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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纚纚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总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而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
我韩非子不是不会说，之所以难以说，是如果讲得滔滔不绝，非常滑泽，国君就会觉得我华而不实。如果我讲得吭吭哧哧，国君又觉得我笨拙，不伦不类。
（在表达的方式上，过于流畅，人家觉得我说得不实用；过于结巴，人家觉得我木讷，所以要适度，语速不能太快或太慢。）
如果我说得繁复，连用了很多类比，就觉得我讲得太虚，没有实用。如果我说得特简约，径直地讲，不加修饰，又觉得我没有文辩性。
（这里是针对写的。如果用很多排比骈文，倒是有气势和华丽，但是辞章胜过了道理。写了一大段，也只是一个小意思反复地重复。如果把这个“小意思”的论点干巴巴地摆出来，又说我没文采。）
如果我说得特激烈，很直接，把对方的心底话都说出来，对方会觉得我冒犯和不知避讳。如果说的是家常小事，对方又觉得我鄙陋。如果说得很合世俗的道理，中规中矩，对方觉得我是贪图得到好处而讨好迎合上级。如果说得和世俗有距离，奇怪诡谲，对方又觉得我荒诞。如果思维敏捷，辩驳很快，很有文采，对方又觉得我像个书生似的。放弃文饰，说得质朴，觉得我鄙陋。经常引用诗书，列举古代，觉得我是在背诵。这是我觉得对上级难言的地方啊。
一般见君主，是先写一篇文章，君主对内容感兴趣，再见面谈，所以以上的“言”，应该是兼指谈和写，甚至是侧重写。
上面谈了很多关于说（或写）的沟通中的多个纠结之处，这些恐怕没有终极选择。有华丽铺排的文风，有只讲干货的文风，有言辞激烈耿直的文风，有中庸的文风，有求奇（与世俗有距离）的文风，有质朴的文风，有大量引用的文风。每一种文章或说辞，突出了某一特色，自然就不具备另一极端。想要全都兼顾，则又没了特色，留不下印象。
所以，我认为，倒不必真认为韩非子这是纠结，重点在于适合阅读者的口味。
最后一句，韩非子说“时时引用诗书道理，则近乎背诵”，这是对的。光讲大道理，上级不爱听，比如史料上记载的商鞅说秦孝公的故事。
当初，秦孝公下令求贤，商鞅就向西去了秦国。经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介绍，见到孝公。商鞅对着秦孝公陈说了半天，秦孝公听得直打瞌睡。等商鞅走后，秦孝公骂了景监一顿：“你推荐的这是个什么糊涂人啊，哪值得用！”景监回去就责备商鞅，商鞅却说：“我跟他说了些帝道，但是他不懂啊。”
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怨气，我写的报告都是正经大道理，是他看不懂，这是本能反应。但是，商鞅没有固执于此，下次见面时，商鞅讲了些霸道、强国之术。秦孝公大悦，膝盖都不知不觉向前移下了席子。二人谈了三天三夜，兴奋得饭都顾不上吃。就这样，秦孝公任用了商鞅。
帝道和王道，就是儒家修德、施惠这些道理，理论上也成立，但是用功需时太久，不合于战国形势。而霸道，就是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的成功之路，就是各种富国强兵的有效政策，秦孝公很爱听这些。
儒家的帝道、王道是从天道出发，推导出仁义的准则，然后推行，如果经过实践检验，也可以是正确的。但它是抽象的先验主义。霸道则是经验主义，来自五霸的具体案例，总结出的实际方法。相比之下，后者的体系更受秦昭王喜爱。知识的这两种来源不同，应用价值和效果也不同。
韩非子说，经常引用诗书，列举古代事件，只会让人觉得你在背诵。其中，诗书说的往往是抽象道理，古代案例则是经验，这体现了两种知识来源的兼顾。但把它们列出来，还得能结合现实分析，否则不算活学活用，就是背书，于是沟通也是失败的。
写的报告文辞铺排，或者观念奇诡，这都不代表好，因为这只是抽象理论和泛泛的案例，它没有后续的深刻结合实际的分析。所以只能用文辞铺排和求怪来弥补其空洞，用激烈的直言来弥补道理的实用性不足。相反，只要内容确实有干货，适当讲究下逻辑和文饰，就是很好的报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