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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对内群体的忠诚并不一定会引起对外群体的敌意。
不过，很多人的确是通过“藩篱”的另外一侧来定义自己的忠诚。他们总在思虑外群体，担心他们，时常感到压力，因此排斥外群体是必然之举。于他们而言，种族中心主义也很有必要。
人们对外群体的显著态度会有不同程度的表达。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出了五种不同程度的排斥行为。
现在，我们将其简化为三种：
1.言语排斥（仇恨言论）
2.歧视（包括种族隔离）
3.身体攻击（包括各种程度的暴力）
与此前的列表相比，我们删掉了“回避”和“退缩”，因为这两种偏见的表达对受害者的伤害程度最小。我们也整合了“偶尔的人身威胁和攻击”和“有组织的暴力和种族灭绝”，因为大多数人只会口头表达自己的不满，仅此而已。然而，有些人的敌意会达到刻意歧视，甚至会上升到破坏、暴乱和私刑的地步。
敌意很容易从言语间流露。
两名优雅的中年女士正在谈论鲜切花的高昂价格。其中一个提到了某个犹太人婚礼上奢华的花艺布置，还强调说：“我很怀疑他们怎么能买得起，肯定是在报税的时候动了手脚。”另一个马上附和道：“没错，肯定是这样。”
以上日常的闲聊体现了三个重要的心理现象。（1）第一名说话者自发提到了犹太人，这并不是谈话的主题引起的。她的偏见非常明显，所以才会在闲聊时脱口而出。她对这个外群体的厌恶已经积攒已久，需要释放。或许，说出心里话能让她舒服一些。（2）对话的内容本身是次要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两位女士之间的友好关系。她们要做的是维持友谊，为此，两个人会对每个话题都尽量保持意见一致。共同贬低一个外群体有助于凝聚这个两个人组成的内群体。我们已经说过，尽管对外群体的敌意并不是提升内群体凝聚力的必要条件，但确实有强化作用。（3）两名女士都反映了其所属社会阶层的态度，并表现了某种社会阶层的团结。她们仿佛是在彼此劝勉，要维护中上层非犹太人的形象，坚持自己所属阶层的观点和作风。无需赘述，她们两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些心理学功能。此外，两名女士都不是极端的反犹太主义人士，她们各自都有一些犹太朋友，都反对歧视和暴力。两人表现出来的偏见是最低水平的（仇恨言论），但即便如此，这仍透露出偏见这一问题具有复杂性。
玩笑或嘲讽式的仇恨言论通常隐含着温和的敌意。有些相当轻微，甚至可以揉进轻松的幽默言语中。可即便这些玩笑看似无伤大雅，但有时候或许是掩盖了真正的敌意，贬低外群体、吹捧内群体的同时让人毫不设防。
辱骂则带有更强烈的敌意，像是“犹太佬”“黑鬼”“意大利佬”这种蔑称，通常源自长久存在的深刻敌意。然而，这里有两个显著的意外情况。第一种是孩子们经常是无心地使用这些无礼的称呼，因为他们模糊地感觉到这种说法有某种“力量”，虽然并不明白其中真正的含义。第二种，与“上流”阶层相比，“低级”阶层的人在使用这些称呼时，其中并没有包含太多的贬义。因为“上流”阶层人士词汇量更大，语言也足够丰富以避开使用这些词——只要他们愿意。
我们此前已经提过，仇恨言论越是不经意地出现，越是与主题无关，其中潜藏的敌意就越强烈。
一名到缅因州某个村庄的游客跟理发师聊到了当地的畜牧业。为了更了解这种养殖行当，游客问农民一般会把鸡养多久。只见理发师拿着剪刀恶狠狠地比了个手势，回答说：“养到犹太人把鸡拿走的时候。”
理发师的情绪突然爆发，这与当时聊的主题毫无关联，且他的情绪非常激烈。唯一合理的关联是，有些犹太商人会在附近收购家禽，之后拿到市场上卖掉。如果不愿意，农民其实不必把鸡卖给犹太商人。理发师显然答非所问。
这种与主题毫不相关的、突如其来的偏见，体现出了敌对态度的强烈与明显。在这种情形下，个体的心智活动受到对外群体敌对情绪的巨大压力，所以个体等不到合适的场合就会表达自己的敌意。这种态度非常强烈，所以哪怕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联也会引爆它。
仇恨言论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后，就很有可能演变为公开的、主动的歧视，甚至是会演变为暴力行为。某参议员在国会上对一项学校午餐补贴的联邦法案表示反对。他激动地大吼：“宁可饿死，我们也不想放下身段，让白人和黑人一起上学。”不难想见，这样强烈的仇视言论背后肯定有歧视的行为做支撑。
我们通常会跟与自己志趣不相投的人划清界限。 只有我们拒绝个体或群体希求的平等对待时，这才是歧视 。当我们逐步将外群体成员从社区、学校、某种职业或国家中排除出去时，歧视就出现了。限制条款、抵制、邻里压力、某些国家的隔离法案以及“君子协定”等都是歧视的表现方式。
在此，我们必须对“歧视”的定义进行进一步阐释。如果罪犯、精神病患和道德败坏的人期望获得“平等待遇”，我们很可能会拒绝，觉得名正言顺。基于个体特质而进行的差别对待，或许不应该被算作是歧视。在此，我们只讨论基于种族分类而进行的差别对待。这种差别对待有害而无益，没有考虑到个体的独特性。
联合国列出了在世界各地施行的官方歧视行为：
·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普遍剥夺特定群体的权利）
·人身安全的不平等（基于群体成员身份而进行的干涉、逮捕或贬低）
·活动自由或居住自由的不平等（犹太聚集区、旅行禁止、区域禁入、宵禁令）
·思想、意识形态、宗教自由方面所受保护的不平等
·自由交流权利方面的不平等
·和平结社权利方面的不平等
·对非婚生子女的不平等对待
·对结婚和组建家庭权利方面的不平等
·就业自由方面的不平等
·在所有权监管和处理方面的不平等
·著作权保护方面的不平等
·受教育机会和能力、天赋发展方面的不平等
·文化红利共享方面的不平等
·享受服务方面的不平等（健康照护、娱乐设施、住房等）
·取得国际权利方面的限制
·参与政治事务方面的限制
·获得公职权利方面的限制
·强迫劳动、奴役、特殊赋税、区别标志强制穿戴、禁奢法令，以及针对群体的公开诽谤
除了上述公开的官方侮辱行为，个人私下做出的歧视行为更是难计其数。就业、晋升或贷款申请的过程中，都可能充满歧视。剥夺居住机会或平等使用住房设施的权利也很普遍，同样，在酒店、咖啡厅、餐厅、剧院或其他娱乐场所也有类似情况出现。在新闻媒体方面，对不同群体的区别对待也时有发生。拒绝提供平等受教育机会或拒绝外群体成员加入教会、俱乐部或社会组织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这些例子不胜枚举。
种族隔离 也是一种歧视行为。这种行为是在空间上设置某种界限，加剧外群体成员的不利地位。
有个黑人女孩申请了在华盛顿联邦政府办公室的职位，但在应聘的每个步骤，她都遭遇了某种歧视：有个职员说这个职位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选，另一个又说她在都是白人的办公室里工作肯定不会开心。但在不懈坚持下，她终于“搞定”了这份工作。然而等她真正进入办公室时，主管就让她坐在办公室的角落，还在她办公桌周围摆满了杂物。她克服了种种针对自己的歧视，却一头撞进了种族隔离中。
歧视会导致各种难以理解的行为。如果出去旅行，我会愿意坐在犹太人身边；如果我是个北方人，也会愿意坐在黑人旁边。但是，我不会跟犹太人或者黑人当邻居，这是一条边界。如果是在工作中，我可能会雇用犹太人，但不会雇用黑人；可如果在家里，我可能会让黑人帮厨，而不是犹太人。不过，我可能会邀请犹太人来家中做客，却不会邀请黑人。在学校，我或许会对所有群体都非常友好，但却不会让某些群体的成员参加学校舞会。
尽管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歧视，但仇恨言论更为普遍。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人们总是雷声大（仇恨言语）雨点小（实际的歧视行为）。一个常见的情况是，由于其他雇员的强烈反对，很多雇主不敢雇用黑人或其他少数种族的成员到自己的工厂、商店或办公室工作。可是，或许是出于法律需要（例如《公平就业法》），一旦雇主真正雇用了这些人，反对的声音就会消失。人们一次又一次预言，禁止歧视会带来严重后果——或许是罢工或者暴乱。可严重后果很少出现。实际上，言语上的抗议比实际的歧视行为更常见。
当明显的冲突出现，一边是法律和良知，一边是习俗和偏见，那么歧视就会主要以隐秘的、间接的形式出现，而非在面对面的情境中，避免由此造成的尴尬。
暴力肯定是从相对温和的态度演变而来。虽然大多数“雷声”（仇恨言论）不会演变为实际的“雨点”，但所有身体攻击出现之前，必然会有仇恨言论。
在特定环境下，从言语攻击到暴力、从谣言到动乱、从闲聊到大屠杀，都会经历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们可以确定，暴力事件发生前会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1）类别化预判长期存在。对受害者群体形成了刻板印象。人们逐渐失去看到外群体成员个体差异的能力。
（2）对受害的少数种族群体长期言语抱怨。怀疑和指责的习惯根深蒂固。
（3）歧视日益升级。
（4）内群体成员感受到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他们或许长久以来经济贫困、社会地位低下，或是对政治局势发展不满，或是对失业担忧等。
（5）人们逐渐受够了这种压抑，情绪积累到一触即发的阶段。他们已经不觉得自己还可以或者应该忍受失业、物价上涨、羞辱和忧虑等问题。非理性主义逐渐深入人心。
（6）心怀不满的人被有组织的运动所吸引。如果没有正式组织，人们至少会加入非正式组织——暴民组织——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7）个体从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中获得了勇气和支持，认为社会认可了自己的愤懑和恼怒。他暴力的冲动由此因符合群体标准而被合理化——至少他们如此认为。
（8）诱发事件出现。此前惹人不快的小事或许会被忽略，现在却成了引发冲突的导火索。这一事件甚至可能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或者也可能会在谣传过程中不断被夸大。
（9）暴力冲突真正发生时，“社会助长”的作用就会非常重要，能让破坏活动一直持续下去。看到其他情绪激昂的人也处于疯狂的暴民状态，人们就会更为亢奋，暴力行为也会更疯狂。到这个阶段，一个人通常会愈发冲动，对自己的克制力则会下降。
以上就是从“言语攻击”上升到“公然暴力”要一一移除的几道闸门。在两个对立群体可能会密切接触的场所，如海滨浴场、公园或住宅区边界等地，上述条件最有可能出现，诱发事件也最有可能发生。
炎热的天气会助长暴力行为。暑热会让人身体不适、烦躁易怒，此外，这种天气会促使人们走出家门，于是接触和冲突的概率就增加了。实际上，灾难性的暴动似乎最常发生在天气炎热的周日下午，私刑的高峰也通常是在夏季。
言语上的敌意在上述条件下可能会导致暴力冲突，这一事实引出了有关言论自由的话题。在美国这种国家，言论自由得到了高度重视，法律权威机构一致认为，试图控制对外群体的言论或书面诽谤无异于是在限制公民的批评权利。美国秉持的原则是允许充分的言论自由，除非有人真正煽动暴力，给公共安全带来了“明确且现实的”危险，才会予以限制。但这条法律的界限很难划定。如果条件成熟，那么就算是温和的言语攻击，也可能会一路快速发展为暴力。
我们注意到，参与打架、群殴、公物破坏、暴动、私刑、大屠杀的主要是年轻人。相较于中老年人，年轻人似乎不会理解生活中总是充满挫折的，可以想见，年轻人在冲动与宣泄之间的社会习惯缓冲层也比较薄。相较而言，年轻人更容易退化到婴儿式的易怒阶段，再加上缺乏社会多年的抑制，这种宣泄能让他们感受到更强烈的快感。年轻人敏捷、精力充沛、倾向于冒险，这些都是暴力行为出现的条件。
在美国，种族冲突最严重的两种形式就是“暴动”和“私刑”。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暴动中的受害者可以反击，但私刑的受害者则无法反抗。
大多数暴动都发生在社会局势剧烈变化的时候。但单独只是变化并不足以造成暴动。暴动的发生必然以业已存在的敌意和根深蒂固的被攻击群体“威胁论”为土壤。我们已经说过，暴动发生之前，必然存在长期且激烈的言语敌意。
我们已经发现，暴动者通常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且相对年轻。从一方面说，这可能是因为这些阶层的原生家庭对规矩（自控力）的教导不多；从另一方面看，这或许是因为教育水平不高，才会误会生活条件恶劣的真正原因。当然，拥挤、不安全和贫困的存在确实是直接刺激因素。整体而言，暴动者通常是边缘人士。
可以想见，暴动与其他所有种族冲突的形式一样，以真实的利益冲突为基础。当一大群贫困的穷人和同样贫困的白人竞争数量有限的工作机会时，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竞争真实存在。不安全感和恐惧会让个体暴躁易怒，但即便利益冲突如此明显，我们也会发现，只把其他种族的人当作威胁并不符合逻辑。一个白人，当然也可以像一个黑人一样抢走另一个白人的工作。因此，在同一地区，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并非完全真实。人们肯定是会先形成内群体和外群体竞争的感觉，才会把这种利益争夺解读成种族之间的竞争，而非个人之间的。
由此可见，暴动的根源在于，业已存在的偏见在一系列不同环境中被强化和释放。
我们已经说过，私刑主要出现在歧视和种族隔离早已根深蒂固的地方，且私刑通常依靠恐吓实现。此外，私刑的发生还有另一个必要条件：当地执法不力。私刑无法被禁止，实施私刑的人即便身份曝光也很少被逮捕，更是几乎不会受到惩罚，这反映出警察、法院等执法机关的默许。
私刑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所谓 波旁私刑 ，也就是“义警私刑”。如果一个黑人犯下了某种罪行，或者说被怀疑犯下了某种罪行，那么一群有权有势的公民就会组织起来，对这个人悄悄处以私刑。这种私刑的用意是重申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既有隔阂，提醒黑人要顺从、听话、温驯，要活在对优越白人的绝对敬畏中。长久以来，这种“礼貌的私刑”主要发生在设立已久的黑人聚集地区。
另一种是 暴徒私刑 ，相对于第一种私刑，暴徒私刑通常发生在社会结构不稳定的地区，比如当地白人和黑人必须为一份工作竞争的地方。或许两个种族的人都是农民，生活同样清苦，但他们并没有团结起来共同解决问题，而是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暴徒私刑通常是极其凶残的兽行，例如性犯罪或诬告，极尽残忍和狠毒。很多实施私刑的人会聚集起来，每个人都想给让指控对象“尝尝厉害”，因此对受害者的虐待会极端残忍，惨绝人寰。
如此前所述，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残忍行径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习俗的影响。在某些地区，没有受过教育的社会边缘男性曾有“猎人”的传统。对于这项传统，也如之前谈到的一样，执法部门也会持有纵容和放任的态度。在私刑过程中，如果人们情绪高涨，就会理直气壮地搜刮、破坏黑人的居所和店铺。
随着历史变迁，私刑出现的频率现在已明显降低。
我们可以说，谣言是暴动和私刑的催化剂，这条定律始终如一。谣言会在暴力的其中一个阶段甚至所有阶段都参与进来。
（1）暴力事件发生前，外群体为非作歹的谣言会助长仇恨的积累，尤其是人们听到这个少数群体正在私下密谋、暗中策划，或囤积枪支弹药的传闻。此外，种族谣言通常会病毒式扩散，这反映了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要想了解局势的紧张程度，最好的方法就是收集和分析当地流传的种族谣言。
（2）最初的谣言完成“使命”之后，新的谣言就成了暴动人士或私刑人士集聚的号令。谣言像号角一样，集结所有仇恨的力量。“今晚河边要出事。”“他们今晚就要抓那个老黑，然后弄死他。”警方如果有所察觉，就可以利用“煽动性谣言”预防暴力事件的发生。
（3）谣言是炸药桶的导火索。当煽动性的谣言在大街小巷散播，就会在每次转述中变得愈发夸张和扭曲。
（4）暴动正在劲头上时，谣言会让民众持续处在情绪激昂的状态。
我们再回到这项假设：谣言可以很好地反映群体之间的紧张程度。当然，谣言本身仅仅是仇恨言论，是言语敌意的表达。谣言会毫无例外地表达敌意，并编造令人厌恶的特质将敌意合理化。
由此可见，谣言或许就是群体敌对状态的敏感度指标。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澄清谣言来降低群体间的敌意，尽管这或许不是很有力。在战争期间，报纸上的“谣言诊断室”就是一种辟谣的尝试，让民众意识到散播谣言造成的危害。然而，澄清谣言是否可以改变根深蒂固的偏见还值得审视。辟谣最大的作用就是提醒那些偏见比较轻微、并不强烈的人，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造成种族分裂的谣言，都与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不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