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男婴笔会”五个人，越来越亲，已经互相离不开了。如果一次笔会五个人里有一个人没来，这次笔会另外四个人的写作效率肯定都不高，吃饭、聊天时也很少有欢声笑语。所以，对我们五个人来说，每次笔会每个人都不是为了自己去，而是为了整个团队，为了“大低幼”，为了幼儿文学，不参加就觉得难受、痛苦，觉得去开笔会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后来变成一种爱好或者一种习惯了。
我和金波老师最早的一段缘分是他为我的第一本诗集《飞翔的童心》写序。1986年下半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部的刘萌瑜老师听说我写儿童诗，就来找我，说他们准备出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能不能把我的诗集给他们出版。很快，我的诗就编成了集子。诗集编成后，刘萌瑜老师说你在北京，那里诗人多，如果能找诗人写个序更好。找谁呢？我问刘丙钧和高洪波，他们说金波老师的儿童诗影响最大，他也特别愿意帮助年轻人，看能不能找金波老师写。我早就读过金波老师的诗集《回声》
，很崇拜他，觉得请他写序不大可能，我还是个新人，金波老师已经是著名诗人了，他怎么可能给我写序？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通过朋友联系上金波老师。金波老师说，你先把作品寄来，我看一看。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写好的序连同我的稿子一起给我寄回来了。他的序写得特别好，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
从那以后，我和金波老师接触就非常多，包括参加他的作品研讨会、一起参加北京作协和中国作协组织的各种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向金波老师学了很多很多东西，首先受他影响的是他的那种大爱。金波老师对人特别宽厚，坐在一起聊天，谈论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总是先讲这个人的优点、长项，这个人有多好，评价这个人的作品也是一样的态度。这个给我印象非常深。
金波老师的生活是很有诗意的，这一点我印象也很深。每年春节的时候，我和高洪波、葛冰、刘丙钧家里都有一盆金波老师与他夫人送的水仙花。每年春节前，他们老两口就在阳台上养很多盆水仙花，每盆水仙花的花期都是他们计算好的，保证送给你的花能在春节盛开。春节前金波老师会打电话来，说：“白冰，我给你的那盆水仙都养好了，春节的时候能开花了，你什么时候方便过来拿一下吧。”我拿到这盆水仙花养在家里，春节期间花开的时候，清香四溢，情不自禁就会想起金波老师的情谊，觉得这盆花既暖心又很有诗意。
金波老师对我的情谊还有一种父辈的爱在里面。我特别感动的是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回老家为父亲送葬，他知道了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都知道了，你父亲走了，还有我们呢。送别父亲的时候听到这种话，满眼泪水，心里很温暖。
我认识高洪波比认识金波老师早。1981年部队送我到团中央的报刊社实习，在《中国少年报》当了一年的编辑。当时《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都在团中央的大楼里办公，孙云晓等几位儿童文学作家在《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当编辑，他们经常举办活动。我跟高洪波是在一次活动中认识的，互相一聊，才知道原来他在云南当过兵，也是军人出身，我对他马上有了战友的感觉。都是军人，又都写儿童诗，都搞儿童文学创作，我们一下子就非常亲近。
我转业到作家出版社做编辑的时候，高洪波在《文艺报》工作，两个单位都隶属中国作协，所以我跟高洪波之间，既有军人的情感，又有同事关系，还有兄弟情义，有些心里话都跟他讲。我写的一些儿童诗会拿给他看，他写的一些儿童文学的评论文章也会和我一起聊。那个时候，北京作协经常举办活动，郑渊洁、罗辰生、夏有志、曹文轩、高洪波，我们这些人常在一起聚。曹文轩那会儿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聚会时，他经常给我们开书单，向我们推荐拉美文学、东欧文学的名著和文学理论书。那时我们都求知若渴，只要拿到那个书单，就立马找来书开始拼命读，还互相交流。当时就有那样一种氛围。所以，那段时间我跟高洪波接触非常多。
1997年中秋节的傍晚，我参加完北京图书订货会，在老岳父家团聚。因为工作忙，我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怎么睡觉了，感觉很累。饭后要回家，我觉得有点儿难受，就决定先打车走。因为第二天我还要骑自行车上班，就让妻子骑我的自行车带孩子回家。当时我们家住和平里，岳父家住在安定门，距离很近。没想到我刚上出租车就心绞痛，于是让司机直接把我送到了和平里医院。到了和平里医院，接诊医生一看，说我的病情比较重，让我告诉他一个家属的电话。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家里有座机，但家里没人，我就把高洪波的电话报给了医生。结果，高洪波很快就带着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过来看我。这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当时我大面积心肌缺血，后来转入中日友好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
高洪波是个很无私的人。他在儿童文学方面，既是创作者，又是评论者，还是组织者，三者集于一身。他当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多年，因为一直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选的组织工作，就多次放弃自己的获奖机会。其实他也写诗，写童话，写散文，还写儿童文学评论、诗歌评论，尤其是散文、随笔写得非常多，号称文坛多面手。他的不少作品影响力很大，获奖完全有可能。有时我们为他惋惜，他自己倒很坦然，说做了评审就得回避，不能拿自己的作品参加评选。创作者、评论者、组织者这三者的关系，他摆得很正。所以，在儿童文学这个圈子里，虽然有时作家之间也会有一些疙疙瘩瘩的事，但不管什么人，对高洪波都很认可。
高洪波还是一个非常厚道、包容的人。他常说都是搞儿童文学创作的，大家都心胸宽广一点儿，都互相容忍一点儿，创作环境就会更好。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在儿童文学的审美方面，高洪波主张“儿童文学是快乐文学、生命文学，而不是悲怆文学、死亡文学”。他创作的所有儿童文学作品中，基调就是快乐、阳光、温暖和爱，他一直坚持这个原则。我的作品中有好多是写悲剧的，比如说《雁阵》《洁白的茉莉花》等，内容涉及死亡，涉及生命的残缺。幼儿文学不大适合写悲剧，但我给少年读者写的一些作品里还是有一点儿淡淡的忧伤。
20世纪80年代末，有很多人写文章反对给孩子写悲剧，但我认为悲剧是给孩子的更高级的一种审美，可以称之为“第二种快乐”，就想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于是我开始找“论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突然在报纸上看到高洪波曾经说过“儿童文学是快乐的文学”，就打算以他为“论敌”。为了驳斥他，我去他家向他请教。我说，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讲儿童文学是快乐的，只能快乐吗？就不能给孩子悲剧吗？悲壮的东西就不是美吗？跟他探讨。高洪波把他的一些想法坦诚相告，而且明明知道我要“批判”他的观点，还把自己文章的软肋都告诉我，让我回来写论文。我这篇论文1989年发表在《儿童文学选刊》上。
在工作上、事业上，高洪波像兄长一样帮助我。1997年中国作协施行干部公开竞聘上岗，作家出版社的竞聘岗位是副社长。竞聘者先由大家投票推举，经过组织部门考察后确定人选，候选人再向作协书记处和中层干部公开演讲，还要答辩，然后大家投票选，最后由作协党组批准任命。我那时候不想当副社长，还是想做编辑。高洪波那时是作协书记处书记兼创联部主任，是作协领导班子成员，我就找他商量。他说，那么多人投你票，你总不能不去面试吧？不去面试对不起那么多投你票的人。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说那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准备吧，行就行，不行就算了。我去参加了面试，后来被任命为副社长。
刘丙钧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认识了，那时我和他都是儿童诗的业余作者，有时开会能碰到一起。我们密切的交往是从1985年开始的。那时我已经调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住在东四六条胡同，刘丙钧家在东四四条胡同，我上他家走路也就十分钟。高洪波住在东四三条胡同，离我们也很近。高洪波和我经常去刘丙钧家聊天，聊北京的民间故事，聊怎么写作，聊文坛掌故。有时我们三个人也去刘丙钧家胡同口的一个小酒馆喝酒，来上一瓶二锅头，再来上一盘醉枣、一盘毛豆，就开始大谈儿童文学，谈儿童诗，谈伟大的文学梦。
刘丙钧属于那种生活特潇洒，活得特随意的人，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不愿意受任何羁绊。他下海后有一段时间老出去玩，跟朋友下棋、打牌。那时候，有的少儿出版社找我策划一些童书选题，帮他们编童话集、儿歌集、小说集什么的。我就拉着刘丙钧和我一起做这些事，“逼”着他给我编稿、写稿，我说你必须给我交稿，不能老去玩，你得编东西、写东西，这才是正经事。后来，他创作、编辑了很多儿童文学作品。
我认识葛冰是在他到《儿童文学》杂志当编辑之后，但打交道还不多。那时候，是《儿童文学》杂志的编辑刘莹老师和我联系，指导我写作，她对我的帮助非常大。那时，葛冰到《儿童文学》杂志的时间还不长，不太爱说话。几年后有人告诉我，葛冰得了很重的病，住院了。虽然打交道不多，但我觉得葛冰人特好，特别厚道、善良，就跟高洪波、刘丙钧一起去医院看他。从那之后，我们就变得亲近起来了。葛冰最大的特点就是故事、创意特别多，我们一起写作的时候，他会给大家出很多好的点子、好的创意。葛冰对我的编辑工作也很支持，我在作家出版社的时候，他把他的长篇小说《小糊涂神儿》《蓝皮鼠和大脸猫》
给我出版；我到接力出版社后，他又先后把他近二十部“葛冰童话集”交给我出版。这是一个作家对一个编辑朋友莫大的信任。
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设立“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这可能是和金波老师，和“男婴笔会”作家交往的意外收获。
金波老师在儿童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和他的为人一直让我非常敬佩。很多年前我有一个梦想，设立一个以金波老师的名字来命名的儿童文学奖项。一方面，我觉得金波老师是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他的作品影响了中外无数少年儿童读者，他的做人、作文也影响了无数中青年作家。金波老师的作品具有世界性的主题，经典化的品质，圣洁而美丽，犹如他的人生。他的创作是基于人性的创作、基于童心的创作，更是儿童文学永恒主题的创作。
儿童文学奖项在推出新作新秀方面，肯定会起到特殊的重要作用。回顾我自己的创作过程，我的儿童小说《洁白的茉莉花》在《儿童文学》发表并得奖，儿童小说《雁阵》和童话《凝固》在《东方少年》发表并得奖，给了我很多鼓励，给了我自信，也让更多的读者知道了我，对我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于是，我们跟金波老师谈设奖这件事，一开始他不同意，他说：“我不愿意以我的名字来设奖，但是你们为孩子做事的意愿很好。”后来在“男婴笔会”上，我一有时间就会去找金波老师提这件事，金波老师可能听得耳朵已经生了茧。总之，我们费尽周折，做了大量工作。后来，我们决定设立“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然后又找到金波老师，恳请他同意设立“接力杯金波儿童文学奖”。一个班子，两个奖项，这样方便工作，以这个理由来说服金波老师。金波老师勉强同意，但是他不同意设立“接力杯金波儿童文学奖”，他觉得幼儿文学需要扶植。他说，如果你们真心要为孩子做事的话，那就设一个幼儿文学奖。就这样，我们决定设立“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希望这个奖能鼓励更多的幼儿文学创作新秀，推出幼儿文学新作，繁荣幼儿文学创作。
因此，从2017年开始，“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和“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开始启动，设立了组委会，建立了评委专家库，制定了奖项章程。同年5月在首届“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启动仪式上，金波老师、李学谦、高洪波等都出席了活动。“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共评选出金银铜奖26种，出版作品27种，20种幼儿文学作品输出到19个国家和地区，主办“幼儿文学的边界与特征——中国原创幼儿文学理论研讨会”等。这些都对幼儿文学的理论和创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