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侦破黄泥河子这起案件期间,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少。比如,开始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侦查员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几天以后就见不到了。
据说原因是有个侦查员做了个噩梦。
十里堡现场,单被留下等待调查的旅客便有140余人,再加上遗体搜集、辨认、现场勘查等大量工作要在当地进行,四面八方赶到现场的警方人员数量不少。因案情重大,任务紧急,大多数人虽然着装还算整齐,但是对在现场连续工作的御寒衣物准备不足。
额穆当时不但没有宾馆,也没有招待所,条件十分简陋。“二·一五”爆炸案发生在东北最冷的季节,而且此后数日天气一直阴沉飘雪。
气温零下30℃,连收集到的遇难者遗骸都被冻成了“人肉绊子”。
敦化市武警中队是最早赶到现场的,发现周围有野狗,可能会把尸块拖走,还发现有些老乡来捡钱、捡烟、捡点心盒,于是立即布岗。武警中队站了一夜哨,第二天冻病一半。怎样对抗这样的严寒,成为警方人员的重要课题。指挥部设在额穆分线厂职工食堂连着的一个大木房子里,设了四个灶,劈柴不停地烧,多少能暖和些,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是当地送来了几大桶老白干,谁出现场就先来一碗。
但这还是不够的,总要出现场,不能一天到晚喝酒吧,那非得酒精中毒不可。御寒主要还得靠衣服和被子。尽管当地送来一批棉衣,但并不够用。这时,有一个警察注意到,地方林业局送来几十套供死者穿着的黑色棉袄棉裤,因为死者大多支离破碎等待拼凑、检验,他们暂时还使用不上。在场的大多是刑侦人员,其中半数是法医,都是手上沾了人油在大褂上蹭蹭就能抓馒头吃的主儿,自然没什么顾忌。实在冻得不行,他们便提议先穿一下这批服装保暖,等需要时再换下来就是。
考虑到现场条件的恶劣,有位领导便点了头。
谁知道,只穿了几天,大家就把这黑色的棉服脱了,宁可受冻也不肯穿。
原因十分古怪。在他们换了这身衣服后的第二天晚上,法医小徐便梦到有个衣衫褴褛的女子在冰雪中朝他扑过来大骂,说他穿了自己的衣服。
小徐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梦里的情形和那女鬼的话:“我冷啊……我的衣服都炸光了……这是给我们死人买的黑棉裤、黑棉袄,你们活人为啥穿上,快还给我!”女鬼死死抓住黑棉袄不放,小徐一挣扎,醒了。
第二天和大家说起,众人都说他迷信。
当晚又有一个人做了同样的梦,来骂的换成了一个老者。
一连几天有人做同样的噩梦,本不迷信的警察们也难免有了想法,于是纷纷脱衣。小徐还自嘲道:“嗨,天太冷了,我们公安人员临时借件死人衣服御御寒,鬼都不理解啊。”而旁边村子里,额穆镇子里,当时也有很多人做噩梦。老丁认为这倒不是什么迷信问题,而是与心理暗示和过于疲惫导致的暗示传递有关,属于犯罪心理学的范畴。
对老丁来说,闹鬼只是插曲,作为刑侦人员,他的注意力主要还是在现场。他注意到,遗体散布的位置,基本围绕着大桥的南头,但炸开的2号车厢却停在靠近大桥北头的地方,距离大约50米,这说明列车是在行进中发生爆炸的,此后还朝前“爬”了一段。
以炸点为圆心,周围大约2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到处可以看到树枝上挂着的死者衣物,冰面上一摊摊的血迹和烟痕,夹杂着遇难者的尸体残块、五脏六腑,间或还可以看到散落的名烟、好酒、猪排骨,让人想起案件发生时正是过年时分。周围拉着警戒线,来看警察破案的当地人成千上万,都在警戒线外朝里窥看,还能听到有人在哭泣。老丁看见大桥的栏杆上挂着一副红色的“蜘蛛网”,那其实是一名遇难者的内脏。而桥下一个遇难者只剩了半截残尸,手里却抓着一张照片,上面有个边防战士,不知是她的什么亲属。
走近列车,老丁看了一眼就回来了。2号车厢已经撕开了,跟打开的罐头盒一样,顶棚支离破碎,在车厢顶的铁枝子上还挂着没来得及清理的人肠子,以老丁的经验来看,那肯定不是成人的。他的判断正确,这些残缺的内脏属于那位被炸死的林业局副局长的次子,年仅10岁。此次爆炸中,这位局长和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女儿、妹妹都在爆炸中心附近死于非命。老丁刚到现场,便听到当地森林警察在嘀咕,说是不是邢局长的仇人干的,这是灭门之祸啊。
连老丁都觉得有几分先入为主的想法了。
他从现场下来,正看到北京几个专家在线房门口询问一个老工人,线房门外摆着五六具小孩的尸体,那是爆炸后还有一丝生命但最终未能抢救过来的几个孩子。这位老工人是看线房的,可能也是爆炸唯一的现场目击者。
“我看着火车向桥上开过来,突然间就像打闷雷似的轰的一声,一股浓烟从火车里冲出来,冲到天上,紧接着从天上落下了血点子,噼里啪啦的,还有人头、大腿……”老工人道。
一名四方脸、50岁上下的老警察问他:“你看见爆炸时候的烟雾是什么色的?”
“是黄色的浓烟,翻滚着往天上去了。”“有闪光吗?”
“有,也是黄乎乎的,带着点儿橘红色。”
那老警察又问了一句:“当时,你嘴里感觉有啥味道没有?”“味道?”老工人舔舔嘴唇,有点儿发愣。
刚说完天空下血点子,忽然转到嘴里有什么味道,这老工人多少有点儿转不过弯来。别说他转不过弯来,连老丁都奇怪。
又咂巴咂巴嘴,老工人想了想,露出一点古怪的表情,到底还是回答了:“忙着救人,也顾不上注意啥味道了,就是看见人血、五脏六腑的有点儿恶心。不过……不过,爆炸后那几分钟啊,我嘴里还真有点儿特别的味道,发涩。你咋知道的?”
那个老公安一屁股就地坐下,毫不顾及形象,喘了两口气,对身后的记录员道:“基本可以确定不是事故,用的是硝铵炸药。”
只有了解爆炸案的侦破要领才会知道,使用不同的炸药,现场人嘴里尝到的味道会不一样,有苦味的是黄色炸药,有涩味的是硝铵炸药。对炸药种类的判断又不仅仅依据味道,TNT炸药的烟是黑色的,氯酸钾炸药的烟是紫色的,只有硝铵炸药爆炸时,烟是黄白色的。老公安便是根据这两点,结合爆炸现场的情况做出了基本判断。
这个不顾及形象的老公安,便是两位专家中的那个“老乌”公安部大案处副处长乌国庆。
乌国庆那一年48岁,已经是名扬全国的刑侦专家,擅长对犯罪现场痕迹物证的分析研究,办案超过千起,在公安系统内部极有威望。
老乌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威望呢?
有一位我认识的警官跟过老乌,第一次跟他出案子便是个压力极大的——20世纪70年代某军副军长余洪信枪击政委夫妇、副政委和保卫干事,打死打伤四人后携枪出走。事件震动了整个内蒙古,公安人员围追堵截两个月,都没能找到余的踪影。就在这时,山西偏关方面向公安部报告,当地老牛湾发现一具高度腐败的浮尸,从身高、年龄等判断很像余洪信。公安部当即派出老乌带队,前往偏关检验,我认识的那位警官便在其中。
案情紧急,高层首长坐等消息,但当时北京到偏关要倒几次车,交通十分不便,于是老乌他们得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优遇——坐直升飞机去。
那时候别说坐直升飞机了,坐过飞机的都没有几个,所以大家刚上直升机时十分好奇。但仅仅20分钟,一切都变了。
20世纪70年代我国使用的直-5直升机,设计原型出自苏联,绰号“飞行拖拉机”,那个震动不是谁都能受得了的。有坐过的朋友说下飞机一天了,胃还在上蹿下跳。所以警察们这一路的旅程感受如何可想而知。更可怕的是,这架飞机飞到偏关还出了问题——70年代的偏关十分荒凉,整个县城人口不到万人,周围到处是沙丘,面对如此空旷的地面情况,飞行员有些松懈,却不料因缺乏经验,不知道当地指定的落地地点看着荒凉但暗藏杀机。
直升飞机离地面将近百米的时候,飞行员忽然轻叫一声,接着飞机便笔直地落向了地面。我问那位警官:“当时的感觉是不是像坐电梯?”
“不像。”那老哥摇摇头,咽了口唾沫,按按胃部道,“那时感觉就像是刚才还上下跳的胃和心被人从嘴里往外揪……猛然一震,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原来是飞行员在即将落地时忽然发现下方有一条笔直的电线!这玩意儿要是搅进直升机的旋翼里面,那就是机毁人亡的局面啊!
好在这次任务责任重大,挑选来开直升飞机的也是一位优秀飞行员。千钧一发之际他做出了最佳的选择切断螺旋桨传动,让飞机直接坠地迫降。
我国为青藏高原引进的黑鹰直升机有百米自由坠落不毁的本事,直-5可没有,落地的时候跟撞击也差不多,飞机里头的暖壶都被震碎了,破碎的瓶胆又迸飞起来溅了警察们一身。所有人都被摔得昏迷过去。
这还叫最佳选择吗?
当然,如果不切断传动,螺旋桨搅进电线,飞机可不会这么老实地飘落,而是会翻跟头的,那可真就完了。
那名警官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老乌伸着两个手指头让他数:“这是几个?”警官说:“俩。”老乌说:“目光跟着我的手指尖走。”说罢用手指在半空画了个大大的正方形,看看对方眼神灵动,便伸手拍拍这位警官的脑袋,道,“没事儿,醒醒吧,咱们还得干活儿呢。”
这位警官对此行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一段。
那辨认尸体呢?
只干了几分钟,大家就打道回府了。
怎么那么快?
老乌到了地头,一看尸体卧在沙滩上,只有两名民警盯着。他走上前去招呼把民警带开,自己上去,看了看,按程序做完准备工作,拿解剖刀将尸体腹部右侧剖开,工作一分钟,告诉记录员:“不是。”
原因呢?余洪信做过阑尾手术,这具尸体的腹腔里却找到了盲肠。
就这么简单。
最后余洪信的遗体还是老乌给解剖和确认的,一个月以后才发现。实际上,他在出走当天晚上便自杀身亡。遗体被发现时高度腐败,老乌从他的头部取出了一块弹片,确定了其身份——这是战争时期留在其头骨之中的。
参加检验的警察说,这个案件中有两件事令他们感慨。第一,余洪信自杀居然是双手持枪对准左右太阳穴同时开枪,一颗子弹留在颅内,一颗子弹穿透颅骨而出。第二,余出事前曾朝其妻女开枪却没有打中,这一枪加上妻女的控诉使她们在随后的审查中平安无事,但余是著名的神枪手:“就三四米,怎么可能打不着呢?”
有的人,可能天生就不适应和平生活。
虽然他们这些抽调来的警力在第二天早晨赶到现场已经堪称急速,但北京的专家来得更快,案发后不到12个小时便赶到现场。老丁注意到包括老乌在内的北京专家们个个面色苍白,疲惫不堪。
是冻的、累的,还是吓的?
后来熟了,他问了其中一位专家,说:“那天你们怎么‘面无人色’啊?”那位一乐,说:“吓的,吓的……”
“你们当法医的还怕尸体?”
“我们怎么会怕尸体?我们是怕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