，还有他所做的一切其他事情。我的问题是，我得应付可怕的记忆闪回，我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也难以承受那种内疚感：我让这种情况持续了那么长时间。我试过心理咨询，但咨询师似乎不能明白这种问题有多糟糕。
我想让妻子、小儿子和我自己的生活重回正轨。我也想原谅（我的大儿子），但我现在做不到。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最后会进监狱，而我也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下面还有一段相似的描述。
我儿子很聪明，但他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阴暗的地方。我是在他上高中的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和他打交道的人都很痛苦。他口中最好的朋友上吊自杀了。每次和其他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他都会反复殴打其中的一人或几人。有一天，他把一个滚烫的熨斗放在了他六岁妹妹的脖子上。我们不得不送她去医院。这种事总是接连不断。
在这两个简短的故事里，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没有内疚感的孩子有许多共同特征。
❖ 在学校里麻烦不断
❖ 暴力
❖ 与毒品相关的问题
❖ 可恶（“恶毒”）
❖ 拒绝承担责任
❖ 没有懊悔之心
❖ 有很明显的魅力
❖ 善于操纵他人
❖ 破坏他人的生活
❖ 攻击兄弟姐妹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对父母的严重影响。
❖ 疲惫
❖ 创伤反应（有时伴有记忆闪回）
❖ 困惑
❖ 自责与内疚
❖ 孤立感，甚至在接受心理咨询的情况下依然如此
❖ 家庭破裂
❖ 害怕未来
下面这位母亲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揭示了无内疚感的孩子的父母经常要面临的另一种难以想象的情况。
在我外甥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在我妹妹的请求下收留了她。她告诉我，这个孩子的出生是个意外，她还没有准备好照顾孩子。最重要的是，她担心自己的丈夫会成为什么样的父亲。我的妹夫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酒鬼，但我妹妹似乎摆脱不了他。我们很快就将养子视为己出，他成了我们和女儿的家人，我们也尽了最大努力为他提供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然而，当我们意识到他撒谎成性的时候，他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他会试图让我们同情他，假装他被别人伤害或欺负了。后来他开始偷我女儿的东西，面对质问时总是矢口否认。我们必须时刻监视他的行为。他似乎总是一副好像要打人的样子，我开始担心我家人的安全了。我们会锁上卧室的门，不让他偷我们的东西，在夜里也会锁门，害怕他会在我们睡觉时伤害我们。
有些家庭成员会在晚上锁上卧室的门，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一个孩子会伤害他们，这种事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令人震惊；然而，没有内疚感的孩子对家人暴力相向，甚至谋杀家人的事情并不罕见。通常，这种行为针对的是最小、最脆弱的家庭成员。
我不愿相信我的儿子，我的亲骨肉，会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任何教养方式都无法阻止他对我的家庭造成如此大的破坏。比罗伯特小五岁的辛迪出生时，我几乎感到了后悔。并非我不爱她，而是因为罗伯特对她做的事情。当罗伯特开始猥亵辛迪的时候，她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我们在她手臂上发现了无法解释的烧伤，在她腿上也发现了瘀青。我们尽量保持警惕，但这依然不够。
然后那件事发生了。当时辛迪只有两岁，走路对她来说仍然是一项新的成就。我们装了一扇门，挡住了通往地下室的入口，这样她就不会从楼梯上摔下来了。我放松了几分钟的警惕，到卧室里去叠衣服。我以为罗伯特在外面玩呢。然后我听到有什么东西从楼梯上摔了下去，撞击声一声又一声地传来。我冲向地下室，看到女儿躺在下面，她的身体蜷缩着，毫无生气地躺在水泥地板上。我一抬头，看见罗伯特站在楼梯口，既不惊讶也不震惊。他耸了耸肩，跟我说辛迪一定是弄明白怎么开门了。我们心里很清楚，他杀了我们可爱的女儿。
很多时候，轻描淡写、令人困惑的精神病学术语并没有很好地为像罗伯特这种可怕孩子的父母服务。在罗伯特让她的妹妹摔死之后，他母亲就开始说他是个反社会人格者，她为什么会这样想他，对于任何了解她的故事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清楚的。然而，严格来说，在目前的精神疾病诊断系统中，一个7岁的孩子是不会得到这种诊断的。美国精神医学学会认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诊断只适用于成年人。对于18岁以下的患者，DSM-5要求临床医生将其划分为一个单独的类别，叫作“品行障碍”，这个标签可能会混淆而不是澄清对这类患者的理解。这种障碍的特点是持续地违反社会规范和侵犯他人。其症状包括破坏性、撒谎、逃学、损坏公物、偷窃、虐杀动物、言语和身体攻击、对人的残忍和伤害行为，以及缺乏内疚与懊悔。
如果你的孩子被贴上了“品行障碍”的标签，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你需要了解大多数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对于这种诊断复杂而令人困惑的看法。《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将以下14种行为列为可观察的症状。
❖ 经常霸凌、威胁或恐吓他人
❖ 经常挑起肢体冲突
❖ 使用过能给他人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武器（如球棒、砖头、破瓶子、刀、枪）
❖ 对他人进行过身体虐待
❖ 对动物进行过身体虐待
❖ 曾当着受害者的面窃取财物（如抢劫、抢钱包、勒索、持械抢劫）
❖ 蓄意纵火，意图造成严重损害
❖ 故意毁坏他人财物（除放火外）
❖ 闯进别人的房子、建筑物或车辆
❖ 经常撒谎以获得物品、好处，或逃避义务（即“蒙骗”他人）
❖ 偷过价值不菲的物品，但没有当着受害者的面（如在商店行窃，但没有强行闯入商店；或者伪造文书）
❖ 在13岁前就开始经常不顾父母的禁止在外过夜
❖ 曾至少两次从父母家或代理父母家出走、夜不归宿（或者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
❖ 在13岁前就开始经常逃学
如果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表现出上述哪怕一种“重大不当行为”，就可以被诊断为品行障碍（“童年发作型”）。 [1] 如果一个10岁以上的孩子在过去的12个月里表现出三种或三种以上这类行为，并且在过去的6个月内被观察到至少一种行为，则可以考虑做出诊断（“青春期发作型”）。换言之，在诊断年龄较大的儿童或青少年时，临床医生要寻找明确的极端不当行为模式。一个小孩拽狗的尾巴，一个青少年经常违反回家的时间限制，或者一个青少年经常生气，有时还和父母顶嘴，都不是明确的极端不当行为模式，完全不属于品行障碍的极端范畴。
将品行障碍和反社会人格视为两种不同的障碍，对父母并没有帮助——对临床医生也是如此。后者可以肯定地说，反社会人格并不会突然在一个人18岁生日那天冒出来。不幸的是，善良的专业人士不希望给任何孩子贴上如此不祥的诊断标签，哪怕这个标签是正确的，也会伴随着这个孩子的未来。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品行障碍看起来非常像反社会人格，除了一些特定行为（尤其是与逃学和无视父母禁令有关的行为）更像是儿童和青少年的，不像是成年人的。反社会人格与品行障碍的主要心理特征都是缺乏与年龄相符的良知，两种问题都是通过评估由这种核心缺陷所导致的病理行为来诊断的。
此外，有纵向研究表明，至少60%被诊断出“青春期发作型”品行障碍（10岁后确诊）的个体，在成年后会继续表现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2] 在10岁前被诊断出品行障碍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反社会人格的成年人。事实上，为了对一个成年人做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正式诊断，我们必须有证据表明他过去患有品行障碍，而且这种障碍必须在这个人到15岁之前就出现。（换言之，一个人必定是从小就有某些问题，才能在成年后被诊断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在被诊断出“青春期发作型”品行障碍的年轻人中，有一些人的反社会行为在青春期后会大幅减少，甚至完全消失，这意味着这一小部分人（在青春期首次被确诊的人中约占40%）在成年后没有被诊断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未来也许我们会发现，被我们诊断出品行障碍的一些青少年，所患的是另一些完全不同的障碍，这些障碍源于青春期困难阶段内变化多端的环境与发展性压力，而不是源于永久性的核心缺陷。如果我们能改进品行障碍的诊断，把在困难环境下“发泄”的青少年，或者对贫穷和暴力等极端压力做出反应的青少年排除在外，那么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也许就能够消除反社会人格与“真正”品行障碍之间的界限了。
与此同时，研究者发现了很可能决定品行障碍患儿最终是否会成为成年反社会人格者的因素。不出所料，这项研究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无法建立情感联结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能通过冷酷和冷漠的人际交往风格，在更为泛化的品行障碍诊断中找出反社会、攻击性强的儿童。新奥尔良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弗里克（Paul Frick）与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神经学家斯图尔特·怀特（Stuart White）在一篇对该研究的详细评述中指出：“冷酷-冷漠特质（如缺乏内疚、缺乏共情、冷酷利用他人）似乎在童年期和青春期都相对稳定，我们通过这种特质能区分出一类青少年，他们有着特别严重的、攻击性强的、稳定的反社会行为模式。此外，与其他反社会青少年相比，具有冷酷-冷漠特质的反社会青少年会表现出许多明显的情绪、认知和人格特征。” [3] 这些特征包括较低的整体焦虑、对惩罚性的信息反应异常和对他人痛苦的信息反应较弱。
尽管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完善我们对冷酷-冷漠个体的理解，弗里克和其他专家坚持认为，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应该将“具有显著冷酷-冷漠特质”这句话列为品行障碍诊断下的一个子类别中的“详细说明”。 [4] 2012年，英国《皇家医学会杂志》（ Journal of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的一篇报告中的发现， [5] 凸显了增添这个详细说明的必要性。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具有冷酷-冷漠特质的儿童来说，他们的反社会行为可能与他们的遗传因素有某种关联，而这种遗传因素在没有这一特质的品行障碍患儿身上则不存在。现在，我们认为这种冷酷-冷漠问题的遗传因素与大脑发育异常有关。
儿童品行障碍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病理性机能所导致的。大约50%的风险因素是神经与遗传因素，大约50%是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包括产妇营养不良；早期接触过铅或其他有毒物质； [6] 家庭成员参与反社会行为；儿童虐待；最值得注意的是推崇和奖励强势个人主义，用力量压制他人，残酷的竞争策略，以及“获胜”的文化。
儿童虐待几乎对儿童身心功能的各个方面都有严重的消极影响。然而，说儿童虐待是品行障碍的原因是不准确的；更确切地说，虐待是众多可能因素中的一种。1994年，有一项发表的研究将受过虐待和忽视的儿童与未受过伤害的儿童进行比较，并追踪到了成年。 [7] 总共有694人在成年时接受了评估，研究者发现，与未受虐待的研究对象相比，在童年期遭受过虐待和忽视的研究对象中，符合研究中反社会人格标准的人明显更多（分别为7.1%与13.5%）。但是，从不同角度来看，这些结果意味着86.5%的受虐待儿童在长大后没有成为反社会人格者，而对照组的儿童中，有7.1%的人尽管没有受过虐待，却成了反社会人格者。换言之，童年虐待既不是反社会人格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这对于品行障碍患儿的父母来说，是一条至关重要的信息。这些父母不但要遭受其他折磨，还经常被误认为是虐待孩子的人。认为这些父母一定有虐待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观点。而且，正如一位母亲写给我的信中所说：“人们经常指责这些父母创造了反社会人格者。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和这些人生活中的其他人一样，都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