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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重臣李鸿章恰巧赶上了照相机被引入中国的年代，所以我们有幸能看到他花白的有些长的胡须，颧骨由于上了年纪而塌陷下去的两颊而略显突出的一副“腐儒”模样。
三国时期的猛将张飞曾用“腐儒”一词形容文人，但究其实李鸿章并不是个纯粹的文人。有人曾替他喊冤，因为他即无卖国之心，又无卖国之实，却无故背上了汉奸的黑锅。
他是张爱玲的老姥爷，这机缘巧合来自于他不合常理地将大女儿嫁给一个比她年长二十岁的囚徒 -- 张佩纶。张佩纶因马江一役，原本失去了所有，被革职充军，而且死了老婆。可是充军归来的他，因做了李鸿章的幕僚，便有幸迎娶了李鸿章的大女儿 -- 李菊耦。
同时代的人，不知是因为不理解李鸿章的不按常规出牌的做法，还是由于不明真相而误将李鸿章当成真正的卖国贼，总之，一副对联俨然传于后世：老女字幼樵，无分老幼；东床配西席，不是东西。
其实李鸿章与张佩纶的父亲，乃是因共同镇压太平军而成为世交的挚友。所以，尽管面对心中不悦的夫人，李鸿章还是义气而迂腐地决定在友人之子落难之时，拉他一把。李菊耦倒是顺从父亲心意的，与其说她相信父亲的眼光，不如说那是惯性使然：旧时的女子，除了尊重父母之命而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尤其是自己的父亲，还兼具如此显赫如此成功的封疆大吏的身份。做女儿的，为父亲感到骄傲，把百分百的信任托付给父亲，也就成就了这门第和年龄都不十分般配的一段姻缘。李鸿章老人捋着胡须，暗自庆幸自己的女儿乖巧懂事，而李菊耦，面对菱花镜为自己插上一只别致的金钗，面庞上也只有露出几分欢悦的笑意。
张佩纶本被安排到翰林院任文职，怎奈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之时，建议将驻朝的清军撤回来，欲待敌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之时，再图击之，谁料想竟被扣上了“干预公事”的帽子而被打回原籍，从此退居南京，不问朝政，这一来，反倒成全了他和李菊耦的平静安宁的日子。
南京城的大花园里，歌舞升平，尽情演绎着末世最后的风流。落日熔金，暮云合璧，霞光飞逝的夕阳残照中，天地是徜徉在幸福之海里的，夏日午后的喧嚣的燥热，伴着几声蝉鸣，款款落在梧桐树的如遮天蔽日的巨伞般的茂盛枝叶上面的鸟儿，也在婉转轻盈地唱和着不知名的秋歌。也许这就是幸福，甜腻腻沉浸着人生的宿命，情爱的根本。
李鸿章老先生的鲜明的个性，在他把二女儿嫁给一个比她小六岁的男人之时，再一次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这位姑爷一辈子嫌二小姐李经寿老，可是在张爱玲笔下，李经寿的心思还是被揣摩得入木三分。张爱玲的《创世纪》中的白紫薇的原型，就是她的姑奶奶李经寿。白紫薇暗自同姐姐相比，这一比，感到自己还不至于十分不幸。因为无论窝囊的小女婿令她如何不中意，跟姐姐的老男人比起来，毕竟略微强些。
一个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的老男人，能够因祸得福，欢欢喜喜地做了李鸿章的乘龙快婿，他心里怎能不十分知足！所以，张爱玲的奶奶李菊耦和张佩纶的婚姻，可谓美满幸福，自得其乐。他们一起写武侠小说，一起编纂食谱，虽然小说写得无味，食谱也乏善可陈，但其乐融融的和美日子，还是与张爱玲父母的婚姻有着截然不同的安详色彩。
然而一切和谐美满的画面之下，都隐藏着一丝缺憾的意味。尽管你不知道这缺憾是什么，恰恰是它们构成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当张爱玲走过了初绾云鬓的年龄，心中的传奇世界也不复存在，她不再相信这表面上的幸福就是爷爷和奶奶婚姻生活的本色，但她并未明言。
传奇的家庭身世，造就了一个个带有传奇般萧瑟又迷茫的爱情故事。只要去描绘这种真实的意境就可以了，大可不必劳神去构思一些奇异的情节。因为生活，本就是一出戏剧。
《孽海花》用那甜腻腻的愁城坐困般的俗艳的笔触，杜撰也好，描绘也罢，总之敷衍成为一段张佩纶与李菊耦的赠诗佳话。虽然张爱玲的父亲曾辟谣说这诗是假的，但有证据表明某些诗，其实是张佩纶自己做的。男人自己做给自己看，权当成是妻子写给自己的，这又是何用意呢？
不管怎样，他们的故事已被张爱玲写进了自己的传奇之中。《孽海花》的写作年代远较《红楼梦》晚，可却并未显露出《红楼梦》般直通天地的灵秀之气。这才子佳人的神话，便只能由他们的后代张爱玲去演绎，才会沾染一丝灵气，幻化成渺渺烟云，笼罩在犹如大荒山无稽崖一般苍茫的意境里了。
李鸿章与女婿张佩纶，毕竟还是愿为国事操劳的一代贤良。八国联军的长驱直入，使张佩纶心急如焚之下患了咳血之症。而年近八旬的李鸿章，也因与八国联军议和的操劳而猝死京城。张、李两家门第的盛极之势，终于在张爱玲的外曾祖父和祖父撒手人寰之后，一步一步走向了衰落。张佩纶是在李鸿章死后三年谢世的，他借酒浇愁直至郁郁而终，似乎有些象征意味，正如晚晴的崩塌和国势的衰微一样，一江春水东流尽，无法挽回，无法遏止。
带着一双儿女孀居的李菊耦，任小阁藏春，闲窗锁昼，也消融不了内心的凋落的旧时影像。才情年华已如湘江水逝楚云飞，坐吃山空的局面实在是她无法掌控的。
奶奶李菊耦对孩子的管教，在亲友中被冠以“怪癖”的名声。她让儿子穿女孩儿的衣服，却让女儿穿男孩儿的衣服。这又是为何呢？于是，张爱玲猜测，也许是她怕自家的孩子跟同性在一起会学坏，或者希望女儿能够象男孩子一样自强自立。可是，这种教育方法，毕竟跟她父亲李鸿章如出一辙，颇不循常理。
正因如此，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才会被婢女窥见，一出大门，便脱下母亲让他穿的过了时的绣花鞋，从袖子里面拿出一双真正男孩子的鞋，偷偷换上。小丫鬟不会想那么多，只是觉得好笑，便也偷偷地笑了。她却不知，即便如此严苛的家规，也没有造就出象李鸿章一样的一代英杰。
八股文是早已被废弃了的，科举也不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仕途捷径。张廷重满脑子的四书五经，除了成为他思想的桎梏和精神的负担而外，别无他用。而那一圈一圈走起来的“趟子”，于李鸿章而言是种绝好的锻炼，可对张廷重，只能象一只被囚在不知什么地方的困兽，迷茫、古怪而肆无忌惮地挥霍着生命，真是枉费了李菊耦老太太对他的殷切期许。
为朝廷所用的这些文人，无一不是通过科举实现自己家道中兴的梦想的。从李鸿章到张佩纶，他们人生的起起落落，也同时代的脉搏相接轨，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王孙贵胄们不遭灭顶之灾已是万幸，更何况在上海繁华都市尚有一处庇荫之所，只能算是李、张两家祖上累积功德的结果使然吧。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而老祖宗留下的善德，却挽救不了大家族没落衰败的颓势。
李、张两家的子孙后代，不可能不沿袭祖宗留下的规矩，不享有祖宗一般的特权和地位。他们住洋房、乘汽车，娶姨太太，从不拒绝来自西方的一切现代文明的物质享受。
百年的辉煌，百年的沉溺，张爱玲是这个家族里最后一代贵族的典范。当她的生命历久弥新，超越了她的父辈，直逼她的太祖辈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慨叹，大家族的光环，似乎总会有意无意荫泽到子孙，除了万贯家财之外，最重要的，是那种与生俱来的灵气，可以在不同的领域释放出同样灼灼生辉的能量。
然而这个家毕竟是空洞的，偌大的房子回荡着空茫的声音，象童年的她因寂静而增加了的恐惧感，和变得张大了的瞳孔一样，茫然、惊觉，如树桠上一只扑簌簌飞起来的鸟儿，带一种莫名的茫然，去找寻生命中那不是所踪的沙洲。
她无法敬爱父亲，又远离母亲，而继母是无论如何不能去爱的，于是她只有一遍又一遍向别人询问祖父母的故事，并且表明自己对他们的爱。也许祖父母的爱情和生活算得上完美，虽适逢末世，却来不及碰触那残破的一隅。而今这大宅子愈发地败落了。没落贵族的生活就像哑了的留声机，和断了弦的胡琴，奏不出舒缓悠扬的乐曲，只能伴着清冷的月光，任人影婆娑着在细碎的树荫下流连。
由于写尽了家族几乎所有人的情感琐事，张爱玲也似乎得罪了所有这些人。但她没有为自己辩解过，也无需辩解。因为她只是在刻画真实。用童年时代那充溢着梦幻的画笔，调好青黛色的墨汁，画一幅中西合璧的人物速写。澄蓝的夜的天幕下，还是那轮圆月，惨白而皎洁，莹莹的光晕笼罩了夜幕下的凄清。
她爱月亮，但深信每个人心中的月亮，都是一幅不同的画面，不同的景致。尽管三十年前的月亮，跟如今没什么两样，但老人心中的月亮是熟透的柿子，相爱的人心中的月亮，是珍珠与圭臬。于是人物在她笔下鲜活灵动起来了，至于张爱玲，她始终对现实中人们的评价和议论报以冷静客观的态度，甚至平和得令人不免称奇。
她似乎不擅长文人相轻般的你来我往，也不想如同时代的男作家般唇枪舌剑，以文字替代枪支，充当反封建的武器。贵族气息在她身上遗留下来的残迹，只是平静随和地走完日复一日的人生道路，去咀嚼，去回味那一天有一天无意义的循环往复。
那一段路，已然走远；那一抹情缘，只萧萧瑟瑟地存留于细腻婉约的字里行间。尘封的家族往事，被涂上没落者们的浮云魅影，恍惚之中，透出一股森凉的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