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塞拉斯

冷酷、精于算计的孩子当然不符合我们对于童真的预期。这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话题，所以对我们所有人（包括心理健康专家在内）来说，都必须清楚地记住，后来“变成”反社会人格者的品行障碍患儿的内心并没有被“邪恶”填满，也没有被“邪恶”附身。更确切地说，他们有一种严重的缺陷：他们的神经导致他们无法体验爱与良知。如果我们能鼓起勇气、擦亮眼睛，看清这些没有良知的孩子，就能更有效地（也许还能更有同情心地）应对他们，应对他们的问题所导致的破坏性行为。

不幸的是，心理健康专家只给了这些孩子的父母一个委婉的、有误导性的标签：品行障碍。这些父母被孤零零地留在了一个可怕的境地：只有一个临时的、拐弯抹角的标签，却几乎没有什么解释，得到的有益建议就更少了。

想象一下，塞拉斯伤心的母亲得知，塞拉斯在超级风暴桑迪带来死亡和毁灭之后，曾搜刮过他们的社区，她终于鼓起勇气去为他寻求精神病学诊断。她迫切地想找出一些答案，任何答案都行——一个解释或者一个明确的标签，好让她能理解她的孩子奇怪而可怕的行为。她知道塞拉斯出了严重的问题，她想从她咨询的专家那里得到的帮助仅仅是安慰。她想要的是真相。

经过专业的评估，塞拉斯的母亲可能会被告知，他患有品行障碍。医生会向她解释病情，她也会同意塞拉斯有医生列出的许多行为症状。（她非常清楚塞拉斯善于操纵他人、撒谎，对人和动物都很残忍，而且从来不会表现出懊悔。）但医生不会告诉这个母亲，塞拉斯可能是个年幼的反社会人格者，不能给他成年人的诊断。更糟糕的是， DSM-5 中还没有“冷酷-冷漠”这一区分标准，这使得这个苦苦挣扎的母亲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来衡量儿子的情感缺陷。

就算有人告诉塞拉斯的母亲，她儿子是个反社会人格者，这一事实也只有在他成年后才会揭晓，而他身后会留下一连串斑斑劣迹。许多品行障碍患儿（尤其是童年发作型）的父母都觉得他们要失去理智了。在两岁的时候，冷酷-冷漠的儿童就可能开始表现出一些气质问题，比如多动、冲动、易激惹、依恋关系不良。随着这些问题的恶化，父母（即使是怀着善意的正常父母）往往会陷入一个加速的恶性循环。随着孩子越来越不听话，疲惫的父母要么屈服于孩子，要么加大惩罚力度。如果父母屈服了，孩子的坏行为就会得到奖励和强化。如果父母体罚孩子，就会成为攻击行为的榜样，孩子很快就会开始表现自己的攻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在这方面远超父母。这样一来，品行障碍患儿的父母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于是他们常常变得焦虑、羞耻、抑郁和绝望。

由于担心酿成公共事件，父母不愿意离开家，逐渐与社会隔离开来。这种孤立几乎总是会加深他们的抑郁和羞耻感。父母身心功能的恶化意味着家里的其他孩子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无论在门上装了多少锁来防止肢体暴力，他们都可能会发展出自己的心理问题。

在以后的生活中，许多无情的孩子将学会如何在社交上孤立他们的受害者，然后让受害者相信自己疯了。早在这个时刻来临之前，我们就通过隐瞒重要信息，放任了品行障碍患儿对他们的家人做这件事情。如果向父母强调事实，即真正的品行障碍不仅仅是品行的障碍，而是良知的障碍，可能会在一开始带来痛苦，但最终会让照料者把问题看得更清楚，并大大缓解照料者的困境。

我希望，阅读这里提供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让人难以接受），能给那些独自面对孩子的疯狂问题、日益怀疑自身理智的父母带来一些领悟与宽慰。让父母为未来做好准备尤其重要，因为没有良知的孩子到了18岁不会洗心革面，变得不再令人害怕，不再给人带来负担。相反，他们的行为只会变得更复杂，对家庭的破坏性更强。反社会人格者在成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父母依然抱着孩子会“变好”的希望，但孩子给父母的“报答”则是无休止的混乱、压抑与噩梦，让父母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错的。这些真实的噩梦往往会在某一件事或一系列事件中达到高潮，令人胆战心惊，以至于父母会意识到，他们要么要把自己的生活与成年孩子的生活分隔开，要么接受自己一生都会不断忍受惊恐与痛心。不幸的是，他们还会面临一个现实：与自己的孩子完全分离，哪怕这个孩子毫无良知，也会在父母心中造成永远的痛。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任何父母都不该做这个决定。不堪重负的挑战还不止于此，在反社会人格者搬出（或被赶出）家后，父母还必须设法挽救自己余下的日子，继续保护其他的孩子。

每当我想到那些其他的孩子（也就是反社会人格者的兄弟姐妹，他们一生都处在危险之中），我就会想起下面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新闻价值，还没有人去世（目前如此），也没有人进监狱。其中描述的一些残酷行为甚至可能都不违法。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个故事特别让人难以释怀。

我21岁的儿子弗兰克是个盲人，我为他如何应对失明而感到骄傲。他能在家里来去自如，甚至还会弹钢琴。但此时此刻，我或他父亲的任何赞扬或支持都无法抵消他对我们的蔑视。他的姐姐吉娜让他和自己的父母反目成仇了。在过去的几年里，她一直很照顾弗兰克，就是为了赢得他的好感。但她给弗兰克灌输了无数关于他父亲和我的谎言。外人可能会以为她是个好姐姐，但那只是因为她用有礼貌的行为愚弄他们。他们看不见她邪恶的本性。没有人会相信她曾把隔壁的小男孩锁在我们汽车的后备箱里。她利用弗兰克的失明来控制和嘲笑他。一天，她给弗兰克穿上了一件白衬衫，上面写满了脏话，然后带他出去购物。当一名警察走近弗兰克询问他时，吉娜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不知怎么还让弗兰克以为是我们在他的衬衫上写了字。我们厌恶地看着吉娜和警察调情。当我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的时候，警察显然很怀疑我。有一次，吉娜带弗兰克进城，说他们要去音乐会，却把他扔在了火车站。弗兰克有手机，也知道该怎么用，但吉娜确保他的手机没电了。弗兰克为这事怪我们。

控制弗兰克就像吉娜的全职工作一样。尽管她在大学学习很好，肯定能去工作，但她从来没有试图去找工作。相反，她试图说服弗兰克离开家和她一起住在一间公寓里，她用的是在eBay上出售家里的银器赚来的钱。当我们向她抗议时，她去找了警察，指控我们对弗兰克进行肢体虐待。弗兰克手臂上有瘀伤，吉娜跟警察说那是我丈夫打的，说他和我经常打弗兰克。但吉娜的诡计这次不管用了。弗兰克想起父亲在他“被打”的那天不在家，父亲那天给他打过电话。这通长途电话可以在他手机上查到。吉娜终于被揭穿了，但她仍然试图否认是她伤害了弗兰克。事已至此，她终于离开家了。弗兰克遭受了心理创伤。他习惯于只相信姐姐，而现在他不知道该相信谁了。他日渐孤僻，我们一直没能让他变回那个我们印象中的好男孩。

这个故事说明，反社会人格者能发现容易得手的受害者——脆弱、年幼、贫穷，以及身体和智力上有障碍的人。此外，当一个人在寻找猫捉老鼠游戏的受害者时，还有谁比自己的家人更容易得手呢？这个故事还强调了这一事实：许多反社会犯罪无法被起诉。让自己的弟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穿一件写有脏话的衬衫并不违法。弗兰克的父母连法院的限制令都拿不到。

我们知道吉娜没有内部控制系统。由于她缺乏良知，所以她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到一丝内疚或懊悔。把所有线索拼凑在一起，我们（以及她惊恐的母亲）意识到，只要她的行为不被美国司法系统注意到，她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对家人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 NJzPho75y1tO2qnaoDBH9B38Uflt5wt82XSXTHpAI38Q2tC4z2mWvXraaIGPV6Q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