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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人的灵魂，指引人走不一样的路，带领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思维决定行动，一个人崇尚什么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胡适的一生，受杜威和安吉尔的影响，一直崇尚和平主义。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于是向中国政府无理地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消息传到美国，激起了千层浪，中国留学生纷纷要求政府坚决抵抗。而此时，胡适却另有看法。
一次，留学生聚在一起讨论救国存亡大事，大家一致主张立即对日本开战。胡适因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只送去一张纸条，言：“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
留学生得知此条内容，对胡适充满鄙夷之情。连胡适的好友任鸿隽对他的态度也呈奚落之态，他说：“胡适之的不争主义又来了！”选举干事秉农山（秉志）发言说：“今日须选举实行家，不可举哲学家”。会后，有人将此事告之胡适，胡适听后，万般感慨，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余无能逐诸少年之后，作骇人之壮语，但能斥驳一二不堪入耳之舆论，为‘执笔报国’之计，如斯而已矣。”
面对“二十一条”事件，很多留美同学义愤填膺，并在《中国学生》月报上大肆讨论此事，纷纷主张对日作战。面对同学们的愤怒，胡适深感忧虑，他怕同学们的一腔热忱徒惹伤悲，遂，3月19日，写了一份公开信，以求劝解留美学生。
信中，他说“从上期《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表现的（抗日）情绪来看，我恐怕我们都已完全昏了头，简直是发疯了。有一个同学会竟然主张‘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纵使是W.K.钟君（译音）这样有成熟思想的基督徒，也火辣辣地说：‘纵使对日作战不幸战败而至于亡国——纵使这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也只有对日作战，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可循……让我们对日抗战，作比利时第二！’纵使是本刊的总编……也认为‘中国人如今只有对日作战（毫不迟疑的对日作战），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这些在我看来简直是不折不扣的疯癫。我们都情感冲动，神经紧张——不是的，简直是发了‘爱国癫’！弟兄们，在这种紧要的关头，冲动是毫无用处的。……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份，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的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让我们正视现实：我们至多只有12万部队可以称为‘训练有素’，但是装备则甚为窳劣。我们压根儿没有海军。我们最大的兵船只是一艘排水不过4300吨的第三级的巡洋舰，再看我们有多少军火罢？！我们拿什么来作战呢？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最后的真正解决之道应另有法门——它较吾人所想像者当更为深奥。但其解决之道究在何处，我个人亦无从深索；我只是知道其不在该处罢了。让我们再为它深思熟虑，从长计议罢！”
国难当头，胡适此番言论纵使再有道理，终究是没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因此，此段文字，必然开罪于人。他为了警醒那些空有一腔热血的学生，不惜与群众为敌。他的一番苦心，对当时怀有爱国热忱的学生来说，全是白费。
此信公开后，众留美学生愤慨不已，纷纷指责胡适。5月，《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主笔邝煦堃指责他是“木石心肠，不爱国”；《战报》主笔谌湛溪写信批评他说：“大著结论盘马弯弓故不发，将军之巧，不过中日合并耳。足下果敢倡此论乎？东亚大帝国之侯封可羡，目前爱国者之暴行又可畏，作个半推半就，毕竟也甚大不妥。”诸如此类的言语，漫天散下。胡适自己也说：“我为这封信受了各方面的严厉攻击，且屡被斥为卖国贼。”
在“二十一条”的事件中，胡适一直坚持和平主义，屡次受到同学们的批判，但他依旧我行我素，坚持已见。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交涉，余未尝不痛心切齿，然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又说：“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言亦言。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颈，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
胡适不主张武力抗日，但主张抵制日货，他说：“东京及祖国书来、皆言抵制日货颇见实行，此亦可喜。抵制日货，乃最适宜之抗拒，吾所谓道义的抗拒之一种也。不得已而求其次，其在此乎？上策为积极进行，人人努力为将来计，为百世计，所谓求三年之艾者是也。”
胡适虽然没参加留学生的抗暴活动，但对于“二十一条”事件，并非不关心。他曾写过“为祖国辩护”的两封英文信，分寄给《新共和》与《展望》（美报）。他说：“中国有权利发展她自己，不容日人干涉”，并郑重申明说：“我诚恳相信远东问题之最后解决，尤赖于中日两国之相互了解与合作。”同时，胡适去拜访了美国前总统塔夫脱，询问中日交涉的意见。
可以看出，胡适并非不爱国，他只是固执着自己的固执，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在这次反日侵略中，他虽然受到留美学生的排斥，但这件事结束后，大家依旧信任胡适。不久之后，同学们纷纷推举他担任《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编辑委员；又选他任中国学生会所主办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中文版）的主编。
后来，适回忆往事时，说道：“他们都是在我主张不抵抗以及反对对日作战之时，强烈反对和批判过我的。可是在我居住纽约的两年期间，他们对我都十分友好；有许多到现在还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在公开场合采取坚定的立场，择善而固执之，总是值得的。”
胡适最先接触的是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新和平主义，安吉尔认为：“一个人如强迫别人接受他一己的意志，就会招致反抗。这样的强迫与反抗的对立，就会使双方力量抵消而至于亳无结果或浪费。纵使一方胜利了，仍然要创造出两种奴役——失败者为胜利者所奴役；胜利者为维持他的主宰权，又要随时准备对付这被奴役的对方，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在经济上浪费亦如在道德上破产一样的关系。……如果双方息争合作，共同为人类的生命和人民的生计向大自然奋斗，则双方皆得其解放，双方都会发现这种和衷合作实在是最经济的办法。……”
1915年6月15日，安吉尔作为主讲人，受邀参加康奈尔大学的“国际政治学会”，胡适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持续了两周，胡适深深为安吉尔所折服。台上的安吉尔凯凯而谈，宣讲和平，台下的胡适聚精会神，生怕错过一字一句。安吉尔字字珠玑，胡适受益匪浅。
会议期间，胡适邀安吉尔到自己寓所，两人品茗畅谈，碰撞思想，引对方为知己。谈天说地中，安吉尔深深影响了胡适。
两周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依依不舍的送走安吉尔，回到寓所，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会告终矣，吾于此15日中得益不少，结友无数，吾和平之望益坚。”可见，胡适已经完全接受了安吉尔的思想，他打心底认同了和平主义。
以后的很多年，和平主义一直指引着胡适，未来的每一条路，他都本着这种和平思想而行。他一生都在渴望和平，希望能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美好时代。
胡适开始读杜威的哲学著作，对其《力量、暴力与法律》与《力量与强迫》两篇文章很是欣赏。杜威提倡，在国际中，建立一个类似联盟的组织，维护世界和平。对杜威的思想，胡适深有同感，深觉杜威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想。
杜威对胡适的影响举足轻重，在胡适的自传中，提及杜威，说：“毕生难忘的影响”。杜威和安吉尔的思想不谋而合，皆崇尚和平。胡适留学期间，深受两人影响，从骨子里完全认同了两人的思想，坚持做一个和平人，可说是形成了一种观念。
胡适说：“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种……凡国中人与人之间之所谓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爱，和平者，至国与国交际，则一律置之脑后，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性在’是也。”
和平是任何时代的方向标，是每个人生活的希冀。胡适穷其一生，都在为此努力。也许故事最终，他也没能如偿所愿，但至少，他为之努力奋斗过。当胡适躺在病床上，回忆那些年的一点一滴，心里必然会有一股暖流，汩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