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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栋，本案重大嫌疑人，辽宁本溪人，小学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进入煤矿背煤，算是工人出身，20世纪50年代转入铁路系统工作。周围人评价其为人憨厚，工作认真，J958年调到绥化机务段第三线桥队工作。通过反复核查，证明黄莲妹曾多次写信给他，遇害前正是去他那里。而且，在进一步对证物进行勘验的时候，发现在黄莲妹遗体上的那封信末尾，还有一个模糊的名章，经辨认正是“韩国栋”三个字。
既然如此罪行昭彰，直接抓进来审就是了，还费什么劲？
事实上遇害者家属此后曾一周一信发给公安部，要求迅速抓捕“杀人凶手韩国栋”，但除了礼貌性的“正在调查”回复以外，并无其他结果。
其实公安系统内部压力也挺大，这个案子算是个“部督”大案（那时候还没这个词），办案人员向北京三天一汇报。因为没有进展，老丁他们没少挨批评。
韩国栋始终没有被抓起来。这位韩国栋什么背景？前面把他履历都交代了，什么背景都没有，就是一个普通干部。那到底为何一直不抓呢？
道理十分简单——公安机关认为，不是这位韩书记作的案。
老丁他们获得那份关键电报之后，立即赶赴电报上第三线桥队的地址绥化县南岔镇对韩国栋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个单位早在1961年就已经解散了，一年之前韩国栋调到哈尔滨铁路局某机关任职。
黄莲妹第一次给韩书记写信，却是在6个月之前，理论上来说，韩国栋书记不可能收到她的信。
专案组成员老邹、老唐两位检验员还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他们对韩国栋的笔迹进行了核验——他们不仅对这名在第三线桥队工作的韩书记进行了笔迹检验，而且对其他26个韩国栋都进行了同样的工作。
结论是，无一相似。
会不会是案犯伪装笔迹呢？专案组的意见认为写这封信的人应该文化程度很低，不要说伪装笔迹，能把意思表达明白都不容易，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错别字。第三线桥队的韩国栋书记是高小毕业，在当时已经算是知识分子，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
老丁回到哈尔滨，对韩国栋进行了面对面的调查。调查前并未对韩透露案情，只对他说是取证。那时候内查外调颇多，所以韩书记对于和公安人员见面并无思想负担。观察之下，大家认为韩举止从容，逻辑清晰，没有作案人特有的疑神疑鬼。
按照韩所说，黄莲妹那个同学的确曾在他手下工作过，但从未听她谈起过黄（事后与该人核实证明韩并未说谎），所以他对于黄莲妹其人一无所知，更不要说来往信件了。对韩单位人员的调查显示他也没有作案时间。他既没有一个叫作阎某的外甥，也没有那种信件上出现的名章。
基于以上种种，专案组认定韩应该与本案无关，属于被无辜牵连的，俗称“躺枪”。
“当时觉得压力大吗？”我问老丁。
“压力大，有时候部长都打电话来问，没进展，着急。”老丁说。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先把那韩书记抓起来？起码对上对下有个交代。”
老丁听了这句问话似乎半天没明白过来，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没这个概念。或许，这就是韩书记没成为呼格的重要原因吧。
断定韩书记没有嫌疑，公安机关没有惊动他，而山东家属那边曾有人专程到绥化去。由于找不到“杀人凶手韩国栋”，于是家属就认为是公安机关和当地政府把这个人藏起来了，告得更凶。但公安机关正在侦破中，按照规定又不能随便向亲属透露案情，双方关系一时十分紧张。
老丁说：“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不过，在对韩书记进行调查的同时，公安人员也初步勾勒出了凶手的轮廓，只是，嫌疑人人数扩大到了好几百。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侦破方向发生了改变。韩书记既然是无辜的，那便说明黄莲妹寄给他的求援信必然落入了另一个人手中，而后便有一个或几个案犯冒充韩书记和黄莲妹进行了联系，并最终杀害了她。
目的何在呢？
动机可能一是劫财，二是劫色，更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从照片上看黄莲妹是个颇为漂亮的女孩子，如前所述，她身上带的那封信中，“韩书记”有一段话，说来接她的是自己的外甥阎某，这个阎某已经是线桥队的团委书记，很有前途云云，尤其提出让黄莲妹和阎某处对象，这说明对方对黄莲妹是有企图的。
不过，这里有一点不合情理之处。20世纪60年代前期，山东的女孩子普遍在男女关系方面比较保守，黄莲妹也不例外。如果对方寄这样一封信给黄莲妹，正常情况下她应该有一些警觉，甚至可能因此放弃前往东北的旅程。但她居然还是去了，这一点老丁他们觉得是个重要疑点。
直到对信中逻辑、语气进行反复分析之后，他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这封信应该不是“韩书记”寄给黄莲妹的，而是“阎某”拿到火车站接黄莲妹时作为证物用的。为了证明其身份，还特地盖上了名章。此前，“韩书记”一定给黄莲妹写过信，但应该不是这一封。或许“处对象”的话曾经引起过黄莲妹一定程度的警惕。
公安人员推测，在黄莲妹被杀之后，凶手曾细心地搜走了她身上所有可能表明身份的证件和涉及双方来往的信件。但黄莲妹是个有心人，她在自觉无幸之时悄悄把这最后一封信塞进了衬裤夹层以期死后有人查到凶手，而没有选择暗藏其他证件，因为那些一定都是凶手要搜寻和销毁的，只有这封信，确切地说是接头用的字条，被凶手忽略掉了。
抓到凶手的时候，凶手说：“不是我忽略了，是黄莲妹上2015次列车时，似乎把那字条揉成一团扔掉了，所以我没想到去搜。”
老丁慨叹，很聪明的姑娘，竟然懂得移花接木的手法，可惜还是没能斗得过这个家伙。
于是，侦查的方向，便转向了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南岔的铁路员工及其家属，因为他们都可能拿到给韩书记的信并顺势冒充写信给黄莲妹，将其骗到黑龙江，但这一部分人被认为生活稳定、有家室、作案欲望相对较低；第二方面才是侦查重点，便是在附近盲流屯子居住，并经常在铁路上打短工的人员。
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很多人为了果腹逃出故乡，分散到南、北、西三个方向：南，便是以云南、海南为代表的热带、亚热带地区，那里物产丰富，别的地方在挨饿，海南的香蕉却因为运不出去大批烂在山上，所以到那里怎么都饿不死；西是新疆；北是东北，地广人稀，需要劳动力，户籍管理相对比较松散。这一条很重要，因为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前，如果你流浪到北京、上海等城市，通常会被送回原籍。20世纪60年代的制度也与收容遣送相似，只是新疆、东北由于缺乏劳动力，往往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
特别是东北，还有一些“盲流”进入深山，建立自己的屯子，自行生产生活。这些屯子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基本被取缔。
这些盲流屯子在最终被纳入正规管理渠道前，属于无政府状态。盲流男多女少，单身女性更少，不免有很多男性长期处于独身状态，这便成为“劫色”的温床，确有女青年被劫持后关在屯子里成了“压寨夫人”的先例。而铁路上有时短时间需要大量用工，便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线桥队等施工队伍中使用盲流人员。
无论是第一方面还是第二方面，公安机关在确定嫌疑人的时候都着眼于和铁路系统有关系的人，因为若非如此，他不可能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将黄莲妹带上2015次列车，他应该与铁路系统有密切的联系。
这第一方面加第二方面，人加起来足有三四百名，内查外调，让公安人员跑断了腿。但调查对象中，一直没有查到嫌疑人员，杂七杂八的案子倒是破了十来起。
老丁说不是没有价值，至少为很多人洗清了嫌疑。“公安工作啊，不是抓人才算达到目的，证明人家没犯罪也是成绩。”老人说了一段颇有哲理的话。
但这没用啊，一年半的时间，先后调查了170多个人，案件始终没有进展，卷宗如山，压力如山，偏偏案犯没有线索。老丁他们也很苦恼。
不过，他们这些人，对这个案件的种种细节，也算烂熟于心，记到骨头里去了。
结果，不经意间，案犯的线索突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