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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余姚姚江达善学堂，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孩子们刚入学不久，学堂上的诗词课，讲的就是岳飞的《满江红》，只听见老师朗诵：“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此时底下有一童音跟读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词尽，童音继续说道：“我长大也要做岳飞一样的人！”老师循声望去，认出那说话的少年，不禁颔首赞许道：“少年有志，可嘉。然而说易行难，切记还需要做到好好读书，踏实做事，抱负或可成。”少年朗声说：“是！谢先生教诲。”
少年正是马宗汉，字子畦。这一年，他刚刚12岁。年纪虽小，但在耳濡目染之下，他已是饱经世事的“毒打”。就在前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因清军惨败，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大片国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巨额赔款更是压得每个中国人喘不过气来。马宗汉的祖父马道传与人谈及此事，语多愤慨，常抨击统治者腐败无能、卖国求荣。这些话不仅落在马宗汉的耳里，更敲击在他的心上，让他深感耻辱。
马宗汉生长在一个爱国爱乡的望族之家。尽管在元朝时，其始迁祖马蜀江率家人从余姚南部的陆家埠（今陆埠镇袁马村）北迁云柯，但至清中叶，历经400余年，繁衍生息20余代，已经把异乡当作故乡了。也正是马氏人口的集聚，形成了马家路这一地名和集市，也产生了马氏家族的多条支脉。第二十五代的马朝占便是其中一条分支的支祖，隶属于云柯马氏头甲祠堂名下。而马朝占正是马宗汉的天祖。
马宗汉烈士
家大业也大。马家亦耕亦商。根据《马宗汉传》所叙，其家族数代所经营的商铺均以“朝盛”为号。渐渐地，乡人便习惯称呼其家族集居处为“朝盛里”，久之又成了马家路村中的地名。尽管是个商人，但马朝占生性宽和，平素与邻和睦，常接济体恤贫苦人家。其经商亦有道，每遇丰年粮贱时，以平价收购谷物，遇荒年又以平价卖出，以行善积德为平常事，不喜张扬。在这种家风的传承之下，马宗汉高祖马之驷“继承了父亲马朝占的善良秉性，以忠实厚道为乡人所敬”，曾祖马廷耀“生性豪爽直率，重诺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常仗义疏财，多行善举，曾创立马氏义庄，替困难族人、贫苦百姓济危解难，有贤名”。而祖父马道传同样“豪爽重诺”，“一生以行侠仗义为己任”。马道传因对清末黑暗混乱的政治倍感失望，而后绝于仕途，终养父母不复出。在云柯老家，他不仅扩建父亲所创立的马氏义庄，还增办义学私立润德学堂，更是恩惠族人与周边百姓，泽及枯骨，寿至八十而卒——根据《慈溪市宗汉街道志》所描述：“光绪三十二年（1906），马氏义庄董事马道传以庄内余屋为校舍，创办私立润德高等小学，禀县通详立案。”马道传生前最喜欢孙子马宗汉，曾亲自为他讲史传，授剑术，甚至还将自己的佩剑送给了他，祖孙感情很深。
不难想象，生长在这样一个大家族当中，马宗汉得以健康成长，但与此同时，也很早接触到新知识、新思想。尽管他的父亲马广函教子甚严，不容许有违传统礼教行为的存在，但还是抑制不了革命的种子在马宗汉幼小的心灵中悄然萌发。16岁时，其曾作《述志》一诗：“世上英雄原不亏，雄才亦许常人为。如吾夙负平生志，当使声名千古垂！”寥寥28字，已清楚地展示了他不寻常的抱负。
又过两年，当他听闻庚子国变之后清政府再次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不禁怒发冲冠，仰天长啸。《辛丑条约》比《马关条约》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外赔款白银4亿5000万两，几乎全体国人“人均一两”，清廷又拱手让出主权——不仅严禁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还拆毁大沽炮台，允许外国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线的重要地区——某种意义上，外国人将自己的军队扎在了中国皇帝的眼皮底下，这像是示威，也是中国人的天大耻辱。是可忍，孰不可忍！马宗汉拔剑出鞘，手起剑落，轰然一声，生生将一根碗口粗的树杈斩断。
他仿佛看到了那个腐朽无能的政府也被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从达善学堂毕业后，马宗汉做了好几件“忤逆”之事。
一是和其兄马宗周一起报考了浙江大学堂，并均被录取。这本是好事，但刚入学没多久，因愤于时任学堂总理劳乃宣与学堂稽查戴克恭、学堂监舍屠元礼等人狼狈为奸，构陷学子，兄弟俩与众同学以退学相抗争。在告退书上署名时，马宗周要他考虑清楚，因为这名一签，将再难回学堂读书。马宗汉说：“若留下，从此只能奴颜婢膝，跪着读书，终生做奴才。若退学，至少人格还是清白直立的。”在举行完退学礼之后，马宗汉走出学堂大门，止步回首，凝目在“浙江大学堂”五个字上，虽眼含不舍，但面对马宗周是否后悔的询问，马宗汉轻声却决然地回复：“纵使不舍，亦当如此做法。”接着又吟诵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但这显然让马广函很不“开心”。他训斥两个儿子不安分读书，却去参与什么罢课活动，结果祸及自身。但马道传在听闻之后，出来阻止说：“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换成你我，也做不了这等奴颜媚骨、丧失人格的事，马宗周、马宗汉没错，此事休提了。”
尽管不提此事，马宗汉还是被勒令参加乡试，并考取清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年生员。但马宗汉终因志不在此而无意仕进。这一年，是他迎来次子马元佐的一年，也是他与同志陈季安、徐蕴甫一起在离家不远的浒山三山高等小学堂执教的第一年。在三山执教期间，马宗汉期望以教育来唤醒民众，拯救国家。当年社会公认三山学堂的教育质量是余姚县最好的。在马元佐所撰的《马宗汉英烈事略》一文中，这样描述他当时所为：“除常以‘异族之祸，亡国之痛’督教学生外，还多次从外地购求革命书刊，散发乡里，为扩大革命影响，散播革命火种做了不少工作。”
所提到的“外地”中，大概少不了绍兴的特别书局。这是由徐锡麟在绍兴闹市所开的书店，经销东西方各国新书及进步书刊，除了以此传播革命思想之外，显然还用来“物色豪杰”和“暗中联络散开在浙东各地的英雄豪杰”。这位绍兴东浦镇人，正是光复会的早期成员。后来，徐锡麟又介绍秋瑾、陈伯平，以及曾数次救下孙中山性命、与秋瑾并誉为“中国三女杰”的尹维峻两姐妹入会。这让光复之火薪火相传。
正是因为特别书局，马宗汉和徐锡麟有所接触，并对时政弊端进行过深入交流。马元佐写道：“1905年9月，闻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先父曾前往入学，并参加了光复会。”由于马宗汉本身学历较高，又有练武和从事教育的经历，所以在大通学堂颇受重视，既是学员，也是助教，“1906年1月，为广结同志和学习军事技术，又随徐锡麟、陈伯平等东渡日本。后因清政府驻日使馆阻挠，学习军事的目的无法达到，而留日学生中，相得的爱国志士又不多，便于5月间与徐锡麟、陈伯平联袂回国”。
也正是在日期间，同为光复会成员的陶成章与龚宝铨、陈志军、陈魏四人愤而剪去发辫，表示与清廷势不两立。马宗汉等人受到影响，也纷纷剪去长辫。不过，在剪之前，马宗汉面容严肃，转身向北，抬右手朝北戟指三下：“北指者，北即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表示从断辫之刻起此生便交付革命大业，将与鞑虏作生死决斗矣。”又转身向西三鞠躬：“西向鞠躬者，是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有所不忍，请父母谅解孩儿苦心。”然后剪子交右手，一剪落下，发辫已落在左手中。此事在归国后为马广函所知，又急又怒，欲送其子到官府接受处罚，后为马道传阻止而作罢。只可惜，这份来自祖父的爱，终究不久。
马元佐写道：“先父原拟在家稍作休息后，再去德国学习陆军。不意适逢祖父病逝，无法成行，从此深处陋巷，难有作为。先父自称这段时间‘真似日坐薪火之中’。因而当清廷为缓和民意、分化革命而佯称准备立宪时，他立即挺身而出，一面撰文揭露其阴谋，一面与当地上层分子公开辩论，言辞犀利，锐不可当。”
如果说，马宗汉上述行径像是个“逆子”，让马广函坐立难安，但这个儿子也有“谨遵父命”的时候。比如从达善学堂毕业之后，马宗汉便与岑鼐庵之女成婚，也正是这难得的一次“谨遵父命”，给他带来了短暂生命中难得的福气。这位岑氏夫人生于1885年，比他小一岁，性宁静，善女红，但也读过书，能识文断字。更重要的是，她深明大义，对丈夫日后投身革命的选择，从不阻拦。在马宗汉资金困难时，她甚至主动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和首饰，给马宗汉作路资并购买武器弹药。此外，当她看到马宗汉归国后头顶仅剩一头整齐的短发，虽然惊慌，但还是深信自己的丈夫是不会做坏事的。但为了安全计，她还是帮助丈夫做了一条分量轻一点的辫子，牢牢地缝在帽子里，好遮人耳目。
也就在马宗汉与人辩论立宪、革命之短长时，传来了好消息：徐锡麟通过捐官打入官场已初见眉目，将以道台衔分发安徽。这也意味着，清政府内部被打入了一颗致命的“钉子”。尽管有人邀请马宗汉重游日本，但他坚辞不去，因为“他国究非用武之地”。他所做的工作，是协助主持浙江方面大局，同时，担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的秋瑾积极组织义旅，俟徐锡麟在安徽站稳脚跟，即赴皖相助。
日后，章太炎在《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中提及：“浙江所以多义旅者，宗汉力也。”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卷也有类似提法。根据《马宗汉传》的描述，秋瑾在浙、皖一同举义之前，曾多次到马家路会晤马宗汉，并在马家用过饭，对岑氏夫人做的葱油鲫鱼、清蒸土步鱼、醋蛏、兰凤酸菜汤赞不绝口。岑氏夫人对秋瑾的印象则是，个子不高，容貌端庄秀丽，举止俊雅洒脱，穿男装、着皮鞋，会骑马，没有一般女子的忸怩害羞，谈吐得体，不让须眉。这也让岑氏夫人觉得秋瑾是干大事业的非寻常女子。
为革命捐躯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了。
在《马宗汉英烈事略》一文中，马元佐这样写道：“1907年初，先父获知徐锡麟已按计划捐得安徽道员，打入清政府内部，并要他前往安庆共图大事时，极为振奋。曾连发两信，表示‘准于阴历正月赴皖’。后因病延至6月10日，才在上海和陈伯平一起溯江西上。他离家前曾对学生说：‘吾此行不能灭虏，终不返矣！’公然表达了以身许国的决心。”
等到马宗汉和陈伯平到达安庆时，徐锡麟已升任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会办，并已和秋瑾约定于7月8日（此为安徽主要头目均将至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之日）皖、浙两地同时行动，以成声势。由于时间紧迫，马宗汉和陈伯平便立即投入察看地形、熟悉人事等准备工作。6月22日，两人奉徐之命，又同往上海与秋瑾作最后磋商并采购武器。抵沪后因经费不足，马宗汉不惜典卖衣服，将所需枪支弹药办齐。7月5日，当他俩赶回安庆时，起义时间竟因巡警学堂毕业典礼改在6日举行而被迫提前。徐、陈及马宗汉于当晚紧急密议，决定次日先刺杀抚台恩铭，再关住大门将其余头目一网打尽，然后率巡警生占领军械所、电报局、督练公所等地，俟与城外新军会合后直趋南京。
计划虽好，但意外横生。7月6日这天早上，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所办的安徽巡警学堂热闹非凡，学堂上下正在为首届毕业生毕业典礼而作着准备。9时许，恩铭及各司道先后莅校。徐锡麟引着恩铭等进入礼堂，按班次就座。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但谁也没想到，“危险”竟来自主席台上。马元佐写道，在典礼开始后，“徐锡麟疾步走到恩铭面前，把一份名册往案上一放，大声说道：‘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话音未落，陈伯平即向恩铭投一炸弹，不料未爆，徐锡麟随即从靴筒内拔出双枪，向恩铭猛射，恩铭倒地”，“陈伯平与先父冲入堂内，也向恩铭开枪猛射”。
不过在后人看来，由于徐锡麟等人没有进行长期而深入的宣传组织工作，此次起义带有个人冒险的色彩，旋即失败。陈伯平当场战死，徐锡麟被捕，清政府对徐锡麟略作审问后，即将其剖腹剜心，残忍杀害，以防其他革命党人“有劫犯情事”。秋瑾亦落入清廷之手，最后，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这唯一“笔供”之后，在15日凌晨被“即行正法”，就义轩亭口。而马宗汉虽已在群众掩护下突围，但不忍看群众受牵连，最终还是挺身而出说：“我本为救民而来，岂可连累于民？”从而亦为清兵所获。
日后，马元佐之女马燮行曾对这段历史有过口述，说的是马宗汉被捕后，假称“黄复”，企图东山再起，释放后再行革命，后未如愿，终被投入监狱。尽管没有马上处斩，但是也受尽毒刑，而马宗汉却始终不吐一人。主持严讯马宗汉的江宁盐巡道朱恩绂使尽手段，很是无可奈何，最后在《江宁盐巡道朱恩绂为徐锡麟击伤多人被擒各公所已派兵驻守事致端方电》中向端方报告：“马子畦共审八次，严刑二次，于知情谋击供认不讳，前后如一，惟坚称是被徐匪骗来，其余党姓名人数实不知道。”在端方催逼之下，清吏使尽一切手段，昼夜不停地动用各种刑具，折磨得马宗汉皮开肉绽，不成人形，但马宗汉依旧不吐实情。“8月24日马宗汉就义安庆，年仅24岁。”
这也意味着，这次起义并没有取得意想中的效果。
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仅是因武昌首义的成功，而是因有了安庆起义、黄花岗起义等多次起义的积累，才取得最后的胜利。可以说，安庆起义是对辛亥革命成功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事件。王开玺在《晚清的四张面孔：晚清人物的思想与事功》一书中写道：“安庆起义的领导者徐锡麟，既非寻常的草莽村夫，亦非绿林英豪或秘密会党；既非海外的康、梁逆党，更非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而是清廷的四品官员，章太炎先生称其为‘官吏革命之始’，故此其所造成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对晚清政局的影响颇大。”除了让晚清加速其政体改革，“一向专权自信，骄横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其统治信心亦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和挫折。革命党人竟然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充任清廷四品官员，从内部造反叛逆，这使慈禧太后虽尚无‘四面楚歌’之患，已明显地悄然而生‘众叛亲离’之忧，大有落花流水春去的无奈之感”。
对这些不幸牺牲的革命者，群众也纷纷给予了同情和支持。马元佐在文章中写道：“先父被害后，当地群众偷偷将他收殓，后并千里迢迢将他的灵柩护送回家。但当时株连甚严，家中大小或躲在船内，隐匿于野外河港冷僻处，或远避至慈城、五磊寺等地，不敢回家。因而先父的灵柩一直被露厝在数里外的施家山上，冷月荒丘，备极凄凉。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他的遗骸才被迎往杭州，与徐锡麟、陈伯平并葬于孤山南麓，称为‘三烈士墓’，受到万人瞻仰。1981年，‘三烈士墓’迁至南天竺，近年并修葺一新，并来凭吊者络绎不绝。家乡亦于1929年改名为宗汉乡。先父和其他革命先烈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坎里，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纪念！”
来“三烈士墓”祭祀的，还有他的夫人岑氏。她每去杭州，总要祭扫马宗汉墓，同时不忘到她认识的那位女革命家——秋瑾墓前奉献一束香。这个明知马宗汉一去就很难再回来的弱女子，在马宗汉就义之后，以一己之力挑起家庭重担。除了小儿因故早夭，她将其他二子抚养成人，最后积劳成疾，于1942年夏撒手人寰。
平日对马宗汉颇为严苛的父亲马广函在得知儿子于安庆捐躯成仁，遗骸难归，便拿出那条珍藏的剪辫，抚辫而恸，不能自已，并亲手持发辫供于宗祠马宗汉牌位下，嘱子女妥善保管。只可惜那条发辫在后来的浩劫中连同祠堂中的牌位一起被毁。
马宗汉用流星般的生命，点亮了当时黑暗的天空。正如马元佐所说，为了纪念烈士，当时政府设立了宗汉乡。根据《慈溪市宗汉街道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元年（1909），宋时属余姚的云柯乡析为9乡，境域为云漾乡、柯东乡，以及云潭乡、沐仁乡小部分。又一说是在1930年，余姚再次调整乡、镇规模，云漾乡析为崔陈乡、柯中乡、漾东乡、庵东镇，柯东乡析为宗汉乡、永宁乡、眉漾乡、眉中乡、眉南乡、二四乡、仁寿乡、福缘乡。7年后，崔陈乡、柯中乡、漾东乡合并为潮界乡，眉中乡、眉漾乡（部分）并入宗汉乡。它们构成了今天宗汉街道的前身。
宗汉乡之设立，无疑重塑了这块“唐涂宋地”，但更重要的是，它在上接向海而生的拼搏、冒险、奋进的围垦文化的同时，给这块土地注入了革命的红色基因，让其在面对未来的发展时，有了充足的底气和不屈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