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
——夹缝中的情愫

时代大潮滚滚而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适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恰如其分地改变自己。张爱玲就不是这样的人。她沉溺于自己的世界中自得其乐，宁愿穿着那件爬满了虱子的华美的袍，流连在昔日的湖水边轻拈垂柳的柔柯，也不愿透过窗子，俯瞰一下周遭的场景，都有何许变化：仿佛一出戏剧演到了末尾，要收场了，拉下帷幕，重新上演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模子里孕育出来的新的嫩芽。

然而这样的时代是终究要逃离末世的梦魇如期而至的。没落像一个涅槃，黑压压的云朵遮天蔽日般用雾霾的影子淡化了烈焰的灰烬，那是一个旧时代的琴弦断裂的声响；可是，新时代的长笛却舒缓而悠扬地吹奏出另一曲旋律和华章；毕竟，一个新的国家这样建立起来了，清一色的中山装和列宁装，似乎以席卷之势替代了她身上那一袭玲珑别致的旗袍，奇装异服的时代过去了，而下一个否定之否定还远未来临。

她竟全然不知，漠然以对，仍以自己的旧式装束去赴1950年的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

这场景原本是亲切而融通的，但与她却是陌生而令人恐惧的。不一样的说辞，不一样的态度，令她感受到女孩子般的讶异和惋惜。

她原本是为悲剧而生的，那彻头彻尾见不到一线光明的无望的悲剧，就如她拉过的小提琴那尖利刺耳的琴音一样，是晦涩的、阴暗的，没有巴金、曹禺似的愤怒，也没有鲁迅的以文字医治国民心智的宏大抱负，她象一株孤独的蒺藜花，傲然而萧索地立于暗室的一隅，光影倾泻下来，照到的只是她身影的一部分。

幻灭和空虚，苍茫和深邃，那如死亡般阴森的逼近的恐惧，正是人类无法逃脱的时代的魔咒。那一页页墨迹，排列成行，看不到鼓动人心的画面，也无助于现今这个时代进步的要求。

也许是察觉到了自己与这陌生的一切格格不入的心地，她迈着落落的步子来到上海附近的农村，写成了一部《秧歌》贡献于新时代、新社会。

政治的领地象红的旗帜铺陈的原野上的高坡，她在风中瑟瑟发抖，清凉的风吹乱了她的鬓发，撩拨着她的凝重而平和的神情，她就站在这晨风和朗月，微熹初露的黎明时分的高岗上，目光迷离地凝视着前方，身后依旧是亘古苍茫的大地，和凉意浸润着的幽怨的人生，而时代的凌厉的风，却吹起一层层细小的涟漪，泛在她心里，便如点点离人之泪，只能使她肃然独伫，不知所衷。

一改往日风格的抉择，是否出于无奈，还是出于自愿，也许永远无法知晓。只是这文风突变的改写，并没有引来多少诗意的赞美的用心的揣摩。同时代的评论家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缺乏农村生活经验是她这一时期写作的硬伤。

尽管她曾经走入农村体验生活，那毕竟与她自幼便被包容其中的成长经历大相径庭，不立足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一个作家就会陷入虚假的泥沼不能自拔。这是当然的。因为如果让张爱玲同有着丰富农村生活经验的作家相比，她与他们根本就是曾经在两个世界中驻扎过的两个灵魂，两种基调。

她描摹繁华落幕的苍凉颓势，却无法写尽星火燎原的浩荡和雄浑。她只属于她自己，属于旧上海的一隅，属于她那个苍茫、浑浊而又见不到一点光影的人生剧场。

要求一个作家兼容并蓄，不是不可能或不可取，然而对多个风格的融会贯通，也许会在无形之中削弱任何一个风格的极致和细微。她是个天才的人儿，其锋芒并不会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而愈发耀眼。相反，她的锐气一旦耗尽，被销蚀在一个异样的环境中随云雾飘散、蒸腾，便再也无处可觅，任你千丝万缕地寻它念它，也将无功而返，不免黯然神伤。

她早已看惯了风尘中的小人物，被时代的风潮吹熄了虚寒中的火焰，这是一个大破坏之后，另一个即将要来临前夕的梦境。

战争于她，并不是没有一丝瓜葛。香港的战争经历，使她久久沉湎于其中，被那隆隆的声响所恫吓，徘徊在记忆深处如阴霾一般终究无法弥散。于是，有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倾城之恋”中那抛开一切的赤裸裸的人性的回归。

战争是一个背景，一个画面，战争中的天与地，是一只被顷刻闭合的硕大无比的箱子，一旦陷入黑暗的泥沼，人生的真切此刻便会俨然逼近彼此的内心，于是所有的人性的阻遏，沟通交流的障碍物都消失了，人们彼此的需要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须。

爱情只是你和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的契约，足够彼此享受十年的相濡以沫。

战争改变了人的情感和生存状态。所以，战争之于张爱玲，正如战争之于任何普通民众一样，是一个宏观的轮廓，规定着人生的走向，它是一剂毒药，让你在虚浮中沉沦下坠，它又是一盏提灯，没有它，你便看不清人生和情感的本来面目。无论战争是狰狞也好，可怖也好，它至少代表了人类战胜兽性的理念的衰亡，而对于张爱玲及其笔下的人物而言，这个时代中的战争，只充当了他们情感的催化剂的角色。

爱玲是不甘就此落后于时代的步伐的。所以她写了《赤地之恋》，《小艾》等作品。同时代评论者的指摘，是源于对张爱玲不熟悉的题材的不自信。大多数专业评论者的眼光，都停留在自己先入为主的歧见之中，不能客观地审视张爱玲这一时期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文学突破方面的价值。

绵密悱恻的奢靡语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当代文学通用的语言和表述，可见张爱玲对语言的把握和习得，就如同一个颇具语言天赋的孩童初识墨香一般，很容易便谙熟于心，以至于朗朗上口。

以她从前对语言的精妙运用和探析，放在如今的这些作品里，只需稍稍简化成更平实的语句，便可使行文风格有一个较大的转变。她也许着意在模仿同时代的红色作家的写作风格，可是她对于小人物的关注，此刻被放置在农民身上。她对农民深切的同情，却没有被同时代的评论者意会。他们似乎没有看懂她究竟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也许她只是想表现一下真实的情境。

于是她写出了农民的饥饿，写出了党的干部对政策的盲从，也写出了某些干部的世俗、浅薄，从而孕育出似乎同样的苍茫结局，确乎好人永远无法战胜现实、战胜环境。尽管那结局似是透出光明和希望的，其中却隐藏着时代的宿命套在每个人身上的枷锁。

她完完全全从一个深宅大院的昏暗的静寂中走出来，踱着舒缓的步子，不得已放弃了那段萎谢的情缘，新时代给予她的，除了一丝惊诧、惶惑和陌生而外，并不是没有希冀、渴求和追索。可是她失望了。

掌声象批评的声音一样微弱和不足道，她已经不是旧日上海那朵引人注目的蔷薇花。素喜奇装异服的孤傲女子，等不得周遭全然换上标志性的深蓝、土黄或者铁灰，便又迈着匆忙的步履，登上了下一段人生旅途的列车，沿铁轨轰隆隆驶向隧道深处的另一个驿站。

她的写作生涯是在这样无奈的夹缝中承受着挤压和煎熬的，而她作品中的爱情故事，又何尝不是这夹缝中的情愫的真切演绎。那是一本本女性之书，被搁置在案头散发着悠长的墨香，字里行间透出女性的真实、鄙俗、卑微、强势，亦或无可救药的堕落。

男性似乎只是一个陪衬，就像绒绒的青草地为雏菊铺陈的一抹底色，被调和成淡漠的背景，时而被忽略，时而被弱化。从这一点上来说，张爱玲在其作品中对女性情感的关注，还是远远超过其对男性的兴趣。男人们似乎失去了本该有的能力，退化成为烟雾中和女人掌心的蠕虫。

自由主义与女权色彩，并不是张爱玲头脑中和生活圈子里女人们的典型代表及其象征。女人是真实存在着的生灵，尽管被生活的压抑扭曲的变了形，直至滋生出恐怖和变态的灵魂，她们也还是如此真实，就像我们眼前的一切景物一样，让人不得不相信她们的永恒存在。

被女人们奉为圭臬的是爱情，是对极致幸福的追求，可是现实世界却象一只无形的巨手，攫取了她们的存在的意义。一如林黛玉般临水照花的女人们，妩媚的长发随着柳枝的摇摆而曼妙地舞动，面庞被夕阳的霞影映衬得如梦如幻，只有爱情能让她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狭小的生活圈子，注定了爱情是她们生命传奇的最极致的表达。

象陈年老酒的一抹醇香，散发着溽热的浓稠的滋味，尽管女人们在张爱玲笔下，时常将爱情视作自己获得生存保障的跳板，可是女人终究是女人，一旦时机成熟，爱情恣情地绽放，仿佛妖艳的曼陀罗的花瓣，撩拨着她们的心情之时，女人们还是会用她们细腻敏感的体验，解读她们心中爱情的真谛，让爱情像酿酒的过程一般，虽缓慢却永恒。

爱情是女人心底的一个秘密，一道疤痕。爱情的幻影有时是虚伪的，被云雾笼罩的，裹挟着人性的卑微、渺小、自私，糅合着人性复杂的侧面。有人说现今是一个爱情死亡的年代，可是倒退几十年，昔日的旧上海，在这里爱情又何尝不是一种生存的手段？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可能将爱情同各式各样的心机混杂在一起。也许这已不能被称为爱情，只能叫做一种情爱。情爱是社会和家庭寄生虫的唯一的情感模式，有时也会充当他们生存的工具。

虚伪自私的男人们，没有理由让女人们为之付出百分百的爱情。于是爱情的基调如调色板中的颜料一样鲜艳丰富，早已不是纯美的色泽，或是单调的旋律。 R6EFLQJGzbjax0MNjVjQ847JUnxukt/cWi9Wk0KoHJXIclcP/79DKYN7ZJljCU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