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生命的脉搏，永远都在跳动，时代的步伐，永远不会停歇。唐诗、宋词、元曲、清小说，每个时代的文学，都自成一格，各具特色。。
胡适总能站在文学的前沿，开辟出新的文学知识，带领国人走一条新文学之路。在国内，他一直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对新文法理解甚少。出国后，他愈发密切的接触西方的新文法，也逐渐融入其中，并学以致用，将新文法和古典书籍结合起来，写出了很多新式文章。
1911年5月，胡适作文《诗三百篇言字解》，对《诗经》里的“言”字，用西方的归纳法理论作了解释，具体归纳为三类：（一）“言”字当连词用，与“而”相似，如：“陟彼南山，言采其蕨”为一类。（二）当副词用，作“乃”字解，如：“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又为一类。（三）作名词用的“之”字解，如：“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为一类。
这是胡适第一次走进新文法，他用新知识来分析我国古籍，可以说是引领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他说：“以近日趋势言之，似吾国文法之学，决不能免。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系统之文法，则事倍功半，自可断言。”
胡适的文学创新，广受当时文学人士的好评。1913年8月，《诗三百篇言字解》在《神州丛报》上发表，章士钊拿着报纸，看着他的文章，赞不绝口。1915年，章士钊给胡适写信：“足下论字学一文，比傅中西，得未曾有，倾慕之意，始于是时。”
章士钊，清末秀才，中国爱国民主人士、学者、教育家、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当时，其在日本办《甲寅》杂志，胡适曾在《甲寅》一卷四期上发表过译文《柏林之围》。胡适与章士钊虽未曾逢面，但两人却经常书信往来，并彼此欣赏。
后来，胡适又将“论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的文章投寄《甲寅》，此文是驳正“九派出于王官”之旧说的；其中也批评了章太炎的观点，宣称“章太炎之说，亦不能成立”。他认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他用进化论的观点，重新解释了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代表中国文学的一大进步。他说：“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吾意以为即令此说而信，亦不足证诸子出于王官。”此文因《甲寅》停刊，1917年10月改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后又收入《古史辨》等书。
胡适除在文学上造诣非凡，对外文研究也颇有建树。英文、德文、法文他都深有研究，而且甚有收获。关于语言，他都能很快的融会贯通，中文如此，英文如此，德文和法文亦是如此。那时，胡适身在农学院，英文是必修课，此外，他还选修了德文和法文两门外语。
不同于农科，外语是胡适的兴趣所在，也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当时，胡适读了歌德、雪莱、海涅、莱辛等大作家的诗歌，自此，对英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回忆说：“那时我对法文和德文都有相当过得去的阅读能力。”
胡适用自己超凡的外语水平翻译了很多文学作品，他翻译的作品一一传回国内，供国人传读。其中都德的《割地》与《柏林之围》以及莫泊桑的《二渔夫》等短篇小说，影响很大，而《割舍》（又名《最后一课》）盛名最大。
1912年9月29日，胡适译完《最后一课》，寄给上海《大共和日报》发表。彼时，他的老友叶德珍正于《大共和日报》工作，胡适与其交往密切，遂请其发表。此文后来转载《留美学生季报》及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短篇小说》第一集等书刊。解放前，这篇文章曾编入小学语文课本，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抗战时期，中国人民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民族意识空前强大，热血青年更是此起彼伏。那些爱国青年读过《最后一课》后，无比义愤填膺，发誓要为国尽一份绵力。教育家王企贤便是这些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当时，他正任教于北京小学。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对此，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深感痛心，恨不能立即上阵杀敌。那天下午，王企贤同往常一样，步伐沉重的走进实验一小的教室，望着黑板上的日历，他仿佛看见了战争正急速奔来，怒急攻心，他反手撕下一页日历，步履蹒跚，走上讲台，眼角噙着泪水，万般悲愤的说：“同学们，从今天起，我们是亡国奴了！”
“亡国奴”三个字，狠狠地敲打着孩子们的心，每个同学都泣不成声。天真活泼的年纪却要经历世间最残忍的战争。孩子们稚嫩的哭声，更是深深的敲打着王企贤的心。
王企贤知道，孩子们并非完全理解“亡国奴”的真正涵义，他们是被自己的哀恸所感染。他要将爱国意识灌输给孩子们，让孩子们能从心里意识到国家民族的危机。这是他的反抗方式，也是他的爱国热忱。
王企贤将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油印出来，纷纷发给学生们，让孩子们仔细读这篇文章，领会其中的深刻含义，希望以此来告诫孩子们，要铭记自己的身份，对得起自己的国家，永远不要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
王企贤的故事充分说明胡适翻译的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既能体现爱国主义思想，又能鼓舞人们努力奋斗。解放后，《最后一课》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文。一篇简单的文字，影响却如此深远，这就是文字的魅力。
胡适骨子里喜动，年少时，因着“麋先生”三个字，便把这份动深埋起来。如今身在国外，“麋先生”早已是历史，骨子里那种好动分子便开始活跃起来。学生会，社会、政治活动，胡适皆有参与，而且颇有建树。他自己说“我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观察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到处演说，到处同人辩论……”
彼时，胡适虽然在国外留学，但依旧时刻关心国内的形势。当时，国内正值危机之秋，胡适对此深感痛心，他希望能为国尽一份绵薄之力。他参加学校里的各种学生会，并设立一个“薪胆会”（取卧薪尝胆之意）。1910年11月中旬，国内梅光迪得知“‘胆薪会’之消息，写信鼓励胡适：“‘胆薪会’之设，可谓复仇雪耻之先声，诚望足下等，人人能为勾践，似祖国尚可为也。”
1911年3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夜中时失眠，‘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是人情天理中事也。”国破家亡，生死存亡，前途堪忧，面对风雨飘摇的中国，胡适痛心疾首。
满清政府的残暴不仁，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此时的中国正面临内忧外患。胡适虽然身在国外，可依旧心系祖国。他对祖国的创伤念念不忘，一心想救中国。为了能更好的了解中国的时事政治，他经常与老同盟会员马君武通信。
一份份信笺来往于胡适与马君武之间，胡适读着信上的文字，心中不禁为祖国担忧。这是一个文人的忧虑，他无法战死沙场，只能深深为国祈祷，希望祖国早日走出疮痍。
那年9月7日，杨笃生面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的凌辱，不堪忍受，在英国投海自杀。山河破碎，杨笃生用一己之身来缅怀哀悼，奏响了一曲悲壮之歌。得知此噩耗，胡适为之扼腕惋惜的同时，不禁心有戚戚焉。
10月12日，武昌起义成功，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沉重打击了清政府。胡适得此消息，万分欣喜，当日便在日记中写道：“闻武昌革命军起事，瑞澂弃城而逃，新军内应，全城遂为党人所据。”
此后，胡适在各种演讲会上，向美国民众全面讲解中国革命。参演的次数越来越多，他的演讲水平也越来越高。他说：“这使我成为一个英语演说家”；同时又说：“这个对政治史所发生的兴趣，便是促使我改行的第二个因素。”
辛弃疾爱国，所以金戈铁马，马革裹尸；谭嗣同爱国，所以戊戌变法，热血洒江；胡适爱国，所以四处演讲，激情澎湃。胡适用演讲诉说着特有的爱国情怀，面对中国当下的政治危机，他的满腔热血皆化作一次次精彩绝伦的演讲，用此唤醒人们沉睡的神经，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
胡适的爱国之情如娟娟之水，他的一生都在为祖国奔波行走。闪闪红星，穿越一世的生命，或坚韧，或执拗，或精彩，或传奇。刻画成无数个动人的故事，书写成卷，流传至今，为世人所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