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漫谈福利制度

自2015年夏季开始，“难民危机”成了和欧洲关联的词汇中最热门的一个，这使得人们彻底忘掉了欧债危机——其实后者一直没有被真正解决。而要理清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从欧洲的福利制度说起。

事实上“社会福利保障”这个概念并不新鲜，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经历了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就已存在这一制度：依照秦法，从事工商业者，一旦遭遇破产，依照秦国法律将举家成为官奴——这听上去似乎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细琢磨一下，其实问题就出在“官奴”这俩字上，这个称谓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罗马》《血与沙》之类美剧中的奴隶，但事实并非如此。

所谓官奴，国家会给他们提供衣、食、住房这些基本生活保障，而作为官奴的男性则需要去修城墙、挖沟渠，女性要负责为官府粮库舂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去从事公共服务。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工商业者不比农民，后者无论好歹，最终都有一块土地可以谋生，而工商业者一旦破产，仅凭自身则再无保障，在这种困境下绝望的人难免会铤而走险，作奸犯科，于社会而言，必然导致治安环境恶化。秦的官奴制度，事实上等于给这些破产者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这个保障不是白给的，你必须为此去劳动，否则就是对其他人的不公。从另一方面讲，“穷”会让人在绝望下生事，而“闲”同样也会让人生事。如此一来，秦的这套制度既从源头解决了社会治安问题，也以最低的代价为公共服务提供了劳动力。

此外，沦为官奴也并不等于你彻底无法翻身，最起码你还有机会通过军功授爵制度从头再来。秦的法律体系中，“功-爵”制是最为核心的部分，在两千年前的秦国，你的一切行为都会被明确量化后与爵位挂钩，打仗会有军爵，种地有农爵，从政、行商、做工，乃至与秦国有合作关系的外邦人，都可以通过他们的功劳获得相应爵位，而爵位又会直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财富多寡、房舍面积、仆役数量……而且以功得爵是你提升社会地位的唯一渠道。除此之外，在当时企图通过做“道德模范”或是文体领域的大腕来获得富贵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嫪毐这样太后身边的小白脸，也只能在参与平息成蛟叛乱中立了军功才得以封侯。

两千年前的秦人，其实已经很好地诠释了“福利”的内涵：福利的真正价值应该是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再具体一点说，广义上的“福利”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为生活极度困难的人“兜底”，其二是为人们向上奋斗提高动力。

回头来看如今的欧洲。欧洲号称拥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从医疗、教育乃至照看幼儿，都属于国家福利的范畴，与之对应的则是西欧的高税收——需要说明的是，欧美语境下的“大政府”，其实主要是指高福利+高税收，与此对应的，低福利+低税收自然就是“小政府”，这恐怕与我们国内媒体所说的概念要相去甚远。

一直以来，美国精英阶层中的不少人对欧洲式的“大政府”模式都报以不屑的态度，这其中就包括特朗普。这其实并非没有道理。欧洲高福利体系建立的大背景是东西方冷战对抗，在当时不只是军事，双方在文化、外交、体育、艺术等方方面面都带有明显的竞争和对抗色彩。

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地处冷战前沿地带的西欧，在重建福利体系时所要考虑的并非是福利的本质，而是要和华约国家争夺道德制高点。其实反过来说，当时东方阵营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总体经济实力逊于对手的情况下（当时西方阵营手中掌握着全球工业能力的2/3），让自己的国民获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以打击对方的士气民心，就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

由此带来的就是目前欧洲福利泛化的问题，这并不是指所谓的“量”过度的问题，而是说欧洲福利制度脱离了我们前面说的福利的本质：欧洲的医疗、教育、失业保险等福利都是无条件给予的，而且从质量上说早已脱离了“兜底”的范围。多数人工作就是为了“谋生”，如果不“谋”就可以“生”，而且还可以“生”得不错，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工作呢？如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大量欧洲本土的白人成天窝在家里打游戏、听音乐，讨论色情业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做永远长不大的“大孩子”；而另一方面，譬如出租车司机、管道工、送报纸快递、便利店店员等所谓的“低端工作”却找不到人去做。如果要保证社会正常运转，就只能引入东欧裔或北非、西亚移民，前者还好说，后者由于文化、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使得很多日常问题很容易就拐到种族歧视上去，结果就是政治正确越来越多地充斥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这种种的政治正确又进一步使得很多原本简单的日常问题复杂化，稍有不慎就会上纲上线成为政治问题。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下，最终不同族群之间的对立情绪变得日益严重。说句题外话，如今欧洲的族群矛盾，最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尚不好说，但就眼下而言，最需要的其实不是去支持谁或是反对谁，而恰恰应该是让所有的政治因素都离开，把属于法律的问题还给法律。

欧洲的高福利是靠高税收来支撑的，这就意味着欧洲的中产阶层和富人阶层要承受更高的个人所得税。对成天泡办公室的白领而言，高税率会打击人的工作动力——辛苦一年下来，交完税，剩下的钱算下来可能还不如失业吃福利划算。而对富人而言，很可能则会选择收拾细软走人，甚至连整个产业都带走。2012年法国左翼政党赢得大选，奥朗德当选总统后，为了维持福利体系，宣布要进一步提高富人税，结果没过几天，有“大鼻子情圣”之称的法国著名影星杰拉尔·德帕迪约便宣布移民俄罗斯（俄政府一直奉行低税收政策）。德帕迪约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声称：在2012年他支付了占其收入85%的税款。45年来，他的纳税总额已达1.45亿欧元。同时，他还强调自己是一个雇用了80名员工的企业家（也就是说他的出走会导致80人的失业）。如果仅仅只是一个“大鼻子情圣”倒问题不大，但是在奥朗德就任当年，法国就出现了富人移民潮，这问题可就大了。

如今，为了应对欧债危机以及不断涌入的难民，欧洲各国的财政压力陡然增加。德国劳动部长在2016年曾发出警告：因为难民，德国将增加100万领“哈尔茨四”（简单说就是失业救济金）福利者，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位部长在上一年还肯定地说“难民是专业人才，将为德国经济做出重大贡献”。

德国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拉斐尔旭申以100万难民的人数计算，指出：“难民危机可能要耗资近1万亿欧元。”纳税人每年负担170亿。假使难民能在6年内融入劳动市场，此间需9000亿欧元，相当于德国国民总收入的1/3。但问题在于，“难民数量限于100万”和“6年内融入劳动力市场”这两条都太乐观了。

2016年10月11日，法国《快报》在一则采访中披露，此前一直大力支持接收难民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私下说“我认为有太多的移民……移民不应该在那里”。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致命的问题已经日益明显——人口。上面我们提到过，高福利把欧洲白人养成了一群“大孩子”，那么问题来了，谁能指望一群“孩子”去生孩子、养孩子呢？高福利下，欧洲的年轻一代更愿意只对个人负责，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色情业合法化、软毒品合法化（主要是大麻）、高离婚率、低结婚率，这些因素都在压缩欧洲的人口出生率，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需要的生育率是2.1。而现在的欧洲，希腊是1.3，意大利是1.2，西班牙是1.1。从全球看，20世纪60年代，欧洲裔白人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到2000年，变为六分之一，到2050年，将只有十分之一。

而与此同时，穆斯林移民由于文化的关系，加之欧洲国家的福利体系，始终都保持着较高的生育率，在近期的调查中，英国新生儿使用频率最高的名字是“穆罕默德”。

如今天天都在说环保、节能、可再生能源等，然而很多人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人并非只是资源的消耗者，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资源。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尚没有哪个文明是因为资源匮乏而消亡的，而因为人丁不旺最终消失的种族却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就是古罗马文明（从血统上说现在的意大利人和古罗马人并不是一个人种，后者其实是黑头发）。而从已有的历史先例来看，一个国家内部几个族群如果彼此数量差不多，找不出一个主体民族的话，那么在未来爆发内乱乃至国家分裂的概率就会远远高于单一民族国家或是存在明显的主体民族的国家。 3s8c5Uk+eAhclx7zE1Sua71jOUk3r6Ff0yirLgFxES716105HqQVBa631AK+xUg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