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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罗尔夫·格雷伯于2020年9月2日去世，终年59岁，而三周前，我们才刚刚写完这本耗时十年多的书。这本书最初是我们在更加“严肃”的学术职责之余的消遣：可以说是一次试验、一场游戏，其中一个人类学家和一个考古学家尝试重构有关人类历史的宏大对话，那种对话在我们各自的领域内曾经很常见，不过这次我们佐之以现代证据。我们没有条条框框，没有交稿日期，只在想写的时候动笔，后来写作逐渐成为日常惯例。在完稿前的最后几年中，随着工程量越来越大，一天讨论两三次的情况也时有出现。我们常常忘记是谁提出什么想法或拿出什么新事实和例证；这些都被归“档”，材料很快就超过了一本书的容量。最终的成果并非拼拼凑凑，而是真正的融会贯通。我们可以感受到彼此的文风和思想逐渐交融，最终汇集成流。我们舍不得结束这趟智识之旅，况且进一步的阐发和例证会使这本书中引入的许多概念增益不少，因此我们计划续写：不少于三部。然而第一本书总是要适时搁笔，于是8月6日晚上9点18分，大卫·格雷伯以他个性鲜明的推特推文宣布完稿（化用吉姆·莫里森的歌词）：“我感觉大脑被惊诧钝击，瘀伤累累。”
这本书始于对话，也在对话中完成。我们来来回回不断交换草稿，阅读、分享并讨论同样的文献，直至夜深。大卫远不只是一位人类学家。他是国际闻名的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亲身践行自己关于社会正义和解放的理念，给被压迫者带来希望，激励着不计其数的人去追随他的脚步。谨以此书深切缅怀大卫·格雷伯（1961—2020）；如他所愿，这本书献给他的父母，露丝·鲁宾斯坦·格雷伯（Ruth Rubinstein Graeber，1917—2006）和肯尼斯·格雷伯（Kenneth Graeber，1914—1996）。愿他们共同安息。
鉴于令人痛心的情况，我（大卫·温格罗）不得不在大卫·格雷伯缺席的情况下写致谢。他留下了遗孀，也是他的亲密伴侣，妮卡·杜布罗夫斯基。大卫的去世引发了汹涌而至的哀伤，哀伤团结起世界各地不同阶级的人，跨越了意识形态的边界。十年的共同写作和思考历时太久，我无法揣测大卫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原本想感谢的是哪些人。那些在成就本书的道路上与他同行的人想必会明白他们正是格雷伯想感谢的人，也会明白格雷伯多么珍视他们的支持、关怀和建议。有一件事我十分笃定，就是如果没有智慧的写作顾问Melissa Flashman随时随地给予的启发和能量，这本书将无法完成，或至少会与现在的样子相去甚远。在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的Eric Chinski和英国企鹅出版社（Penguin UK）的Thomas Penn那里，我们收获了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和真正的智识伙伴。衷心感谢Debbie Bookchin、Alpa Shah、Erhard Schüttpelz和Andrea Luka Zimmerman在多年间始终充满激情地参与和介入我们的思考。感谢以下诸位在不同方面给予本书慷慨、专业的指导：Manuel Arroyo-Kalin、Elizabeth Baquedano、Nora Bateson、Stephen Berquist、Nurit Bird-David、Maurice Bloch、David Carballo、John Chapman、Luiz Costa、Philippe Descola、Aleksandr Diachenko、Kevan Edinborough、Dorian Fuller、Bisserka Gaydarska、Colin Grier、Thomas Grisaffi、Chris Hann、Wendy James、Megan Laws、Patricia McAnany、Barbara Alice Mann、Simon Martin、Jens Notroff、José R. Oliver、Mike Parker Pearson、Timothy Pauketat、Matthew Pope、Karen Radner、Natasha Reynolds、Marshall Sahlins、James C. Scott、Stephen Shennan和Michele Wollstonecroft。
本书中的若干论述最初曾在冠名讲座或学术期刊中出现：第二章的早期版本曾作为法语文章《坎迪亚洪克的智慧：原住民批评、进步神话和左派的诞生》（“La sagesse de Kandiaronk: la critique indigène, le mythe du progrès et la naissance de la Gauche”）在《反功利主义社会科学运动期刊》（ La Revue du MAUSS ）上发表；第三章的部分内容最早以《告别人类童年：仪式、季节性和不平等的起源》（“Farewell to the childhood of man: Ritual, seasonality,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为题出现在2014年的亨利·迈尔斯讲座（Henry Myers Lecture）上，并发表于《皇家人类学学会期刊》（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第四章曾以《多季之前：奴隶制以及北美太平洋沿岸觅食者对奴隶制的拒斥》（“Many seasons ago: Slavery and its rejection among foragers on the Pacific Coast of North America”）为题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上；第八章曾以《早期亚欧大陆国家诞生之前的城市》（“Cities before the state in early Eurasia”）为题出现在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2015年的杰克·古迪讲座（Jack Goody Lecture）上。
感谢各个学术机构和研究团体邀请我们围绕本书相关主题进行演讲和论辩，尤其感谢Enzo Rossi和Philippe Descola为我们创造了阿姆斯特丹大学和法兰西学院的难忘经历。在其他出版机构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感谢James Thomson［《欧洲文化网络期刊》（ Eurozine ）前主编］笃定地接收并帮我们发表了文章《如何改变人类历史进程（至少是已经发生的那部分）》［“How to change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at least, the part that’s already happened)”］，使我们的想法首次呈现在更加广阔的世界面前；也感谢大量译者，为本书收获了更多读者；感谢《拉帕姆季刊》（ Lapham’s Quarterly ）的Kelly Burdick邀请我们为一期以民主为主题的特刊撰文，此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出现在第九章中。
大卫和我从一开始就将本书的研究工作融入我们各自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和伦敦大学学院考古所的教学之中，因此我想代表我们两个感谢过去十年间学生们为我们带来的洞见和反思。感谢Martin、Judy、Abigail和Jack Wengrow陪伴我一路走来。最后，我把最深切的感谢献给埃娃·多马拉兹卡，感谢你作为伴侣所给予我的最犀利的批评和最深情的陪伴。你走入了我的生命，就像大卫和本书一样：“骤雨破空而出，击碎阳光虚幕……雨，落入干涸大地！” [1]
[1] 这里引用了英国剧作家和诗人克里斯托弗·弗莱（Christopher Fry）在剧本《推车男孩》（ The Boy with a Cart ）中的台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