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民营经济看浙江，乡镇企业看宗汉

在中国众多乡镇街道中，慈溪市宗汉街道不算是最出名的那个，但一定是最有特色的之一。它是浙江省第一个以辛亥革命烈士的姓名命名的乡镇街道。

“宗汉”，来自辛亥革命烈士马宗汉，他是宗汉马家路村人。身逢乱世的他，自小就渴望用一腔热血救国救民。他19岁入浙江高等学堂学习，22岁加入光复会；1905年赴日本留学，是秋瑾重要的革命伙伴；后又随徐锡麟迁往安徽，组织安庆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并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内军械所，后被捕就义，牺牲时仅24岁。据说在安庆监狱内，清吏用尽毒刑，但马宗汉坚贞不屈，始终不吐露同志名单及机密。1930年，为纪念马宗汉，当地政府设了宗汉乡。1989年10月，宗汉乡改称宗汉镇。1992年，慈溪市实施“撤区、扩镇、并乡”，境域新界乡、高王乡、潮塘乡并入宗汉镇，成为现境（2001年撤镇设街道）。

也正是受马宗汉的影响，1926年8月经孙鸿湘介绍，宗汉教员施若愚和黄月樵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又发展教员马育儒入党，并在宗汉当地的新华小学成立中共姚北第一支部（后更名马家路支部），施若愚任书记。它是宗汉境域内最早的党支部，是当时慈溪县、余姚县境内第二个成立的党组织，在宁波市和浙江省的党史上都具有知名度。次年4月，陈永兴和方坤成两位木匠，在中共宁波地方委员会竺清旦、潘小梅指导帮助下，在保塘庵成立高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打击地方恶霸活动……

今天，当我们站在慈溪辖下、位于杭州湾南岸的这片面积33.2平方千米的热土上，面对先贤们的革命热情，不禁会想，是什么给了宗汉这种不怕流血牺牲、敢为人先的精神？

这种精神一直不曾湮灭。它穿过历史的硝烟，跨越不同的领域，大钧播物，随风化形，用那坚毅而又厚实的双手，在经济的战场上也播撒下无数风云。

1907年，一个叫马礼全的人开始在宗汉用木制的“土机器”轧棉花。大约在1925年，他又买回来了一辆“洋车”，随之又创办了马如盛花行。尽管此时距离“宁波帮”鼻祖严信厚在宁波湾头下江村创办通久源轧花厂已经有几十年时间，但毋庸讳言的是，这依旧让马礼全成为宁波三北地区（原镇海、慈溪、余姚三县的北部）开创工业企业的先驱。尽管抗战爆发等因素迫使其企业最终解体，但是创业的基因却被他的后代继承了下来。

马礼全的儿子马志成做过肩挑生意，进过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开办新业临时粮食加工厂。1955年年底，该厂转为农业社，成为“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这也让宗汉成为全县开办集体企业较早的地区。这间加工厂在日后也被考证为“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

显然，“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还只是宗汉工业荣誉簿上的一个起点。在《慈溪市宗汉街道志》中，我们还能看到这些描述：

1965年，宗汉农副产品综合加工厂（慈溪纺织器材厂前身），以塑料代金属，生产缫丝鼓轮等纺织器材，年产100余万件；

1970年，宗汉下辖的原高王公社创办了高王农机厂，接着又创办高王机电联办厂。随后，境域各大队先后开办队办企业，为集体挣得不少利润；

1985年，境域农民徐全荣在浒山开办慈溪宇华塑料供销公司，成为慈溪县第一批注册的个私公司，随后，个私企业快速兴起，呈现乡办企业、村办企业、联户企业、个私企业竞相发展的经济格局。1985年，乡镇企业普遍实施厂长责任承包制，充分调动承包经营者的积极性……

也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岑尧云在创办企业时，在高档绣花拖鞋厂和激素厂之间，选择了当时慈溪周边区域都没有的激素厂；胡长源则在外出打拼多年之后回乡创办了至今在业界仍鼎鼎有名的兴业集团；史汉祥从水龙头制造切入，开始涉足铜冶炼产业；跟着在杭州制氧机厂的堂兄搞精细氯化钠生产的陈成泗，在感受化工行业之味后，进入轻纺、化纤领域。此时，在父亲马志成的带领下早早跑推销的马信阳，开始担任慈溪纺织器材厂的副厂长，并在几年后担任厂长。和他一样，早在14岁就开始创业的徐娣珍已经在创业之路上历经风浪，朝着自己的梦想狂奔。与此同时，陆汉振创办慈溪宗汉改性塑料厂，进而进入帘子布生产领域，其创办的锦纶厂的裂变速度让人无比惊讶，没几年时间就从一厂到二厂，二厂到四厂……到1990年，慈溪锦纶总厂（金轮集团前身）成为宁波第一家产值超亿元的乡镇企业。这一年，农业部乡镇企业局还公布：慈溪纺织器材厂生产的针织机输线装置（俗称输纱器）为目前国际最新产品。

宗汉镇工业产值超双亿暨锦纶总厂产值超亿元庆祝大会

1988年，慈溪乡镇企业的销售产值全面超过国企，创造了“游击队战胜正规军”的奇迹同时，宗汉自身的工业产值也遥遥领先，1989—1991年，连续三年居宁波各县（市）乡镇之首。到1992年，宗汉被农业部评选为浙江省五强乡（镇），到1993年，更是被农业部命名为全国乡镇企业示范区。1995年，民政部授予宗汉镇“中国乡镇之星”称号。2000年，宗汉形成以纺织、化纤、有色金属加工冶炼、机械、化工和塑料制品等为龙头，由20多个行业、数百种产品构成的工业体系。其中，宁波大成成为慈溪市首批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2011年，宗汉已经有各类企业1564家，工业总产值230.34亿元，利润9.3582亿元，外贸交易值30.83亿元。其中，产值1000万元以上企业103家，1亿元以上企业27家，10亿元以上企业5家。三环铜带、金轮帘子布、太阳洲纺织机械、瑞宝渔具、宙锋灯饰、华神铝材、蒲公英电动车辆、SYPO自行车零部件等8个企业商标先后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就在宗汉工业如火如荼发展期间，其辖下的庙山村成了一座连片的“别墅村”。要知道，它在此前只是三北平原上的一块小山丘，是渔民的晒网之地。改变它的，则是陆汉振。他在2000年前后，先后投资7000万元，让庙山旧貌换新颜，也让所有的村民能共享企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这个村也成了今日乡村振兴及共同富裕的典型。

这让人此前的疑惑，又不免加深了一层：是什么让这么一个乡镇街道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进而让“中国民营经济看浙江，乡镇企业看宗汉”？如果真的是因为不怕流血牺牲、敢为人先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又是打哪里而来？谁又呵护了它，让它在这块土地上茁壮生长、生生不息？

2023年10月中旬，当我站在金轮集团七楼的办公室，眺望远方，看碧练如洗，河流像一条丝巾一样扎在这片热土的颈项上。我想，我找到了揭开这块土地发展密码的一把“金钥匙”，或者说，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它就是“大塘河”，大家俗称的“大古塘”。

探寻中国乡镇企业的“精神原点”

大古塘并不是一条河，也不是我们习惯上理解的池塘，它其实是一条东西向的塘坝。因为筑坝需要就地取土，所以也自然有了深浅不一的低洼河沟，这便是大塘河的雏形。大古塘筑到哪里，大塘河也就延伸到哪里。某种意义上，大塘河和大古塘相伴相生。

从大古塘的名字，能看出它的一丝特质，那就是“大”和“古”。据历史记载，它是在北宋庆历七年（1047）的冬天，由时任余姚县令谢景初带领沿线民众所开挖的，自东边的上林（今慈溪桥头乡）到西边的云柯（今余姚历山乡），长2.80万尺。

今天的宗汉在当年正属于云柯，它的境域临大塘河北岸，涉及东西界址4920尺。尽管那时的大古塘还是土筑，并未覆盖更多的地方，但是谢景初的始创之功让人铭记于心，所以我们今天也把大古塘称作谢令塘。当然，它还有几个名字，比如莲花塘、后海塘。

在和慈溪人的交往中，我们无疑会发现这样一个文化现象——他们往往把“向北走”叫作“向后走”。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慈溪往南，是四明山麓及山脚下的宁绍平原；慈溪往北，则是茫茫的大海。在四明山脚下的河姆渡遗址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海洋鱼类的骨头，尽管比淡水鱼的骨头要少很多，但至少表明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生活的环境不会离海边太远，处于湖泽分布的“水乡泽国”。事实上，在距今15000至12000年间，现在的三北范围还是一块与如今舟山地区相连的临近杭州湾的山前坡地。河姆渡先民曾因海平面一度上升而被迫迁移。但幸运的是，随着海平面逐渐稳定的同时，杭州湾的潮涨潮落，给三北不断淤涨出不少滩涂——它们就像息壤一样，不断向北增长。这也让“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平白多了不少土地。很多余姚、慈溪的先民也因此“以退为进”，通过不断地修建各种“散塘”，将后院的滩涂，变成开垦的田园。事实上，将这些散塘串联起来的大古塘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修建成功的。

这种壮举曾引得王安石叫好。这位宋代文豪、政治家，当时正在邻县鄞县（今宁波鄞州区）当县令。他为此写下了《余姚县海塘记》，纪念这段官民共襄的盛事，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的记述体散文之一。文中一开始写道：“自云柯而南，至于某，有堤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县事谢君为之也。”从中可以看出，修建塘坝，可以阻挡海潮侵袭田地。此文既讴歌了谢景初身先士卒，急民之困，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实干精神，也借谢景初之口表达出治水和办学的理念：“通涂川，治田桑，为之堤防、沟浍、渠川，以御水旱之灾；而兴学校，属其民人相与习礼乐其中，以化服之……”王安石的努力，以及他在政界的影响力，让宁波兴起崇文尊教之风，他甚至还在今天的宁波市北仑区亲自骑马撒砻糠、筑海塘，让此地告别咸潮倒灌之苦。后人为纪念他，就把这条塘称作“王公塘”，或是“荆堤”。

不过，筑海塘有时也不能一劳永逸，尤其是像杭州湾这样的强潮河口。其潮位高、潮差大、潮流急，当天文大潮与热带风暴相遇时，更会出现特高潮位、特大潮差和特强的潮流，有巨大的破坏力。南宋淳熙四年（1177）九月，大风雨来袭，致使大古塘败堤2560丈，溺死40余人。但这并没有吓退先民。南宋庆元二年（1196），余姚县令施宿，再次率民维修增筑。他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发现海潮“啮隳推颓”，土堤“罅弊不坚”，“苇不可障”而“泥不可封”，最后决定将西边塘堤延长到临山，并将其中5700尺土堤改成石堤。据《慈溪市宗汉街道志》载，他“并置田千亩，为修堤资产”，可见施宿之决心。此后，考虑到大塘防灾责任重大，施宿还加强隐患排查，除了个人亲自视察，庙山、三山两寨也派了10名士兵每个月定期巡视，甚至连地方上的士绅也积极行动起来，调动民间力量守护筑堤成果——这种功绩，也让他在元时被敕封为“捍海侯”。

尽管在元大德年间，三北沿海遭遇大规模塌涂灾难，海塘几乎全部被毁，但是有谢景初及捍海侯在前，后人依旧不曾拱手认输。元至正元年（1341），余姚州判叶恒得“栲栳山人”岑安卿等人之助，再次率领民众修筑大古塘，并全部建为石堤，打下了较为牢固的基础。到明洪武二十年（1387），大古塘观城段和龙山段建成，形成东起慈溪龙头场，西至上虞沥海乡，全长80余千米的大堤，自此大古塘宛如滨海长城，一直发挥着抗御海患的巨大作用。《浙江文史记忆（慈溪卷）》有文在谈及“大古塘与慈溪的围塘史”时称道：“谢景初、施宿、叶恒三人，虽然身处不同年代，却因为修筑大古塘被关联在了一起。他们仿佛就是那大古塘的堤坝，是那撑起大堤的脊梁，时至如今，人们说起他们，依然心怀感念。”

只是，大古塘初筑时，先民还是对未来缺乏一定的“想象力”，以为大古塘就是最后的屏障了，但在将近3个世纪的御潮斗争之后，海涂积沙已北却10里许。所以，新的北进又不断地上演，从明永乐年间直到清乾隆年间，他们开筑了新塘、周塘、潮塘、二新潮塘、三塘（榆柳塘）、四塘（利济塘）这6条海塘，生生造出了三北平原的核心地带，也让位于大古塘之“后”的宗汉，在一度为海水所淹没之后，又有了自己的“容身之地”……但这样的改造并没有就此画上休止符，尤其是杭州湾北岸被严重侵蚀，钱塘江河道在明万历之后北移出海，更是让泥沙在今天慈溪西部硬生生淤积出一块庵东沙嘴。

谁能想象，今天的三北地区，已经筑到十二塘。而从五塘到十二塘，仅用了250多年时间。至此，数千年来被开拓的杭州湾被“压缩”得就像扁条的宁绍平原，向北有了一个巨大的弓形突起。这给了这里的人民巨大的生存空间，从秦汉以后，无数移民纷纷迁入。根据《浙江文史记忆（慈溪卷）》所述，他们中有被秦始皇发配来的“天下有罪谪吏民”，亦有王莽篡汉时“避乱江南”的北人，更有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的中原士族，尤其是靖康之变后士族南迁，让这里成了移民的重要接纳地。

浙江余姚人、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中国华商研究院）院长陈寿灿指出，“衣冠南渡”给慈溪乃至整个浙江带来了儒家的主流文化，它和当地的区域文化充分地交融交流之后，进一步推动“浙学”创新性的发展，进而逐渐形成了以“实事疾妄（王充）、崇义谋利（叶适）、知行合一（王阳明）、经世应务（黄宗羲）、兼容并包（蔡元培）”为主要特色的浙江人文精神传统。这在整体上推动了整个浙江人包括新移民的人文觉醒，在性格上既内敛、务实，又刚强、奋进，“既有理心之美，又有事功之实”。

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让上林湖一带自东汉开始燃起了跨越千年的窑火，最终成功烧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成熟瓷器，在成为中国陶瓷史上最重要的窑口之一的同时，也成就了越瓷传奇。同时，这也给余姚的源头——古方志书《越绝书》中把“余”解作“盐”字——盐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提升。人们在塘内垦殖成陆，塘外沙地刮泥煎盐。唐宋时，龙山、鸣鹤、石堰三大盐场更是按下了三北发展的“快进键”。

今天的宗汉街道，还曾有名为“陆家灶”的乡村（其在2000年与下漾山路村、二塘头村合并为二塘新村）。马信阳幼时生活的地方也有五灶江。毋庸置疑，灶其实是来自当年的“盐灶”，是旧时煮盐所用最后的工具，也是整个产盐过程最关键的一道生产工序。每一到两千米之隔就有一灶，灶有灶户，灶户组成了村落，村庄的命名也理所当然以灶为名了。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为了挽救明朝财政危机，经严嵩推荐，鄢懋卿成为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四盐运司盐政。在任期间，他颁布了一系列的盐政措施。例如至今还在流传的“鄢懋卿直甲分丁”一语，就是指鄢懋卿当时对灶户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在灶以下分甲，每灶一般为十甲，甲以丁主姓氏命名，成为永久性的“盐丁”。记载盐场历史的《六仓志》中便有这样的描述：“余姚有石堰盐场，管辖六仓，每仓设灶十一座，六仓共有灶六十六座。”根据地理推测，宗汉大致属于石堰盐场范畴。

清代乾隆时期至民国，随着盐场北移，宗汉境域居民只能转业农耕。相比较南方常见种植水稻，这里被海水浸泡过的土地，不太适合水稻的生长，但是，种植棉花倒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宗汉境域之南大古塘前土地已植木棉（棉花）。除此之外，还可以种植大小麦、蚕豆以及各类蔬菜，当然，也兼种少量水稻、番薯、南瓜、玉米、高粱、大豆等作物。这也让宗汉到清代早期就已然形成以“三白”（盐、棉、米）为特色的农业经济。清光绪《余姚县志》引录乾隆六十年（1795）《修助海侯庙碑记》载：“姚邑之北乡濒海，沿海百四十余里，皆植木棉，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闽粤，西达吴楚，其息岁以百万计，邑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

也正是为了建设商品棉基地，1954年，国家对宁波的县境进行了重大调整，将以植棉为主的镇海、慈溪、余姚三县的北部整合在一起，成立新的慈溪县。在这次调整中，余姚县周朝区、逍林区、浒山区、周行区、泗门区、临山区等5个区的部分和镇海县龙山区的北部划归慈溪县，宗汉也一并被划入。与此同时，慈溪县的丈亭、陆埠、城关、云山4个区和慈城镇划归余姚县，庄桥区分别划归宁波市和镇海县。县治也从慈城镇迁至浒山镇。此后，还有一些小调整。比如在1956年6月，原直属宁波专署管辖的庵东盐区归属慈溪县。1979年为改善水利条件，县境再度调整，泗门区重新划归余姚县，余姚县以龙南区即今横河区划入慈溪县，形成现有境域。

这也让当年由余姚开挖的大古塘部分成为慈溪和余姚的分界线。尽管今天它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已然不存，但依旧奔流不息的大塘河，以及在它躯干上建设的329国道，还是提醒着我们需要对这片土地报以敬意，它是无数先辈向海而生并共同打造的杰作。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宗汉乃至整个慈溪的生长史时，你一定会发现，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与海争地的历史，不仅形成了这片热土的围垦文化，也让与天斗、与海斗的战斗精神，融入了这里每个人的血液。他们不怕危险，也不怕失去，一旦成功，他们就会赢得一个崭新的世界。所以，当人站在大塘河面前深刻感受到那奔流不息的水时，其实就像在感受这里的人们如水般奔流不息的一往无前精神。它滋育了这个城市的躯体，也喂养了它的灵魂。最终，它和这里的红色文化合二为一，融为新时代创业的“四千四万精神”。

同时，也正因为是向海而生，这里的人民又多了海一般的包容和奋进。不得不说，处于海与山之间，向南，高山仰止，让人心境沉稳，做事务实；向北，极目越天阔，又添了航海、冒险的冲劲。事实上，正是因为海的存在，慈溪自古便与外界联系频繁，在盐和棉花之外，优质瓷器的生产也让慈溪成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在不断的对外交流当中，慈溪的“视界”或者说格局，也一并增大。所以，宗汉能在新时期一日千里，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宗汉能成功引领时代潮流，既得益于上述精神，但也不止于此。

从宗汉看城乡巨变和中国力量

在今天的宗汉，有这么一个有趣的地方，叫“宁波市慈溪市拆落市”。宁波市慈溪市很好理解，前者是地级市，后者是属于前者管辖的县级市——1988年10月，慈溪撤县设市，成为继东阳、义乌之后浙江的第11个县级市。那么，拆落市又是什么？其实，从宁波的“庄市”“三七市”也可以看出来，它原是一个市集的名字，今天变成了一个乡民聚集的村落。之所以叫“拆落”——从慈溪诚和管业以及拆落电镀有限公司创始人邹汉权那里听来的解释是，他所在的邹姓家族，是从外地的邹姓大家族分出来一部分并落户于此的，所以叫“拆落”。一个地名，就展现了一个城市的移民史。

但移民多了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地垦殖得再多，也逐渐不够分了。马信阳就记得，他爷爷三兄弟一共只有一亩五分地，只好一人种一年。胡长源的父亲是个石匠，一开始是靠手艺吃饭，不过到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时，也分到了田地，但爸妈加两个姐姐加自己全家共5口人，也只分得了一亩多。他的父亲忙碌了一辈子，到39岁才中年得子，不久后便因病去世，丢下孤儿寡母。

当垦殖和农耕支撑不了家庭的基本生活时，这里的人只好在非农领域想办法。我曾将这种转变定义为“穷则思变”，著名财经作家胡宏伟则说自己曾有一个更绝妙的形容，那就是“从贫困出发的绝地反击”。

进入新华社工作后，胡宏伟就将目光锁定在浙江民营企业乃至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上，进而成为浙江民营经济的观察者和推动者。多年来的审视，让他发现浙江经济在现实之外也有一个“钱塘江线”，它将浙江分成了南浙江和北浙江。北浙江靠近苏州，拥有杭嘉湖平原大片腹地，所以在改革开放前后走的是苏南模式，是大集体经济。按照他的说法，那就是“有米有绸的地方不会有太大的改革冲动”。而在南浙江，则多为山区，和福建更为相似。所以北浙江还带着吴侬软语，南浙江如温州、台州、丽水、义乌则更相信“爱拼才会赢”。与此同时，北浙江在改革上比大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来得更彻底，也更民间。其推动了产权私有的民营企业的出现，进而影响了以民营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在这两点的结合下，调动了千百万人民的积极性。

尽管宗汉在地理上位于北浙江，举头望杭州、嘉兴和上海，低头则见绍兴及宁波，位于繁华的包围之中，但是它那“唐涂宋土”的现状，却让宗汉乃至整个慈溪都是繁华之中的“洼地”。胡宏伟把慈溪称为“浙北的小温州”，一方面是说它的本土资源和温州一样，在浙江没有优势，所以有着吃饱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这里的人民像温州人一样自强不息，靠着自己的脑袋和双手，凭借着“四千四万精神”，硬生生地在非农领域杀出一条生路来。日后成为慈溪实施“撤扩并”（撤区、扩镇、并乡）后的宗汉第一任党委书记陆友祥便记得这样一句话：一株棉花一株稻，一生一世富不了！

同时，位于浙北又兼具浙南特点的性质，让慈溪在发展模式上，也兼得两地之优势。尽管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下，一开始走的是集体经济，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慈溪就开始率先推行国有、集体、乡镇、个私“四个轮子一起转”的发展模式。其中最亮眼的，无疑是以宗汉为代表的乡镇企业的大发展。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史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人民公社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到1983年，一直叫社队企业。另一个则是在1983年，人民公社改为乡（镇）、生产队改为村后的乡镇企业。在胡宏伟看来，社队企业也好，乡镇企业也好，它们的诞生和发展都脱离不了当年的政策环境，当然也脱离不了当地的经济环境。村集体没有一定的经济富余，或者没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也是发展不起来的。尽管慈溪地处浙北，但它毕竟位于繁华的边缘地带，受上海乃至杭嘉湖平原的辐射，而且，昔日的盐业、瓷业也曾支撑过它的发展，所以多少还有一定的底蕴。

宗汉之所以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乡镇企业上大领风骚，无疑有它的大小环境。在小环境上，由于宗汉大致位于大古塘和二塘之间，让它较二塘之后的众多乡镇或村落，较早地成型并被垦殖，所以起步也相对较早。

在大环境上，1954年县境调整后的新慈溪是由原先的三北平原整合而成，这让慈溪丢掉了慈城，也让宗汉远离了浙东文化的重镇、王阳明的故乡余姚，损失虽然有些惨重，但是它并没有丢掉“浙学”中的事功文化，以及“工商皆本”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其他传统的“包袱”，宗汉可以轻装前进，“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所以改革的意愿相对突出和坚定。与之相应，在慈溪任职的领导干部，都相对开明，允许各种尝试，哪怕没有政策也会想办法给政策。

由于是三北平原上重新整合的新慈溪，所以国有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国有企业（那时还叫国营企业）对乡镇企业以及个私企业的挤压没有那么严重。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当地政府只能对乡镇企业乃至个私企业“高看一头”，所以，这会让更多的从业者感到身心舒畅，从而能积极地投身创业。

此外，地处江浙沪区域，也让宗汉受益匪浅。一方面，江浙沪的整体改革氛围对宗汉有着很强的引领作用。马信阳在回忆自己家族的创业历史时，曾多次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步鑫生。当年的步鑫生，正在一湾之隔的海盐，他的红星服装厂（海盐衬衫总厂前身）员工仅70余人，固定资产只有两万多元，年利润仅5000元。这间90%的工人已到退休年龄的工厂在他的带领下，打破“大锅饭”，推行“联产计酬制”，“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砸掉“铁饭碗”的用工制度，对慵懒怠工的职工予以辞退，坚持“打牌子，闯路子，创特色”的经营方针，一系列改革措施让厂子一举壮大。尽管海盐衬衫总厂最终因为某些因素走向落寞，但步鑫生的独创精神还是提振了无数人的士气，当然也包括马信阳。

另一方面，来自江浙沪得天独厚的资源，也让宗汉得到了很大的进补。也就在慈溪“四个轮子一起转”之际，大量来自上海国有企业的“星期日工程师”来慈溪帮扶，搞活了一方经济，致富了一方百姓。如果在今天，我们可以称它为“共享智慧”。

正是在这大小环境以及各种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宗汉的乡镇企业得以在摸索之中，一步步走过了四个阶段。只不过这四个阶段也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有时也会相互交错。但不管如何，它们共同推进了宗汉在乡镇企业发展上的大迈步。

第一阶段是“能工巧匠来创业”。这些“能工巧匠”中，有石匠、篾匠、瓦匠等在传统农耕社会就有一技之长的人。有十几岁就在社会上打磨，在“放米胖”（做爆米花）当中琢磨如何改进火候，让它在有限时间里多放几炮的陆汉振；有比他大10岁，做过大队的食堂会计，干过通信员，当过抽水机手之后，成了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的机械设备的引擎师傅，后又搞起机械化榨油的陈成泗；还有在15岁就和表姐合股办起了家庭小厂，接着又开服装店，搞塑料经营，最后办起了摩托车厂并兼并了国有企业——宁波摩托车厂的徐娣珍……

第二阶段是“大队干部来创业”。和其他人相比，大队干部有头脑，接地气，受群众信任的同时也有向上的资源，容易接触到新鲜的信息和相关的政策。随着政策逐渐放开，束缚他们手脚的绳索慢慢被解放，他们爆发出的能量同样很惊人。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岑尧云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多年的老党员，他23岁便是高王二大队（现怡园村）支部书记兼乡团委书记。也正因为给村里开展渔业作业，他接触到给鱼进行促排卵的绒促性素，并在日后发现它是个好东西，这也是他在日后选择创业时，果断抛弃了谁都可以做的拖鞋厂，而创办了周边区域都没有的激素厂的原因。而年纪比他略小的邹林元，今天也被人喊书记，这个称呼的由来是他进社办企业后曾书记厂长一肩挑。不过，在进企业之前，他也是社队干部。邹林元幼时是贫农，很小就当了大队儿童团团长，16岁便成了乡团委委员，再后来，成了整个乡5个党员之一。也正是这位老共产党员，在时代的转变面前，机缘巧合地搞起了阻燃材料，最后跨界到了稀土领域。

第三阶段是“‘牛鬼蛇神’来创业”。所谓的“牛鬼蛇神”，都是以前乡镇企业当中搞推销、搞外勤的那些人。那个时候广告和流通渠道少，需要靠人不断地和外界对接和交流，才能把生产出的产品推销出去。无疑，能做推销员的，都能说会道、思维活泛。当然，也因为他们比常人更能“折腾”，有时还擅于一些“小动作”，在朴实的乡村或者特殊的年代，常被视为“异类”。但事实证明，他们就是比别人信息灵通，对市场敏感度高。所以，当宗汉决定“请能人、招财人”来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时，他们自然成了最佳的候选人。像胡长源，就自嘲是“乱跑的无轨电车”，但是，他靠着到处做手表带、各种冲压件以及徽章等加工生意，在1979年就成了万元户，到1984年，已积累起百万元身家。也正是在负责工厂运营以及跑推销的过程中，他发现废铜回收冶炼的生意值得一做。日后，当家乡向他伸出橄榄枝，他先是和慈溪有关部门成立了外贸公司，接着又在宗汉创办了上市公司宁波兴业盛泰集团的前身——兴业铜带厂……

第四阶段则是“父子并肩来创业”。直到今天，“父子齐上阵”也是浙商创业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像计划经济时代，马志成就带着儿子马信阳一起跑推销。到了乡镇企业逐渐改制，成为民营经济的一部分之后，父子之间就更要并肩作战了。在宗汉，太极环保的史汉祥、史跃展，复能集团的邹林元、邹宁，宁波第二激素厂的岑尧云、岑坚……都是“上阵父子兵”。不过，他们中间也有区别，比如有的老一辈是董事长，掌握大方向，子女是总经理，冲锋在一线；有的老一辈也是董事长，子女则成为各个分公司的负责人；有的老一辈则退出一线，作为“军师”而存在，子女遇到问题随时向他们请教。当然，也有像陈成泗家族一样，老一辈依旧在创业，子女则“分业不分家”，虽另起炉灶，但也保持着相对松散的合作。

这四个阶段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时间，犹如白驹过隙，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而逝，但是它热气腾腾、生机勃勃，向世人展现了一段珍贵的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从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宗汉成为一个有特色的乡镇街道的内在原因，还能看到中国人民“人穷志不短”，在困境下永远自强不息、努力寻找出路的力量，以及智慧——他们犹如野草一般，只要看见市场上哪里有空白的地方，就会往哪里挤，往哪里蔓延。

此外，我们更能看到一个“温州式”的乡村如何一步步通过工业化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从一个小小的、以农业发展为主的宗汉乡，变成了下辖原新界乡、高王乡、潮塘乡的宗汉镇，再变成了今天城市重要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它通过乡镇企业这一伟大的创造，让自己从田野走向了城市，从农村走向了世界。

尽管今天的乡镇企业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正是得益于它的发展，规模空前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由此开启，从“泥腿子”中催生出大批纵横全球市场的“农民企业家”和亿万“农民蓝领”，既发展了经济，也使工业文明在原野扎根发芽，这在助力原野摆脱贫穷、落后的同时，也让各地呈现出一番别具特色的发展风貌，像浙江和江苏等地推行“地瓜经济”和“狼群经济”模式，而福建、山东、湖北、四川、湖南等地则是“雁行模式”，贵州、山西、江西、河北、云南则为“狮王模式”……模式虽不尽相同，但都各彰其势，各显其能。

回忆起当年的岁月，来自宗汉的创业者们依旧激动不已、心潮澎湃。对于他们来说，这段岁月关乎自己的青春，是热火朝天的、不怕付出和牺牲的，并且也是灵活的、活泼的。同时，这段岁月更关乎金钱的记忆——经济还不发达的那些年，又碰上了价格双轨制，只要你有胆子做，或者有人支持你来做，做什么都能赚钱。所以，宗汉的成功，既是体制变革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速度的成功，比别人抢先了那么一步。

我们得感谢他们在政策形势不明，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依旧困扰着人们时所拥有的冒险精神，从而一带十，十带百，才有了今后民营企业的一片勃勃生机。

不过，也正因为早了一步，让这里的发展遇到了坎坷，甚至是无言的血泪。

中国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冰与火，悲与歌

如果我们对比当年的“四千四万精神”和今天的“四千精神”，你会发现少了一条，又多了一条，少的一条是“历尽千难万险”，多的一条是“想尽千方百计”。在胡长源看来，这其实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当年的“千难万险”更多的是政治风险。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个私企业乃至乡镇企业在政治路线上其实是带有巨大不确定性的。尤其是特殊年代，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极“左”思潮影响下，抓经济工作往往被视为“邪门歪道”“资本主义”，搞不好就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所以社会的发展经常要“翻烧饼”。胡长源说自己当时的胆子其实很小，尽管改革开放后，“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但他在工资之外的年底分红，也只是拿一半，其他的要交给社队。在和慈溪相关部门合搞外贸公司的过程中，他只干了75天就怕了。因为2万元本金没动不说，他们一共赚了17万元！再这样下去，万一收不住，会不会被人当成“投机倒把”？他记得最后把这笔钱分了，自己还交了9000多元的个人调节税。那个时候，还没有所得税税票，他还是用菜市场的票据开的票。

陆汉振曾经也有一些害怕，是因为他的锦纶厂发展太快了，1986年11月15日，他刚刚在庙山村打下建厂的第一根桩子，7个月时间，一座年生产能力达2000吨级、占地约上万平方米的锦纶纺丝大楼，就从土建、设备安装到投产一气呵成。当人们刚想松一口气时，陆汉振又不动声色地告诉大家，他已把年产5000吨级的锦纶帘子布设备订好了，马上成立二厂。果然，1988年10月，锦纶二厂就破土动工。然而，由于国民经济结构矛盾开始加剧，社会供求总量失衡，导致国家开始治理和整顿乡镇企业。1988年年底到1989年，由于国家压缩国有资产的投资规模，银行银根缩紧，这也导致许多乡镇企业因资金、能源、原料缺口和产品销售的制约而纷纷发展停滞，一些缺乏竞争能力的乡镇企业惨遭淘汰。而这一“动荡”显然也影响了锦纶厂，尤其影响陆汉振这样“原始资本积累”不足，每月1000多名职工的工资靠销售款“现收现发”的企业，况且发展速度又如此之快，资金缺口比其他企业更为严重。于是，职工停发了工资，各地讨债者纷至沓来。

当时的陆汉振很焦虑，怕摊子铺出去了，结果被要求刹车。但幸运的是，当年的他，遇到的是相对开明的当地营商环境。其时的当地领导会顶住来自不同风向的“压力”，支持慈溪的能人们上马搞建设。陆友祥还记得，当时慈溪主政的领导就拍板说，该治理的要治理，该发展的还是要发展！所以，在职工大会上，陆汉振含着眼泪请求他的工人原谅他。但不同凡响的是，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刻，他还是吐出了让常人觉得不可思议的6个字：二厂照常上马。他相信自己有能力“翻本”。而且在他看来，困难是用钱买不来的，只有经历过风浪的企业，才会有更长远的发展。当然，这种自信也是基于当地的支持。

更幸运的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更是彻底地改变了意识形态中“翻烧饼”的现象。到1997年，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施行，东西部合作进程的加快，地区差异的有所缓解，都促使乡镇企业逐步走上了法治、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

某种意义上，中国乡镇企业乃至日后民营经济的崛起，得益于国家向民间不断放权，让民间能量更好地释放出来，允许农民去搞乡镇企业，把农民从土地解放出来。不过，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乡镇企业也暴露出体制、机制上的弊端，那就是“集体经济的产权性质决定其经营对政府的依赖，厂长没有经营决策权，凡事要请示乡镇领导，被讽为‘二国企’”。这也意味着，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系于领导的“一念之间”。所以，姜义华在《苏南乡镇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的历程与思考》中写道，“在1992年到1998年前后，苏南乡镇企业大多转变为私有制或各种股份合作社、股份公司等混合所有制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产权清晰，经营管理与乡村行政割断了瓜葛，再无外部机构、人士伸手拿钱。有恒产者有恒心，企业主规划企业蓝图，聘用能人管理，请来科技人才搞科技攻关，尽量节约成本增加收益”。而在全国较早开始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商品市场的浙江，自然也率先开展集体所有制体制改革，大力倡导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曾任慈溪市乡镇企业局局长的陈式衡便记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机构改革也随之不断深入，乡镇企业局先变成中小企业局，后整体并入经济和信息化局。当年他正是慈溪乡镇企业局的最后一任局长。

浙商发展研究院院长王永昌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民营经济存在是具有必然性、合理性、可行性的。有三个“本体论”依据，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本体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社会进步是各类活动主体实践创造的，因而在相同条件下这种实践活动的主体越多、积极性越高，就越能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二是市场经济的本体论：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或可预见的未来人类最为合理有效的配置经济发展资源的方式，而市场的有效性又取决于独立市场主体的多样性。三是中国发展国情的本体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城乡发展差异、人口群体众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基本国情，也决定并更需要发展主体是多样性的。所以，思想上的解放，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的必然，给宗汉又带来了春天。大家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赚钱，名正言顺地祝贺别人“发大财”了。

但问题依旧存在。那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比较多元化，但是第一代创业者大多是“洗脚上岸”的农民，所以切入的行业门槛相对较低，主要靠着自身的勤劳肯干，靠着企业的“先发优势”而大发其财，很快便有一堆跟风者蜂拥而入。岑尧云之所以在创业时选择激素厂而非拖鞋厂，正是因为他很有先见之明地看到，拖鞋厂虽然办起来很容易，但也很容易被其他人复制。最后不是被别人挤垮，就是在价格战中让自己退无可退。

邹汉权对此深有体会。他进工厂后一开始做的是卷尺加工，后来因客户要求塑料电镀，而进入了电镀这一行——这还有理可循，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日后竟进入了管业。这正是因为大家看电镀有发财的门路，个个都来做，逼得他只好另寻他路。没想到在2015年前后，普通管业又面临着和以前一模一样的竞争。

有同感的还有陈成泗。他当年创办宁波大成化纤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大成化纤，2002年改组为宁波大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是为当地的纺织产业服务。因为化纤是纺织产品中的主要原材料之一。这也帮助大成化纤的营业额一度在慈溪企业排行榜上位列前十。然而，到1996年，他发现自己的买卖是越做越大，但公司利润却迅速下降到只有200万元。这一度让陈成泗变得有些焦虑。

不过，让邹林元焦虑的倒不是恶性竞争，而是当时浙江的“三角债”太严重了，卖出去货，却收不回来钱。乡镇企业转为民营企业之后，虽然放开了手脚，有了大展身手的舞台，但是随着原来作为投资主体的政府比较彻底地从企业中退出，也意味着企业在日后的发展中丧失各级政府关怀的同时，遇到问题也需要自己独立解决。比如在融资上，乡镇企业的信用是政府，而民营企业的信用必须自己创立。尤其是当那种“只要能生产出来就能卖出去”的市场条件已经不再存在，很多企业就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这也是担保链和“三角债”一度在浙江横行的一种原因，而温州也一度盛行“抬会”这种集资模式，导致社会问题丛生。

当然，有些企业，类似陆汉振在创办锦纶厂时，采用的是带资进厂的模式，和今天空手进企业拿工资不同的是，当年进企业时，还需要就业者“垫资”——锦纶厂当时的要求就是，高中学历以上的免费，但初中学历却需要拿钱。那个时候，进锦纶厂是“鲤鱼跳龙门”的美事，所以垫资也挡不住众人的热情，但是慢慢地，随着国家治理整顿金融秩序，这种集资有可能发展成“非法集资”，最后导致民营企业只能“嗷嗷待哺”。

今天，当我们站在宗汉这块热土上，再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乡镇企业，可以看到它们有自己的爱，也有自己的哀愁；有发展的金光大道，也有遍布的阴壑暗沟。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创业者就有一千种坎坷。总结起来，除了上述的案例，乡镇企业发展到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也逐渐碰到了上升的天花板。

有人才问题。尽管来自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对企业进行智力支援，但是他们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企业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的人才，而且要能留得住人才。

有生态遗留问题。“家家点火、户户冒烟”虽然让整个浙江在民营经济上起步早，发展也很迅速，但这种单打独斗的作坊式企业也容易留下江河污染等环境破坏问题。在老宗汉担任工业负责人时，徐冲根就很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就推行集中一片发展的模式，塑料的和塑料的在一起，铜冶炼的和铜冶炼的在一起……这在当年被称为“连片发展”。某种意义上，算是日后全国到处皆是的产业园的雏形。这也让徐冲根在日后成为宁波的唯一代表，参加全国连片发展和小区工作的座谈会。但得承认，这也很难解决污染的根本问题。

更主要的问题是企业家自身的见识局限和自我膨胀。胡宏伟虽敬仰浙商那种拼搏的精神，但也感慨，浙商在时代的夹缝中通过流通或者生意，让自己发家，让城市进步，但这里面的投机主义色彩重，是“卖”出来的，“闯”出来的，不是“创”出来的，所以这也导致城市缺乏科技发展的土壤，缺乏企业家的长期主义精神。我也在一篇题为《中国遍地都是“生意人”，独缺企业家》的文章中看到这样的说法：“中国文化有一种求大崇大的情结，各类事情都喜欢冠以‘大’或表现‘大’，似乎比较容易受到尊崇。所以，受世风影响，中国的企业家很少像欧美/日本做‘小而美’的企业，大都志在让企业成为‘巨无霸’。”所以，他们拼命地想做强做大，要跟时间赛跑，跟无数的竞争者赛跑，也要跟自己赛跑。这在宗汉的企业家身上也不少见。像今天的西二环北路，以及锦纶大道，基本上就是以胡长源和陆汉振的企业为主而形成的。当年的陆汉振，不仅将锦纶厂一家变七家，还进军摩托车领域，搞过服装，最后这些厂都没有办好，反而拖累了主业。相反，当时和锦纶厂形成配套的热电厂以及铝合金厂还算成功。

胡长源也曾在20世纪90年代末遭遇过大挫折，由于资金链断裂，公司很难发出工资。回忆那时，他会想起1998年的春晚，那英和王菲合唱的《相约一九九八》，暖洋洋的让人终生难忘；但他也难忘这一年，经过之前数年的高通货膨胀之后，消费市场变得萎靡不振，全国几乎一半国企的产能供过于求。胡长源也深陷其中。

他的员工，后来从一线干到集团党委书记的陈君杰就回忆，公司每个月工资只发60%。但是，让陈君杰很感恩的是，在公司挺过来之后，这些没发的钱，以1:13的比价，全部换成了股票还给了员工，这怎不叫人对企业不离不弃？！

多年后，曾当过乡镇企业的厂长，也做过推销员，还当过宗汉乡里工办领导，最后又被陆汉振聘请为锦纶厂高管的陆金龙，在面对我时既赞叹当年宗汉企业家们的魄力和心胸，也感叹他们陷入无序扩张的陷阱。不过他承认，这里面也少不了当地政府的助推。那个时候，大家都希望做大做强，难免会忽略社会经济规律。

不得不说，当我们扯下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一片风光，露出它躯体上的累累伤痕，不免会有一些迷惘，未来的路，我们又该如何走呢？

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惆怅太久。

从自发到自觉的“脱胎换骨”

对宗汉乃至整个浙江民营经济来说，1978年和1992年是两个标志性的年份，前者因为改革开放，后者则因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成为这个国家所认可的方向。但是，和这两个年份一样为大家所感恩、所铭记的，还有2003年。这一年的7月，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总结浙江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了指向未来的八项举措，这便是指引浙江改革发展和全面小康建设的宏图大略——“八八战略”。

这一战略主要指：

一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三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四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

五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

六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

七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

八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

这一战略为什么如此重要？为什么它会让宗汉的企业家如获至宝？那是因为，“八八战略”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依靠人民与造福人民有机融合起来，所以一切有利于人民的，人民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意识形态还有“翻烧饼”的现象，那么，“八八战略”无疑给很多人再次吃了定心丸。它除了“致力于培育市场主体、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而且还“千方百计增收创富，支持鼓励人民创新创业，不断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让改革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对浙江来说，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使浙江更早地进入了社会结构的变动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八八战略”无疑给它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是‘八八战略’的基本着眼点和总体方法论。”《浙江日报》在2023年9月21日发表的《“八八战略”的丰富内涵与战略意义》一文中指出，“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借助体制机制创新的先发优势，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子，形成了一系列特色和优势。‘八八战略’把推动浙江新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做大做强优势上，确保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继续走在前列。另一方面，浙江经济发展固有的工业基础薄弱、资源匮乏等种种不利条件，‘老百姓经济’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素质性矛盾，已日益明显地构成对浙江继续走在前列的重要制约。‘八八战略’着眼长远发展，将补齐短板、克服原有的局限作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八大回应现实挑战的战略性举措，有效地推动了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那么，按照“八八战略”，我们该如何补齐短板，推动我们从当年的粗放型增长、规模化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首先，我们得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勇气；其次，需要改变原先的发展模式，实现“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再次，强化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着力在强化现有优势、挖掘潜在优势的基础上，将原有的劣势转化为新的优势。换句话说，就是“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一方面让浙江“地瓜经济”的藤蔓蔓延至全球，另一方面则站在全球视野下看待改革开放，继续加大开放的力度，统筹全球资源，把全球的人才、先进技术、资金等吸纳到浙江，让“地瓜”的块茎更大更甜，总而言之，创新是第一动力，改革是关键一招，开放是必由之路。

邹林元因此受益匪浅。当年的他从事阻燃材料，结果因为无序的“三角债”导致资金收不回来。在他苦恼的时候，一位在包头任职的朋友给他指了一条路，让他意识到稀土（通俗地说，稀土是17种稀有元素伴生矿的总称，如铌、铈、镧等）产业大有可为。最后，他选择了去包头办厂。当然，他也做了两手准备，那就是万一搞不好稀土产业，他还可以在包头继续做自己以前的生意。不得不说，正因为这次的全新“出行”，让他置之死地而后生。作为我国最丰富的战略资源之一，稀土在重要领域的应用范围很广，大多高精尖电子产品的尖端材料中都含有稀土。所以，搞稀土产业肯定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当然，也因为稀土产业属于战略性资源，所以搞这个产业有很大的政策风险。此前，为了保护资源，避免稀土等矿产开发秩序较为混乱、矿产开发结构不合理、开采总量控制不到位等问题，国家在2010年前后出台政策限制稀土产量、出口配额之后，还决定将稀土的开采权限定在几家国有骨干企业之中，而民企只能通过参股的方式参与。这种政策风险，再叠加当时北方城市相对落后的营商环境，让邹林元曾一度大伤脑筋，但是，他还是得庆幸自己早那么一两步介入稀土产业。

走出去的还有陆汉振。2003年11月，陆汉振在淮安涟水登记成立了淮安锦纶化纤有限公司。这不仅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产业发展机遇，更重要的是，也让陆汉振在遇到事业的坎坷之后，有了东山再起的又一“根据地”。

在宗汉，还有一群企业家，他们虽然没有邹林元、陆汉振走得那么远，但他们同样也追求“开放搞活”，这也让今天的宁波前湾新区走入了世人的视野。当年的前湾新区，还叫杭州湾新区，属于慈溪。在打造新区之前，这个因为钱塘江入海口北移而淤积起来的地方，野草比人要高，麻雀比人要多。但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一些宗汉企业家还是成了杭州湾的开拓者。当时负责杭州湾新区开发的市领导胡立明正是宗汉人，在他的带领下，宗汉企业应声而动。首先入驻杭州湾新区的，是振邦化纤。日后其他公司的建设，都是以振邦化纤为“基准”。振邦化纤的创始人陈泉锋，正是陈成泗的大儿子。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振邦化纤之后，逐步落户杭州湾新区的宗汉年销售亿元以上企业有生产涤纶长丝的康鑫化纤、生产摩托车的康鑫摩托、生产钓鱼渔轮的中源渔具、生产轴承钢管的三环钢管、生产出口灯具的中发灯饰、生产自行车配件的新宝工业及力盟车业、生产吸尘器的尹得尔电器、生产汽车配件的天龙电子、生产汽车启动马达的奥博电器，还有陈成泗旗下的生产高强纤维的宁波大成，胡长源旗下的生产精密铜带的兴业盛泰铜业……它们纷纷加入了杭州湾新区开发的“大合唱”。

这种不断地向外界要发展，向产业的多元化要发展的模式，有助于企业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让自己从一个相对狭小的乡镇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如果说陆汉振、邹林元是在“外求”，那么，马信阳、陈成泗等企业家还在做着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内生”，换句话说，通过转型升级来提升自己。

至今让马信阳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事情，就是输纱器的研发。这个填补了国内纺织行业里的一项空白的创造，也让马信阳的工厂在慈溪的企业发展史上，开创了好几项“第一”：慈溪第一家成功开发“国家级重点新产品”的企业、慈溪第一家入选“国家火炬计划”的企业、慈溪第一家成功开发“国家星火项目”的企业、慈溪第一家参与起草“国家行业标准”的企业。

和他一样的，还有陈成泗。如果不说，你很难想象，他造的一款防弹衣，曾在伊拉克战场上救了数名英国士兵的性命。这是他用8年时间研发出来的产品。当年，为了摆脱无序竞争，他决定向产业的高精端求发展，主攻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研发生产。这不得不让人感叹，陈成泗作为一个为纺织企业做服务的人，居然造起了防弹衣。而今天的宁波大成也看不到半点纺织企业的影子。但是，正是不断地转型升级，让他找到了企业生长的新路径。目前，他又成功研制开发“软质野战移动式直升机停机坪”以及“高强度机场应急联络道面板”。

相比以上诸位，史汉祥则走出了另一条道路。这个一开始主打铜冶炼的创业“狂人”，虽然在这一行业获益良多，但他也承认，做铜冶炼时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尽管浙江的生态优势给了企业家们发展的大好机遇，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再吃老本，而且要思考如何去回报。此外，史汉祥在自己的创业过程中，意识到了循环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大有前途的产业，所以他便经常思考，如何在提升效益的同时，综合利用生产出来的其他东西。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换个角度换种方式，有可能就成了好的东西！就比如将钢渣、粉煤灰、赤泥、白泥、电石渣等进行固废脱硫处理，脱硫副产物又可以用于沙荒盐碱地改造，或者用于水泥制造原料……

史汉祥后来所创公司的名字为“太极”。“我一直坚信的观点是世界万物相生相克，辩证统一，都是平衡的。而这些年来我们通过科技创新形成的循环经济核心技术就是遵循这一理念，实现‘以废治废，资源综合再利用’，并以此打造出一条‘既能还蓝天，又能换绿地’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循环经济平衡链。”史汉祥在生态平衡的追求上走在了前列，这不仅帮助他重新打造了一条循环经济的产业链，更是积极呼应了“八八战略”，给打造“绿色浙江”甚至“绿色中国”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解决方案。他除了不断服务各个企业的大气污染治理、固废综合利用，甚至还在内蒙古进行盐碱沙荒地改造工程，准备变荒地为绿洲。

尽管这些宗汉企业家的想法，大多是在“八八战略”提出之前就已经着手实践，但得承认的是，“八八战略”的提出，无疑加强了他们的底气和自信，让他们在各个方面的创新实践从自发走向了进一步的自觉。

与此同时，对“八八战略”的理解与落实的程度，也决定了宗汉这些在传统产业上触碰到“天花板”的企业家们，今后到底能走多远，能达到怎样的高度。

幸运的是，在宗汉这些企业家当中，老一辈努力“洗脑”，脱掉以前的旧思维、旧观点，而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企业家，如与父亲并肩创业的邹宁、史跃展，还有被母亲徐娣珍从上海给“拉”回来、女承母业的胡圆圆，“三代创业”的钱星宇——作为岑尧云的外孙，他也是和史跃展、胡圆圆差不了几岁的同龄人，他们从前辈身上吸取了丰厚的为人处世的经验，更有国际化的格局和全球化的视野，还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更重要的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他们还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代表者、传播者，以及践行者……这也让他们毫无疑问地成为“八八战略”的拥趸。

而回报他们的，是宗汉的企业纷纷变身为“专精特新”企业，除了岑尧云旗下的宁波第二激素厂、陈成泗的宁波大成，以及史汉祥的太极环保。还有邹汉权的管业——当年的他面对普通管业的恶性竞争，将企业转型升级为特种管业——比如为矿山、码头、化工制药，甚至为核电站提供专用管。这种特种管业批量小，但又种类多。批量小，大企业不太稀罕；种类多，实力不够的企业又耗不了那精力，正好适合他来做。这也让他“在夹缝中找出了一条路”。转型升级让笑容很快回到了宗汉的脸上，这个昔日的乡村，在被工业化进一步洗礼之后，变得更加神采奕奕。

窥一斑而见全豹。宗汉当年的困境，无疑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这一转型之痛的缩影。但宗汉的成功转变，也印证了只要坚持“八八战略”的引领，一定能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乃至整个区域的现代化先行。

不过，当宗汉在“八八战略”的引领下重新出发时，也许还得认识到，在“现代化先行”的背后，“八八战略”还指向了另外一重精神内核——它也是浙商不仅仅是成功的商人，更是成功的企业家的关键——那就是共同富裕。

发展到底为了什么

今天到宗汉，一定不能不去庙山村。当你看到雅致葱翠的绿化小品、水清岸洁的生态河道、宽阔通达的骨架路网时，一定很难相信，这竟是一个乡村的风貌。更重要的是，没有农田和泥瓦房，没有路窄难走的田间小道，却有着布局流畅的别墅楼群，而这个乡村在当年修建大古塘时，还只是一个光秃秃的晾晒渔网之礁。

庙山，又叫乐山，因为海拔有28米，加上一峰突起，形似“蛤霸”（蛤蟆），在三北平原中算是高地了。南宋时，庙山上已有先民在此活动。明嘉靖前后，先后建成隋炀帝殿、关帝殿、捍海侯祠等庙宇，从清代起每年农历三月廿一至月底举行庙会，故称庙山。其中，位于庙山顶的隋炀帝殿，正是今天海月寺的前身。尽管这些宗教信仰活动，曾让庙山一度红红火火，但彻底改变庙山的，还是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有这样一首诗形容庙山之变：“庙山楼宇起荒坡，十里青红十里晖，又是一年春水绿，柳翻莺舞念将归。”

在庙山村村委会的宣传展板上，是这样解释的：1993年，村里确定“统一规划、统一拆迁、统一建造、统一搬迁”的目标，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综合开发利用土地资源，集约用地，改善人居环境，共分三期完成……2016年止，建成350幢别墅，村民全部入住。1996年起实施“夕阳工程”，陆续投入资金建造老年公寓，目前已建成252套，每套老年公寓内厨房、卫生间、客厅和卧室一应俱全，屋内宽敞明亮，80平方米左右。本村子女结婚后三代同堂的老年人，可免费入住村老年公寓，目前，老年人入住率占全村三代同堂户数的85%。在这段解释中，还提到了这么一句：金轮集团总公司投入启动资金7000万。

说到底，这是陆汉振在做大锦纶产业后，对家乡的一次大手笔的“反哺”。在陆汉振心中有这样一种朴素的想法：自己所获得的一切都是脚下的这片热土所给予的，没有这个“村”就没有自己这个“厂”，所以，自己富裕了之后，就一定得回馈社会，带动大家实现共同富裕。后来，大家把这种模式称为“以厂带村、厂村共赢”。

这也让庙山村收获了一堆荣誉，像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国家森林村庄、浙江省文明村、浙江省全面小康示范村、宁波市文明村、宁波市法治示范村……当然，更重要的是，它还成了浙江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样板。

除了投资建设庙山村，“以厂带村、厂村共赢”的模式还体现在工厂的建设过程中。企业希望，村民们能积极参与厂的发展，在工资以及其他奖金收入上享受到发展所带来的直接红利。

岑尧云创办激素厂时，走的也是这一“路线”。当年，激素厂需要收集大量的孕妇尿液，他不仅让有条件的村民变成自己产业的“上游客户”，还让其他村民有机会成为自己的尿液收集员。这样一来，可以让大家都能跟着自己赚些钱。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优秀企业的存在，让宗汉从来不会为就业率发愁。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岑尧云让人称颂的还在于，他和陆汉振一样都有一颗感恩的心。他的外孙钱星宇就常听他讲，办企业一定要懂得感恩，要有大爱和社会责任。在他还是高王二大队支部书记的那些年，村里因为电力不足，经常黑灯瞎火的，什么事也不能做。他遂提议由村办企业出资，购买发电机，整理每户人家的供电线路，完善供电网络，做到不管断电与否，村庄晚上总是灯火通明。同时他还将村里和村周围的泥路、石板路都改造成水泥路，对村周围的河道进行清理整治，最终，把高王二大队建设成了远近闻名的灯明、路平、水清的文明村。后来，他创办激素厂，精力放在了厂的发展上，但他依旧心系村里建设、关心村民生活情况，先后出资给村里装电话，出资新建小学，安排村里适龄青年到企业里工作，解决村民就业问题，给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生活补助（现在每年要补助20多万元），并对一些有特别困难的老同志、困难户，给予特殊的照顾和经济资助。他积极践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关爱精神，深受当地村民的尊敬和爱戴。

事实上，这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爱精神，在宗汉的其他企业家身上也不断闪现。去胡长源的住处可以看到，其主打一个摆设朴素，最醒目的，是挂在墙上的一系列由不同单位所颁发的慈善牌匾，有慈溪市颁发的“慈善捐赠先进企业”“慈孝之星”“慈善捐赠之星”，有宁波市颁发的“宁波十大慈善民营企业”，有浙江省颁发的“浙江慈善奖（项目奖）”。还有一枚，是浙江省慈善总会颁发的“5·12汶川地震赈灾捐赠‘慈善爱心奖’”……不得不说，这个早早就体味到了成为有钱人滋味的创业者，最终选择了“得之社会，还之社会”。

如果说做慈善是对外，那么对内，胡长源认为，只有带员工一起进步的企业才是好企业。所以，他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在内部推行“模拟股票”——根据企业管理阶层的贡献大小，职级高低，给出相应的股票配额。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过去晋商票号的“顶身股”。它一方面对员工给予物质上的肯定，另一方面则将员工牢牢地绑在公司这辆“大车”上。大车跑得快，大家都有利可图。所以，陈君杰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有两种股票，一种是模拟股票，一种是回报他们在公司困难时期没有退却的补偿股票。

这既是慈溪作为“慈孝之城”对这些企业家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源于这一群体自身的成长——走过了拼命赚钱只为生存或者改变命运的阶段，他们已经不满足自己只是作为一个商人而存在。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深入思考，当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已非当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的思考，无疑会让他们更深入地触及企业家精神的实质，那就是在持续不断地拥有创造性思维、冒险精神以及领导能力、自信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让更多人能一起受益。

胡宏伟说，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得是人的现代化。当企业家不再动不动以赚了多少钱，公司市值炒到了多少为骄傲，而是以推动社会进步，给社会带来更多福祉而自豪，我们的这个国家就一定会繁荣昌盛、坚不可摧。

今天，当我们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门口，再次回望过去，要深刻认识到，当前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和推进，都和过去乡镇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因为有了乡镇企业当年的实践和各种先期实验，才有了今天工业立市乃至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因。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忘了乡镇企业当年的创新和创造。

另外，也正是乡镇企业的多年积累，推动了企业家群体的形成，以及企业家精神的生成，这无疑是宗汉乃至整个国家在这几十年发展中收获的最大财富。它不仅让人看到了乡村振兴的无限可能，而且还有力地触及未来。这对宗汉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应对未来挑战尤为重要。在诸多时代红利推动下经历了几十年高速增长的中国，接下来所要面对的或许是低增长、高成本、时代红利不再的局面。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传统成熟型中国民营企业如何应对通胀、衰退与滞胀？如何实现企业盈利性持续增长？这些问题得靠这些企业家用企业家精神回答。

当然，在我看来，宗汉乃至整个国家的民营经济要想持续发展，在坚持“八八战略”引领的同时，还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守初心，从“乡镇”企业走向“乡村”企业。今天，乡镇企业已鲜少被提及，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带来的工业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乡村。未来的日子里，乡村要想持续振兴，还必须坚持走工业化的路径。没有工业化，没有实体，就没有办法留住人口，最终会导致乡村成为“留守乡村”或者“空巢乡村”。所以，我们要继续发展乡村企业，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带动农民、提升农业，连接城乡。乡镇企业多是集体经济投资为主或起到实际控制作用，未来的乡村企业多以合伙制、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为主，农民以股东或雇员等多重身份参与乡村企业。这不仅能充分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也能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工业发展带来的红利。为了发展好乡村企业，我们需要谨记的是，一方面要通过农工商综合经营、产业融合发展，做大做强乡村企业，另一方面则通过共生共荣来实现共享，进而让乡村企业更深得人心。

二是致力改革，从“管”理到“治”理。某种意义上，我们乡镇企业的前期发展，得益于体制机制优势。未来还应该继续发挥这一体制机制优势，通过加强现代化治理建设，加强多元、交互共治的“服务”思维，并进而实现当地营商环境的提升。此外，在政策、资金、服务等多方面要对民营经济多加扶持。更重要的是，发动国有企业与更多有能力有专长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研发、生产、营销、服务等多个层面对接需求，通过“大手”牵“小手”，让民营经济得到赋能。对很多民营企业来说，此前相对落后的认知，与传承家族式或者封建家长式的管理模式的结合，往往会导致企业的发展出现无数问题。这也决定着，在中国进入现代化大转型的今天，需要尽快地破除“人治”思维，加强现代化治理建设，以防范风险、提升企业价值。某种意义上，在治理上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是民营企业继续引领、继续创造的重要保证。这种治理在强调指导性、协调性、沟通性、灵活性的同时，也彰显了社会建设的公平、正义、和谐、有序。

三是转型升级，从创“新”到“创”新。首先，我们得承认，宗汉乃至整个中国的民营经济，是从创“新”走向“创”新的。即使都是创新，它们在时间的维度当中，表现出的内核，也是不一样的。在乡镇企业刚刚起步时，我们的创新更多体现在“新”上，只要做的是过去没有出现过的东西，或者做的是过去不敢做的事情，大多都能取得成功，主打的是一个新鲜、新奇，而不是追求技术含量。但到了今天，如果我们还是只图一个“新”，已经很难说服人了。所以，今天的创新，更多地落脚在“创”上。只有建立在创造上的新，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新，才是征服人心的新。未来的我们，只有深入挖掘“创”新的逻辑和内涵，把握“创”新的方向，并持续创造，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四是科技为本，从有“胆量”到有“技量”。所谓的“胆量”，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话无疑说的是宗汉乡镇企业发展初期。陆汉振、胡长源等人的经历，印证了胆量是当时的企业家所必备的素质。有胆量，才敢不计个人名利上的得失，甚至是政治上的生死，而锐意出击。不得不说，宗汉早期的企业家无不是靠胆量所取胜的。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胆量有时也会让人头脑发晕，面对市场形势，作出过激甚至是错误的判断。但不管有还是没有，到了今天，已然不是靠胆量来论英雄了。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日益成熟和规范，给不了胆量太多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5G、人工智能以及数据革命等到来，整个社会创业的基础已经水涨船高，不是靠胆量就能攀上成功的顶峰了。那么，未来不靠胆量，我们靠的是什么？那就是“技量”。所谓的“技量”，就是技术含量，换句话说，就是智慧含量。我们只有紧紧依靠科研，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通过全架构（运营、管理、品牌、市场等）注入智慧资源，才能让自己跟上时代的节拍。当然，如果在“技量”的基础上，我们再发挥自己的胆量，那倒两全其美。

五是精神不灭，从“能”吃苦到“会”吃苦。毫无疑问，浙江民营经济能走到今天的地位，跟从困难时期绝地反击下形成的“四千四万精神”有关。那个时候，大家是能吃苦的，也是不怕吃苦的。但到了今天，物质丰裕了，大家似乎不用吃苦，也不舍得吃苦了。这似乎并不是很正确的认知。要知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苦难也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离开我们的视线。只是，今天的吃苦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节衣缩食、筚路蓝缕，而是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在任何困难面前既要懂得稳住阵脚，以不变应万变，更要懂得主动作为，敢为天下先。今天，我们依旧在重提“四千四万精神”，一方面是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刻，我们正面临着各种挑战；另一方面就是希望我们能吃苦，更要会吃苦，面对挑战保持定力，不怕鬼、不信邪、不怕压，面对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做好应对的充分思想准备，然后迎难而上，为最终强盛我们的国家而努力奋斗。

六是绿色低碳，从“生存”到“生态”。无疑，我们过去的发展，都是粗放型的，追求的是规模，是快速，为的是抢占市场，进而存活下来，所以难免对周边的环境缺少保护，造成了很多生态的欠账。但是今天，我们对生态的关注，俨然不同以往了。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包括对青山绿水的追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八八战略”牢记在心中，打造绿色浙江、绿色中国。未来的企业，一定在环保上是高要求的，对生态不友好的企业，也一定很难生存下去。相信我们的民营经济会有这方面的自发意识。

七是开放共存，从“内外有别”到“内外兼修”。过去的乡镇企业，因为实力弱、规模小，以及人才储备上相对薄弱，导致业务很难拓展到更远的地方，基本上集中在国内市场。幸运的是，那个年代国内市场足够为它们提供生存空间。不过，也有个别优秀的企业，已经把目光放得更长远。这种“走出去”战略，到全球布局，在今天“内外双循环”时代下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未来一方面要将内外兼修作为自身的重要素养，另一方面，利用“走出去”来倒逼我们不断提升技能。

八是志存高远，从“财富传承”到“文化传承”。我们自然希望财富能不断地传承下去，因为这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之一，但是它在今天已然不是主要目标，我们更希望传承下来的是思想，是文化，是家风，是人类进步不灭的火焰。只有这样，才会保证我们的财富是安全的，不会在未来的日子被一夜“清零”。所以，未来的年轻一代，既要努力投身经济建设，壮大我们的经济实体，但与此同时，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