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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兄亦弟胜师友，年齿相加三百六。共襄男婴二十载，岁月如歌笔底流。”这是我2021年11月17日早晨起来写的一首诗，也是我回忆“男婴笔会”二十二年创作活动的主题。
记得十多年前我开玩笑说我们的笔会是“男婴笔会”的时候，五个人加起来还不到三百岁，现在又过去十多年了，金波老师将近九十岁，我和刘丙钧七十岁出头，葛冰七十多岁，白冰也六十七八岁了，加起来年龄三百八十多岁了。
我们五个人是多年的老朋友。金波老师，我们都视他为师长，像老师一样；白冰、刘丙钧和我，包括葛冰，我们都是平辈，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我在诗里面讲“亦兄亦弟胜师友”。
巧的是，白冰、刘丙钧和我年轻时，我们三家离得很近，都住在东城区，方圆一公里不到的范围内。我住在东四三条胡同，刘丙钧住在东四四条胡同，白冰住在东四六条胡同。不管到谁家，骑自行车五分钟就能到。后来我搬到了小羊宜宾胡同，正好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以下简称“中少社”）给刘丙钧分了一间平房，就在我家楼下的一个四合院里。我家在十三楼，站在阳台上就能看见他家，有事我在阳台上一喊，他就出来了，说“什么事？”，连电话都不用打。我们就这么相处了十年。他的女儿和我的女儿也是好朋友，五六岁时就在一起。我和刘丙钧既是邻居，又是编辑和作者的关系。
我们做邻居时，白冰已经从北京军区总医院转业到作家出版社，我和白冰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中国作协”）的同事。我是鲁迅文学院
（以下简称“鲁院”）的老学员，知道“文学界的黄埔军校”的重要性，就认真建议他上鲁院，他又成了鲁院的学员。1981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当宣传干事，也写诗。有一天我去团中央开会，是《辅导员》杂志召开的一个征文颁奖会，我有一首诗获奖了，白冰也有一首诗获奖，也来开会。他见着我，先给我敬礼致敬，因为我是老兵嘛。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我们俩加深了解是在1986年。那年5月中国作协在烟台召开“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白冰和我都参加了。会后，我们俩和另外两个人坐船到长岛，共同生活了三四天，同舟共济，然后就成了好朋友。
白冰爱急、爱发脾气，我老跟他开玩笑。我写过一篇童话，叫《疯鹅白普鲁》，发表在《幼儿画报》上。白普鲁是一只疯鹅，经常发作，在森林里是一个特别厉害的角色，狼头上的毛都被它叼光了。小朋友都怕它，后来发现它其实挺善良，很喜欢小孩子，只要你不嘲笑它，不捉弄它，它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写这篇童话时，我边写边乐，老想到白冰发脾气时的样子，觉得很好玩。白冰爱发脾气，也容易兴奋。他的作品完成之后会很得意，马上让人看，说我又一个经典作品出来了。电话里跟你说，见面跟你说，哪怕半夜三更也要在电话里给你念，跟个大孩子似的，我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经典”。
金波老师和葛冰，是我在工作中认识的。1978年夏天我从部队转业，从昆明回到北京，拿着当兵时发表的一些诗歌剪报找工作，中国作协接收了我，把我分到当时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国文联”）机关报《文艺报》评论组。当时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没分家，冯牧是我们的主编。我负责的领域有三个：儿童文学、诗歌、少数民族文学及民间文学，重点是儿童文学和诗歌。所以，儿童文学领域所有的会议我都参加，所有的报道由我负责，所有的作品推荐由我经手。诗歌领域所有的会议我也要参加，评论或推荐的诗集我都要看。
1983年北京作协召开金波诗歌研讨会，会议主题既是诗歌方面的，又在儿童文学范围内，我当时作为《文艺报》的记者，诗歌和儿童文学两边都管，主办方就邀请我参加。那时金波老师已经是写儿童诗的大家了，我研究儿童文学史的时候专门研究过金波，他的很多诗都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关爱，有自己所处时代的特点和独特的风格，艺术水准很高，堪称经典作品。我根据自己的研究，写了一篇五千多字的发言稿，在会上认认真真地念了一遍。
当时北京市的文化主管部门对待儿童文学非常认真，经常举办这样的研讨活动，我记得还研讨过罗辰生、王路遥的作品。这跟当时北京市文联的领导有关。北京作协当时归北京市文联领导，北京市文联的几届领导都是儿童文学作家，比如演员宋丹丹的爸爸宋汎，当过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他本身就是儿童文学作家，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宋汎之前的北京市文联领导是陈模，他是中少社的老社长，资深儿童文学作家，后来在北京市委当过宣传部副部长。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韩作黎，他的身份很特殊，曾经当过延安保小
的校长。1947年党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一批革命者的孩子跟着韩作黎走了两千里，是韩作黎把这些孩子带到了西柏坡，又带到了北京。韩作黎是个非常好的老头儿，他当过北京市育英学校第一任校长、北京市西城区委文教书记、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但是他骨子里是个儿童文学作家。他的笔名叫黑黎，写过《二千里行军》《圣地红烛》《保育班长》等作品，创办了《中国校园文学》杂志。我还给《二千里行军》写过评论。
这几位老同志在抓北京儿童文学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再加上南方在上海设立“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等，南北呼应，形成了有利于儿童文学发展的特别好的、巨大的“场”，使儿童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段时间里，出现了一个井喷期。
在这种背景下，我介入了儿童文学。开始是在《文艺报》分管儿童文学这一块，经常参加儿童文学方面的各种活动。80年代初，北京有几个儿童文学阵地：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朝花》杂志，这里集中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有李迪、赵惠中、崔坪等；一个是中少社的《儿童文学》杂志，这是一个重要的阵地，团结了一批作家，老中青都有，以中青年为主；还有一个是1982年北京市文联办的《东方少年》杂志，开始是王路遥在那里做主编，后来郑渊洁、罗辰生又先后调过去了，形成一个儿童文学的新阵地。这几家刊物经常举办活动，我因为常和儿童文学作家接触，关注他们的作品，所以也经常参加这几家刊物举办的活动。
葛冰是我在参加《儿童文学》杂志组织的活动中认识的。那时每年《儿童文学》都要进行一次年度作品点评，就是要写一篇述评，对当年发表在杂志上的作品进行点评。当时《儿童文学》的主编是王一地，他很欣赏我的文笔，1984年、1985年的年度述评他都让我来写。经常参加《儿童文学》活动的还有杨福庆、黄世衡、张之路、曹文轩、葛冰、刘霆华、郑渊洁、赵惠中等。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纯粹，老在一起，又都是同龄人，一来二去就熟了。
后来葛冰调到《儿童文学》当编辑，负责童话这一块，我们来往就更多了。他曾经有一次大难，要做手术。我爱人当时在医院工作，她帮忙给葛冰介绍医生，那应该是1995年或1996年的事。
关键是我们几个都写儿童诗。那个时候大家的主攻方向是儿童诗。金波老师是泰斗级别的；我写的儿童诗，当时影响也很大，后来也获了不少奖；刘丙钧是《儿童文学》的诗歌编辑，他自己也写儿童诗；白冰的创作是从儿童诗起家的，他出的第一本书《飞翔的童心》
就是诗歌集。只有葛冰原来不写诗，他主要写童话和小说，但后来他也写诗。大家都主攻儿童诗，等于是练同一种“武功”，经常在一起切磋，有一种天然的氛围感。
说起合作，我想起葛冰、白冰、刘丙钧和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为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写过童话木偶系列剧《地精和海怪》
，播出后效果挺好。我们还为宋庆龄基金会撰写过“上下五千年”系列动漫剧本（后来因故没有拍摄）。大家共同探讨，在艺术民主的氛围中找到了彼此了解和信任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