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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婴笔会”的基础是由我们五个人的个性决定的。为什么我们几个能在一起？别林斯基说：“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是生就的，而不应当是造就的。”
“生就”的特点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非常明显。我们每个人的个性里都有天真、纯真的一面，要不然彼此不会那么亲密，互相之间一点儿也不隔心。
我们有一个找幸运花瓣的游戏，是我发起的。有个孩子告诉我，丁香花一般都是四瓣的，偶尔会有五瓣的，谁能找到五瓣丁香，谁就有好运气，所以，五瓣丁香是幸运花瓣。有一年春天，我们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度假村开笔会，院子很大，种了很多丁香树。晚饭后散步，我说起了这事，大伙儿就开始找五瓣丁香，还比谁找的多。后来，每年春天开笔会，只要住的地方有丁香树，我们就找幸运花瓣。还有吹蒲公英，我们抓住蒲公英，大伙儿互相吹一吹，把蒲公英种子吹到对方脸上去了。这一类的游戏可能还有，现在记不起来了。
还有一个关于玉的故事。高洪波和白冰都喜欢玉，每次开笔会俩人都说自己最近又捡了一个什么漏儿
，品质怎么好，价格怎么合适，谁也不服谁。我们另外三个也被忽悠了，反正也不懂，跟着瞎玩。白冰有一次淘到一块桂林产的鸡血玉叫“刘关张”。为什么叫“刘关张”？这块玉有白、红、黑三种颜色，说是分别代表刘备、关羽和张飞。白冰很得意，把这块玉拿到笔会上来嘚瑟。我就开玩笑，说我要这块玉，送给我吧。我越要他越不给，后来我们就把这块玉给藏起来了。他找不着，真以为丢了，急得不行，要向酒店保卫处报案。我们几个哄堂大笑，他这才知道是我们逗他玩。
还有一次，我们买了一块石头，谁都没看出来有问题，我们功夫不到家。张晓楠比较细心，她一看就知道这是用两块石头粘贴起来的。第二天，我们找卖石头那个老板说理，说你这是粘贴的，我们要退货。老板当然不让退货，说这样吧，我退给你们一点儿钱，再送你们一块石头。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说这些琐事的意思是，我们几个人在天性当中都是个“玩家”，这个“玩家”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孩子气。就是这种天性让我们几个形成一种气场，一走到一起就非常快乐，一块儿开笔会的时候，童心全出来了，都进入了童年的状态。这种状态很利于我们的写作，再加上和谐的关系、每个人在写作经验上的不同积累，我们各自发挥，又能互相取长补短，所以能在一块儿写作二十多年。
“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是生就的，而不应当是造就的”，这句话我觉得太对了，我们各自的写作和我们的心理状态，就印证了这句话。我开始写儿童文学的时候就兼顾幼儿文学了，他们几个以前的创作主要是面向小学中高年级学生的。加入“男婴笔会”提供了一个机缘，把他们给唤醒了，意识到自己还可以给这么小的孩子写作，就都开始写幼儿文学。因为他们都是“生就”的，所以从少年文学转到幼儿文学比别人好转换。你看高洪波，一旦转到为低年龄段的孩子写作，他就更自由了，“小猪波波飞”其实是写他自己的，他说每个儿童文学作家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他心里住着一个五岁的小男孩。真是那样，我们写作之前都先有自己内心的孩子，那孩子就是内心的自己。
现在很多成人文学作家也加入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最缺的，是“生就”的条件。他们可能不承认这个，觉得自己写作技巧那么高，怎么会连一个哄孩子的东西都写不出来？有的还真就写不出来，勉强要给儿童写，给哪个年龄段写都不太合适。特别是幼儿的东西，不懂幼儿的心理特征、年龄特征，是写不出来的。
我还可以举出一个“造就”不成功的例子。北京作协20世纪80年代想从小学和幼儿园教师队伍里培养儿童文学作者，但是这个工作做起来很困难。当时《北京日报》开辟过专版，用来发表小学和幼儿园老师的作品，还对他们进行培训。我去讲过课，给专门招来的幼儿园老师讲，课讲完了之后，请这些老师写，我来改。结果，只发表了一期，出了一个专版，就进行不下去了。到现在为止，这些老师里没有一个坚持下来的。上海也是这样，鲁兵他们培养业余作者多用心啊，但也没有成功。后来我总结，这些人没有成功，是因为心里没有住着孩子，给孩子写东西还是像老师对学生说话。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阅读儿童文学作品少。他们有跟儿童打交道的生活，讲故事还行，写故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