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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接到高洪波的电话，他邀请我执笔，为“男婴笔会”写一本书，语气中带着他一贯的热情与爽朗，还带着让人难以拒绝的诚恳：“金波和白冰他们几个也是这个意思。”
高洪波打来这个电话的十天前，我在济南参加第三十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其间，遇到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少总社”）的张晓楠，她很认真地对我说，作家们希望由我来写一本关于“男婴笔会”的书。当时我推却了，因为手头有其他事情，也因为这本书的写作难度大——要对几位作家和其他当事人进行深度访谈，要搜集和研究大量的文献资料；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既是别人想说的，也是自己想写的，还应该是读者想看的。其中，首先必须是别人想说的，主动权也因此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高洪波在我婉拒了张晓楠之后又打电话再次相邀，并且声明“金波和白冰他们几个也是这个意思”，我就无法拒绝了，因为他们在我任中少总社社长的十二年里，不仅是中少总社的作者，更是与我一路相伴的知音和强力外援。
在我担任社长的十二年（2006年至2018年）里，低幼读物出版是中少总社产品线中最亮眼的板块，发展最快，影响力最大，无论是在社会效益方面，还是在经济效益方面，都对中少总社这十二年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社会效益方面，《幼儿画报》2007年获得“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13年再次获得“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幼儿画报》编辑部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低幼板块中入选“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等权威奖项的出版物，更是难以一一列举。在经济效益方面，2017年中少总社5亿多元的主营业务收入中，低幼板块所占几近其半。
中少总社低幼板块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但无论怎样总结都不能绕开的，是始终坚持以内容为王。
2000年，张晓楠出任《幼儿画报》主编。其时，出版物发行体制改革已经全面展开，民营渠道迅速崛起，不仅在图书发行市场上与新华书店平分秋色，而且进入期刊发行领域，对邮政报刊发行渠道形成了强劲的冲击。在发行渠道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同时，少儿期刊品种也大量增加。产品和渠道的结构性调整，使少儿期刊市场形成了新的竞争格局。中少总社旗下期刊由于一时不适应市场竞争的新形势，发行量跌入低谷，7种期刊每月发行总量仅有70万册，其中《幼儿画报》为15万册。
张晓楠接棒后，没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头扑在发行上，而是寻根究底，扎扎实实地搞起了读者调查。她想知道，读者究竟需要一本什么样的《幼儿画报》。张晓楠回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她跑了十几个省，每到一地，都要拜访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有代表性的小学、幼儿园、托儿所，访问老师、家长和孩子。十几个省跑下来，张晓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要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来思考，办一本能够把读者需要全部呈现出来的《幼儿画报》。为此，她决定对《幼儿画报》进行全新改版，重构《幼儿画报》的内容板块。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逐期阅读了自1982年创刊以来的《幼儿画报》，对2000年以后该刊的改版过程有了一个大略的了解。
2000年之前的《幼儿画报》，更像一本幼儿文学刊物。以1997年第5期为例，刊发稿件11篇，其中童话、故事、儿歌9篇，幼儿教育类稿件2篇，且两类稿件之间无内在联系。
从2000年7月起，《幼儿画报》进行了几次改版。
2000年7月至12月，《幼儿画报》在保留了原有《大作家小故事》等栏目的同时，增加了一些新的栏目，如《智力总动员》《知识童话》《跟着爷爷学儿歌》等，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有所增强，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期特点。
从2001年1月起，刊物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同时改为国际流行的大开本。改版后的《幼儿画报》，上半月刊侧重孩子，以童话、故事、游戏为主；下半月刊侧重妈妈，强调亲子共读，“给妈妈一些教养方法”。主要栏目有《红袋鼠小甜头》《好孩子的故事》《好玩的故事》《我想知道的世界》《趣味数学》等。推出侧重妈妈的半月刊，标志着《幼儿画报》调整刊物定位，开始有意识地与幼儿教育相融合。
2002年改版，明确提出办刊宗旨为“情商启迪，智商培养，幼儿综合素质全面提高”。本次改版后，《幼儿画报》的主要栏目有：《嘟嘟熊与东倒西歪小老鼠》，旨在“在轻松幽默的故事中让宝宝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神秘小袋鼠》，旨在“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新意识，以及勇敢向上的高贵品质”；《世界童话精品》，旨在“培养孩子的审美意识”；《睡前小故事》，“集文学精华与育儿知识为一体”；《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与中央电视台热播动画片同步；《72变小孙猴》，由古典名著《西游记》改写；《儿歌》，旨在“培养孩子的欣赏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勇敢的恐龙小子》，旨在“培养孩子的创新意识”；《散文》，旨在“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和审美能力”。另有中心插页，“聚焦爸爸妈妈关心的话题”。
上述栏目的设置，使《幼儿画报》内容定位更贴近幼儿素质教育的要求。
2004年改版，突出多元智能教育和实现幼小衔接的要求。代表性栏目有《宝宝唱成语》（从12种小学教材中选成语）、《聪聪识字故事》（涉及24个偏旁部首，提倡在阅读中识字）。另设《红袋鼠的自救故事》《猫和老鼠的故事》《美美散文笑笑儿歌》等新栏目。2005年、2006年，上述栏目基本保持稳定。2005年增加《聪聪五大洲游记》《好习惯故事》两个栏目。2006年增加《Dede营养故事》，还有就是筛选小学教材中的284个常用字在主要栏目中加以突出。
2007年改为旬刊。此次改版，明确根据教育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使故事、游戏与《纲要》规定的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相辅相成”，“更加科学贯穿学前教育理念，循序渐进提升幼儿综合素质”。此次改版后设置的主要栏目有：《红袋鼠的自我保护故事》《好习惯故事和儿歌》《唐诗小童话》《宝宝唱成语》《睡前温馨童话》《奥运城堡奇遇记》《的的游中国》等。
至此，《幼儿画报》基本定型。此后，栏目设置虽有调整，如停办《奥运城堡奇遇记》《的的游中国》等栏目，陆续开设《红袋鼠美食屋》《红袋鼠智慧故事》《我与红袋鼠的故事》《弟子规诵读》《三字经诵读》《乐悠悠价值观故事》等，但刊物内容框架基本保持稳定，形成了一系列能鲜明体现《幼儿画报》办刊宗旨的品牌栏目。
由上可见，《幼儿画报》的发展过程，是坚持以内容为王，不断进行内容创新的过程；是坚持以读者为中心，不断贴近读者需求的过程；是与幼儿教育相结合，不断融入幼儿教育实践的过程；是奋力拓展幼儿文学创作领域，不断推进幼儿文学发展的过程。
在出任《幼儿画报》主编之前，张晓楠是中少总社文学编辑室的编辑。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她与金波、高洪波、白冰、葛冰、刘丙钧这五位作家都打过交道，有的已经非常熟络。恰巧，葛冰1999年从《儿童文学》调到《婴儿画报》，负责这本刊物的文字编辑工作，已经把金波、高洪波、白冰、刘丙钧发展为《婴儿画报》的作者。张晓楠顺势把他们几位连同葛冰一起拉进了《幼儿画报》的作者队伍。
“男婴笔会”从2001年开始，整体进入《幼儿画报》内容创作，从此开始了与《幼儿画报》《婴儿画报》再到后来的“中少大低幼”二十多年相伴而行的创作征程。
“在刚开始的一两年里，几位作家的创作还处于比较自由的状态。随着《幼儿画报》与幼儿教育相融合的进程启动并逐渐提速，来自家长和幼儿园具体教育诉求的选题越来越多，‘男婴笔会’的作家们开始‘戴着镣铐跳舞’。”（高洪波语）
刚开始接到那些具有明确教育指向的选题时，作家们有些别扭：“这不是让我们写‘命题作文’吗？”由于这些选题来自张晓楠，故作家们又半无奈半戏谑地称之为“小难（楠）题”。但为什么后来一写就是二十多年呢？他们各有各的说法，但都经历了从不情愿到情愿、从不自觉到自觉这样一个过程。
金波坦陈，他写“命题作文”经历了一个从引发、激发到焕发的过程。一开始非常不喜欢，到后来觉得是一种享受。因为“命题作文”接地气，满足了读者阅读的刚性需求。既要完成命题，还要写得有童趣，对作家来说是一种挑战。
高洪波则认为，尽管“命题作文”具有时效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速朽的，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幼儿画报》读者这个年龄段（3—7岁）的孩子永远都有，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所遇到的教育问题，有很多在不同年代都是相同或是类似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命题作文”又是永生的，并不速朽。同时，“命题作文”也可以出精品，在高洪波自选的幼儿文学选集中，就有不少篇目当初是作为“命题作文”来写的。
白冰说，张晓楠最大的特点是以柔克刚。她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做成。比如，《幼儿画报》有了一个新的选题，“我们可能感觉不能写。她不管你们怎么说，这次你不写，下次还让你写，下次你不写，下下次还要让你写，直到你把这个选题写出来”。她在幼儿文学上坚持这样的标准：既要在艺术上创新，同时又要让读者喜爱。这个标准对“男婴笔会”作家既是挑战，也给了他们很大的创新空间。作为作家，他们没有理由不珍惜这种创作的机会。
葛冰说，他写“命题作文”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由不自觉到自觉再到喜欢的过程，后来写起来得心应手。经过二十多年的写作，他发表的婴幼儿文学作品将近两千篇，可能是全国发表婴幼儿文学作品最多的作家了。不能不说这是他参加“男婴笔会”的一大收获。
刘丙钧说，他一开始是被迫写“命题作文”的，后来慢慢适应，也就自然而然地写了。他认为，“命题作文”的文学价值也许不如作家自主创作的作品高，但是它的实用价值可能更高，对家长和老师来说更实用。当然，写好了，“命题作文”完全可以达到文学性和教育性、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比如，他有一篇关于儿童安全自护的童话，在《幼儿画报》刊出后，又被《儿童文学选刊》选中。
笔会是《幼儿画报》组织作家创作的主要形式，一般两个月左右开一次。开笔会前一个月，编辑部先给作家发约稿单，每位作家写什么主题，写几篇，主题的现实背景是什么，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约稿单都有非常具体的要求和提示。约稿单之外，编辑还会尽可能详尽地提供与选题相关的创作素材，为作家提供帮助。编辑部随时掌握作家的创作进度，初稿都基本完成后，便组织作家们带上稿子来开笔会，大家一起讨论、修改，定稿后由编辑录入，然后再向画家约稿。“就这么一个流程，二十多年来就这样。”高洪波说。由于笔会发展成一种常态化、模式化的创作组织形式，到后来笔会成员又都是为婴幼儿写作的男性作家，高洪波给这个笔会起了个略带喜感却又恰如其分的名字：男婴笔会。
有了“男婴笔会”作为内容生产的核心团队，《幼儿画报》的改版思路得以顺利贯彻。焕然一新的《幼儿画报》让孩子们和家长、教师爱不释手，红袋鼠、跳跳蛙、火帽子、草莓兔、丁当狗、呼噜猪等形象很快成为孩子们生活中的好伙伴。开始放下身段参与市场竞争的邮政报刊发行系统很快就看到了《幼儿画报》的巨大市场潜力，把它列入重点发行的报刊目录，给各地报刊发行局下达任务，并作为考核指标。到2006年底，《幼儿画报》每月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册。
我是2006年7月接任中少总社社长的。当时，中少总社的图书出版相对低迷，徘徊在亏损的边缘。缺乏市场竞争力，无论是在实体书店还是在网络书店，中少总社图书的销量排名都比较靠后；畅销书排行榜、各种获奖图书目录中，更难觅中少总社图书的踪影。
少儿图书在整体图书市场所占比重大，奖项多，推荐活动多，社会关注度高，出版界几乎全行业参与。因而，少儿图书的行业地位远高于少儿报纸和期刊。图书出版做不好，中少总社作为唯一一家“国字头”的少儿出版社，就起不到“国家队”对少儿出版的引领作用，行业地位自然不会被认可，品牌影响力和社会效益也会相应地大打折扣。从经营的角度看，图书与报刊相比，品种多、投入大、风险高、回款周期长，图书出版上不去，总社的经济效益也很难从根本上提高。使中少总社图书出版尽快走出困局，是我接任社长后考虑的第一件生产经营大事。
《幼儿画报》的强势崛起，使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出路。在到中少总社任职前，我曾办过六年报纸，对传媒规律多少有些了解。我以为，图书出版虽不同于报刊出版，但大的方面是相同的：都以内容生产和传播为己任，都要通过作者、编辑来进行内容生产。既然如此，《幼儿画报》有以“男婴笔会”为核心的作者队伍，有能打硬仗的优秀编辑团队，为什么只能用来办刊而不能用来出书呢？有这么好的出版资源，我们却出不了好书，岂不是抱着金饭碗却被饿死了吗？事实上，“男婴笔会”几位作家的书，早已被别的出版社经营得风生水起了，为什么中少总社就不能成为他们出版图书的平台呢？更何况，从出版业发展趋势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能融合发展，传统媒体中的书、报、刊为什么就不能融合发展呢？我决定通过整合出版资源，把中少总社在期刊出版方面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以刊带书，书刊互动，打一场图书出版的翻身仗。
2007年11月，中少总社党组决定，以《幼儿画报》为基础，整合《婴儿画报》《嘟嘟熊画报》《中国儿童画报》和低幼图书编辑室，组建低幼读物出版中心，明确低幼读物出版中心除办好低幼报刊外，还将出版图书、电子音像制品，进行衍生产品的开发，成为一个对0—9岁儿童阅读需求进行全方位覆盖的跨媒体出版中心。业内人士后来把这个中心叫作“中少大低幼”。
“中少大低幼”成立后，四种报刊的内容质量和发行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幼儿画报》，2017年每月发行量逼近200万册。图书出版也很快取得突破。在经过引进“巴布工程师”“开心球”“米莉茉莉的故事”等几套外国优秀童书的短暂试水后，原来以办刊为主业的编辑们摸清了图书出版的门道，“中少大低幼”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原创图书出版上。
“植物大战僵尸”系列图书是“中少大低幼”推出的第一套原创图书。这是一款网络游戏的同名图书，版权方授权中少总社使用该款游戏的品牌和形象，出版物内容由中少总社自主开发，中文图书版权为中少总社所有。因而，“植物大战僵尸”系列图书是穿着“洋马甲”的本土原创作品，是地地道道的“洋为中用”。这个项目的推进速度令人难以置信：从授权谈判到2012年1月第一批12册故事书上市，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到2012年11月，这批图书的销量已超过500万册，成为当年出版、当年上榜的超级畅销书。
“植物大战僵尸”系列图书一炮打响，是“中少大低幼”发力原创图书的一次成功首秀，“男婴笔会”成为这次秀场的主角。
“‘植物大战僵尸’系列图书成功的关键，是请到了金波、高洪波、白冰、葛冰、刘丙钧等国内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作为故事的执笔者。这几位作家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是中少总社低幼读物的骨干作者，深得读者的喜爱和敬重，在孩子们和家长、教师中具有广泛的号召力，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是图书品质的保证。”这是我2012年11月1日发表在《出版广角》上的《从指尖游戏到心灵阅读》一文中的一段话。之所以引用旧文，是为了更准确地还原我当时的感受。说实话，在酝酿“植物大战僵尸”系列图书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多少有些担心：毕竟玩游戏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事情，“僵尸”这个词也多少有些让人忌讳。中少总社作为“国字头”的少儿出版社，出版网络游戏同名图书，会不会招来好心人的诘问和好事者的诟病？得知“男婴笔会”几位作家同意担纲第一批图书的主创后，我放心了。我坚信，凭借“男婴笔会”作家对孩子的爱心和责任心，凭借他们善于驾驭挑战性题材的深厚艺术功力，一定可以使孩子们从植物和僵尸系列形象的故事中悟到做人做事的道理，升华他们在游戏中所积淀的情感体验，从而逐渐完成从线上到线下、从指尖游戏到心灵阅读的转变。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我的判断。
从中少总社整体发展的战略角度看，“植物大战僵尸”系列图书的出版发行，是在我的任期内中少总社图书出版业务走出低谷的一个阶段性标志。2010年之前的几年，中少总社的发展主要靠期刊拉动。2011年以后，图书出版成为拉动中少总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算了一笔账：2011年，总社图书发行码洋增加额与上年同比，占总社发行码洋增加额的66%；图书发行收入增加额占总社发行总收入增加额的54%。其中，“中少大低幼”图书发行码洋同比增加4000余万元，占总社图书发行码洋增加额的52.8%；图书发行收入同比增加额占总社发行收入增加额的40%左右。而“中少大低幼”图书发行码洋和收入的增加额，几乎全部来自这套“植物大战僵尸”系列图书。
继“植物大战僵尸”系列图书之后，“中少大低幼”在办好报刊的同时，又持续向主题出版、儿童文学、原创图画书、国学经典启蒙读物、知识读物等领域发力，成为低幼图书出版的耀眼品牌。难能可贵的是，“中少大低幼”在这些领域出版的图书，都是本土原创作品，其中绝大多数实现了版权输出。“男婴笔会”是创作这些图书的核心团队。在“中少阳光图书馆”“中国红”“我的日记”“美丽中国·从家乡出发”等系列品牌图书的创作出版过程中，他们从选题策划就开始介入，然后再根据选题策划方案写出范本，为编辑们完成选题计划积累经验、提供借鉴。他们既是为“中少大低幼”出谋划策的军师和智囊团，又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先锋和突击队。
我的前任海飞曾撰文称，张晓楠出任《幼儿画报》主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男婴笔会”是在《幼儿画报》跌入低谷时挑起该刊内容主创大梁的，又何尝不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呢？他们先是承担了“命题作文”这样的“小难（楠）题”，使《幼儿画报》的改版目标得以顺利实现，为《幼儿画报》跃升为“百万大刊”打下了坚实的内容基础，也为中少总社成立“中少大低幼”准备了条件；之后，又在原创低幼图书出版的多个领域奋力笔耕，开疆拓土，使“中少大低幼”的构想——出版规模大、产品种类及形态多样、读者覆盖面宽——成为现实，低幼读物出版成了大事业。
从婴幼儿期刊到“中少大低幼”，从“命题作文”到系列原创图书，如果没有“男婴笔会”一路相伴，“中少大低幼”对以内容为王的坚持，可能就会少了许多底气和实力，中少总社的低幼板块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也就不会来得这样顺利，这样迅速。张晓楠谈及《幼儿画报》的办刊秘诀时，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了“名家养育名刊”。她所说的“名家”，当然首先是指“男婴笔会”的五位作家。“名刊”除《幼儿画报》外，还应当包括“中少大低幼”的其他出版物。“养育”二字，道尽了“男婴笔会”作家的辛劳和贡献。
“中少大低幼”的崛起，不仅使低幼图书成为中少总社产品群中的强势板块，而且促进了中少总社图书出版业务的整体发展。2012年到2017年间，总社每年出版新书700—750种，其中原创图书品种占比从2012年的70%左右，提高到2017年的90%以上，形成了主题出版、思想品德、儿童文学、低幼、教育、历史、科普、动漫等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图书板块。到2017年，图书销售毛利已占总社销售毛利总额的50%以上。
补上图书出版的短板后，中少总社回到了“国字头”少儿出版单位应有的位置上。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每年发布上一年度的《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该报告曾依据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利润总额四项指标，对全国少儿图书出版单位的总体经济规模进行排名，2012年至2015年，中少总社连续四年位列第一名（2016年后取消了该项排名）。中少总社还先后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单位”“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单位”“首都文明单位标兵”。
我到中少总社时已经四十八岁，从不惑之年下决心从团中央机关调到《中国青年报》起，我就把转型为传媒人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离开《中国青年报》后，我做过一年多的青少年研究工作，但成为传媒人的追求依然没有放弃。中少总社前任社长退休后，团中央决定由我接任，我深知这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也是我转型为出版传媒人的最后机会。我下决心从“出版学徒”做起，真做出版，真办企业，使自己成为合格的少儿出版人，完成自己的职业转型。
在任社长的十二年里，我对少儿出版工作乐此不疲，对少儿出版、中少总社始终充满敬畏之心和新鲜感；我形成了自己关于少儿出版的理念和主张，也知道怎样去实践自己的理念和主张。我为自己的这些进步而感到欣喜，自认已经完成了向少儿出版人的转变。为此，我对“男婴笔会”的五位作家满怀感恩之情。没有他们，我对“中少大低幼”的构想不会如此顺利地实现，我成为少儿出版人的职业转型也不会如此圆满地完成。在我心里，他们不仅是中少总社和“中少大低幼”的作者，更是和我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同伴和战友。如果中少总社有“荣誉员工”的称号，应当首先授予“男婴笔会”的五位作家。
退休后，我对少儿出版史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洪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埋头于故纸堆里。他的电话，把我唤回了现实，也勾起了我对尚未远去的往事的回忆。“男婴笔会”二十多年的创作出版活动，在中少总社的发展历史上，在幼儿文学和少儿出版发展的历史上，都是值得记录、必须记录的，是当代少儿出版史中应有的篇章，与我研究少儿出版史的愿望并不相左。何况，最早提议为“男婴笔会”写一本书的还是我，记得那是在2015年夏天与“男婴笔会”作家的一次聚会上提出来的。按照“解铃还须系铃人”的逻辑，几位作家推我写这本书也算是顺理成章。于是，我决定放下手头的事情，为“男婴笔会”写一本书。
之所以采取“口述实录”的方式，是为了更加自然、流畅、真实、客观地记录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使读者通过当事人的讲述而不是通过我的提问来了解“男婴笔会”，避免读者对“男婴笔会”的了解局限在我设定的问题框架中。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是著名的口述历史作家，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等著作。他说：“历史远比小说有趣。可惜历史都是由后世的人写的，他们能把历史上的事实正确地记录下来，已属不易。至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真实详况，后世人不仅无法去‘绘声绘影’，有的还因为史料不实，或考据不周，而发生无意的‘曲笔’。‘口述历史’的好处，便是让历史上的英雄们现身说法，去说个痛快淋漓，信不信由你。大多数历史上的英雄们，都是能说会讲的。这也就是孔子说的‘有德者，必有辞’。”“男婴笔会”的几位作家都是“有辞”的“有德者”，著作等身，能说会讲，由他们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自然能够更加准确地还原历史。
为使读者对“男婴笔会”的创作出版活动有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印象，我依据“中少大低幼”和“男婴笔会”创作活动的发展进程，重点从“男婴笔会”的由来、“男婴笔会”的创作、“男婴笔会”的感悟三个方面，对访谈内容进行了结构化处理，并对当事人口述的内容进行了必要的文字整理。所有口述内容均经口述者本人审阅。
由于对五位作家及相关当事人的访谈尚不全面，更难称深入，也由于收集到的资料极为有限，更由于我本人的学养所限，自感无论是对“男婴笔会”创作活动的研究，还是对21世纪以来低幼读物出版和幼儿文学发展的研究，本书都尚显粗陋。但我期待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更多人对“男婴笔会”的关注，对21世纪以来低幼读物出版和幼儿文学的发展，对低幼出版、幼儿文学、幼儿教育三者的关系有更多探讨和研究。同时，我也期待有机会对本书做进一步的修订、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