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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借力于数十年来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此书无疑是对启蒙运动后通行的社会进化理论的一次空前严重的挑战。书中虽然还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但作者探索真理的非凡勇气和热忱，他们深厚的专业修养和殷切的社会关怀，都能使我们在阅读中时时感到欲罢不能，感到大有教益。尤其是，透过本书关于人类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前普遍处于“和谐共生”状态的史实揭示，我们还有可能感悟到启蒙时代出现的“文明”概念的那个长期受到遮蔽的本义。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如何用新的眼光看待人类的过去，这是作者写作此书的主旨和目标。通过对人类历史演化中一些基本问题的考察，作者在起源性的追寻中努力破除现有的成见，提出自己的新解。阅读此书，将会扩展人们的视野，激发起我们的深思，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探寻未来社会变革的可能路径。
——李宏图，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书的原创性和学术野心令人印象深刻。格雷伯和温格罗挑战的不只是霍布斯和卢梭，更是现代文明史上的标准历史叙事，而他们论证过程中的复杂度和严谨性让人不能不肃然起敬。这本书不仅给了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以应有的声音，而且启发我们深入思考何为善恶、何为人类。
——李钧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s 主编
《人类新史》摧毁了众多学科的根基——原始人神话。当代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证明，人类的黎明时代有着惊人的复杂性、灵活性、自由度、思辨力。启蒙思想家为当代社会科学所构想的原始人，在历史和逻辑上都不可能存在过。《人类新史》或许标志着社会科学的新起点。
——梁永佳，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大卫·格雷伯的著作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东西，搅得学界不得安宁。这次回到他的本行，不出意料地又给大家讲述了一个全新的有关人类起源的故事。每次阅读格雷伯，都是一次智识上的重大挑战。
——梁捷，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这是一部颇具勇气的作品。两位作者本着人文精神，挑战了传统大历史叙事中的一些基本参照系。书中呼唤的对人性与文明的新理解，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施展，大观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
本书是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和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思想碰撞的结晶，他们利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开创性研究，带领我们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人类文明起源的理解。他们抛弃过去占主导地位的那种宏大叙事，利用清晰、有力、有趣、丰富的考古学和民族志的细节，提供了一系列崭新而且引人入胜的见解，揭示了我们过去对人类历史理解存在的极大的误区。在优美而且通俗易懂的散文式的描述中，人类多种形式的存在和进化的故事徐徐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王笛，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这是一场迷人的探寻，引导我们重新思考人类能力的本质，重新思考我们自己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以及我们与原住民社会的文化和被淡忘的原住民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还有对他们的亏欠。兼具挑战性和启发性。
——［美］诺姆·乔姆斯基，知名语言学家、哲学家及社会活动家
大卫·格雷伯和大卫·温格罗不满足于对人类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给出不同的回答，而是坚持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本身展开革命性思考。其结果是：对“前现代”土著生活所代表的丰富、有趣、反思和实验的主题展开了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原创的和令人信服的叙事，以及对人类学和考古学思想史的一次富有挑战性的改写。《人类新史》应当成为所有关于这类宏大主题的后续作品的起点。那些日后登上此船（“二大卫号”）起航的人，将有两位无与伦比的领航员。
——［美］詹姆斯·C. 斯科特，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荣休教授、《弱者的武器》《支配与抵抗艺术》作者
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场思想盛宴。书中没有一个章节不在（玩世不恭地）颠覆根深蒂固的思想信念。它既有深度，又轻巧地打破常规，言之有据，值得一读。
——［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反脆弱》作者
《人类新史》是对一切事物的彻底修正，将我们从关于人类过去的熟悉故事中解放出来，那些故事常常被用来限制我们对人类未来的想象。与之相对，格雷伯和温格罗告诉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是其创造性，从一开始就如此，因此，关于我们曾经如何存在、应当如何存在、未来如何存在，都不该只有一种方式。贯穿本书的另一股强大的潮流是对原住民观点的重新认识，看到其对欧洲思想的巨大影响，是对非殖民化全球历史的宝贵贡献。
——［美］丽贝卡·索尔尼特，《爱说教的男人》作者
引人入胜，发人深省，极具开创性。本书将引发未来多年的辩论。
——［荷］鲁特格尔·布雷格曼，《人类的善意》《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作者
《人类新史》综合了许多近期的学术成果，举重若轻地推翻了关于过去的陈旧和过时的假设，焕新了我们的思想和精神资源，并奇迹般地揭示出未来的开放性。这是我近年来读过的最振奋人心的书。
——［印］潘卡吉·米什拉，《苦厄的终结》作者
格雷伯和温格罗“调试了”关于人类深层历史的陈词滥调，开启了我们对未来可能性的思考。没有比这更重要、更及时的项目了。
——［美］杰伦·拉尼尔，《虚拟现实：万象的新开端》《互联网冲击》作者
我曾推荐本书作者之一大卫·格雷伯的《毫无意义的工作》，现在又来推荐他与大卫·温格罗合写的这部《人类新史》（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
最早的人类社会是狩猎—采集社会，它们是一些规模很小、四处漂泊的游群，获得物只够勉强糊口。约1.2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世界上少数几个地方发展出动植物驯化的技术，出现了定居的农耕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基于剩余产品，出现了城市、阶级分化、中央集权、文字。这些要素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文明。我心目中的初民世界大致是这个样子的，我猜想大多数读者的想法跟我相似。
这本书挑战了这幅我熟悉的画面。根据考古学近年来的研究，狩猎—采集者（觅食者）能够拥有大量的剩余获得物，拥有技术高超的工匠，进行大规模的合作，建造宏大的公共建筑，例如哥贝克力石阵、波弗蒂角的大型土方建筑。动植物驯化独立起源于世界上的15~20个地区，而不是一个或三四个源头。定居并非源自农业，“早在以谷物为膳食主体之前很久，中东地区的人们就已经开始在永久性村庄定居了”（第202页）。在获得生活资料方面，农业一开始并没有显示出什么优势，初民掌握农耕技术之后往往又放弃掉，返回觅食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往往更为自由轻松。我们认为觅食生活格外贫苦，更多是因为当人类学这个学科建立起来并开始研究初民社会的时候，觅食者差不多都被排挤到没人愿意居住的贫瘠地带去了，但即使如此，“在像纳米比亚或博茨瓦纳等地相当荒凉的沙漠环境中，觅食者们也可以轻轻松松地养活群体中的每个人，而且每周还有三到五天可以投入闲谈、争论、游戏、跳舞或旅行这些舒展人性的娱乐活动中”（第119页）。实际上，农业出现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的劳动时间越来越长，生活变得越来越辛苦。工业革命使情况变得更糟。直到最近百余年，这种趋势才得以扭转，在“发达地区”，人类劳动逐渐减轻，生活不再那么辛苦。（第118页）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并非起源于农业。佛罗里达原住民卡卢萨人以渔猎为生，他们有国王，国王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反过来，农业以及建基于农业的早期城市也并不意味着必然出现阶级分化。“数量惊人的早期城市完全没有固化的阶级差异，而是按照强有力的平等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第4页）“根本没有理由相信小规模群体里最可能人人平等——或者反过来，也没有理由相信大规模群体就必须有国王、总统甚至官僚制度。”（第10页）坐落在墨西哥谷中的特奥蒂瓦坎，从公元前100年延续到公元600年，极盛时期，居民人口达到10万，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并没有自上而下的统治。特奥蒂瓦坎发掘出数以千计的雕刻、壁画，大到宏伟的石雕，小到巴掌大的陶像，其中找不到一幅以击打、捆绑等方式支配下属的统治者形象，这差不多表明，这座历史悠久的巨大城市“在权力顶峰时期设法实现了没有最高统治者的自治”（第286页）。同时，从各种考古证据推测，这里几乎没有赤贫人口，“许多市民所享受的生活标准，是城市史上任何其他城市社区都难以企及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第297页）。
作者整体上挑战游群、酋邦、部落、国家这一关于人类发展四阶段的流行观念，仿佛“人类社会可以按照发展阶段来排列，每个阶段都有自己典型的技术和组织形态”（第4页）。实际上，“不存在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第71页）。单说狩猎—采集的生产方式，就对应多种多样的政治组织形式。很可能，人类在过去约4万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穿梭于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组织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分裂演化：通过有意区别于他者来营造特定的自身认同。美洲西北海岸社会浮夸炫耀成风，而他们的邻居，加利福尼亚北部的采猎者，则像清教徒那般简朴自律。文化具有拒斥结构，即使一种技术能够带来明显的收益，一个族群为了自己的族群认同仍然可能拒不采纳，“社会通过互相借鉴而生存，但它们通过拒绝而非接受借鉴来自我界定”（第151页）。
本书对“初民社会”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初民”不是这本书采用的概念，我为了简便把尚无文字的人类统称为“初民”），依据的首先是近几十年的考古—历史研究新成果，尤其是美洲考古的成果。近几十年来，美洲考古的新成果最多。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亚欧大陆一直互相交通、影响，很难确定哪个地区可以提供独立的参照，借以修正我们对初民社会的传统观念，“唯一真正的例外是美洲”（第390页），它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参照系。也因此，我们很难用熟悉的概念来谈论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例如曾存在几个巨大的、贯通整个北美洲的氏族网络。我们也许可以多多少少用国家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古埃及、希腊城邦和中国的商王朝、周王朝，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北美洲的这类氏族网络称作“国家”。
对美洲社会的新近研究不仅为我们考察初民社会提供了参照系，而且，有大量的资料表明，美洲原住民的观念也曾直接影响了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我们都知道“新大陆”赠予旧世界不少新事物——玉米、番茄、辣椒，但美洲初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则过于质朴和原始，不大可能反哺欧洲的“先进”思想。但依作者的刻画，美洲原住民广泛拥有对公共事务进行公开讨论的习俗，北美洲的克里克人城镇里的成年男子每天聚集起来，“花费大量时间争论政治，秉持理性辩论的精神”，酋长的职责无非看管公共谷仓、召集民众集会。（第409页）他们的社会—政治思考丰富而独特，跟西方殖民者交往之后，他们往往对西方生活方式提出一针见血的批判。殖民者随后把他们的观念传递到了欧洲。启蒙思想家常常设想的“自然状态”，几乎都受到美洲原住民生活状态的影响，甚至社会进化理论一开始也恰是西方人针对原住民批评的自我辩护式的回应。自由、平等这些最典型的“西方观念”，其近代形态也是在美洲初民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不是直接来自希腊和基督教——实际上，像平等这一观念的现代形态几乎不见于欧洲传统，“没有证据显示在哥伦布时代之前，拉丁词语 aequalitas （平等）或 inaequalitas （不平等）或它们对应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或意大利语词，曾被用来描述社会关系”。（第28页）
像很多读书人一样，我对考古学感兴趣，愿了解考古学的新进展。不过，本书怀有更深远的宗旨。本书研究的是初民社会，但如书名所示，本书的宏愿是重新书写人类的历史，至少为这种重新书写打下基础。这本书的作者最早考虑的主题是不平等的起源，但他们很快发现，这是个不成立的论题。简单说来，人类社会并非起源于平等状态，从一开始，有些社会就采用了平等的建制，有些社会则否。而且，核心问题不在于财富的平等分配，而在于财富是否能够转变为权力。美洲新法兰西地区的温达特人在经济上是不平等的，富裕的温达特人占有更多的土地、农产品、“珠宝”，然而，在那里，财富不能转变为权力，没有人因为贫穷而必须听命于富人。当然，他们的“财产”观念与我们的也不尽相同：人占有，并不只意味着他可以享用、支配甚至挥霍；某物属于你，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你有照料之责。
作者的基本结论是，人追求的首先是自由或自主性，而不是平等。“平等在这里是自由的直接延伸；事实上，平等是自由的表达。”（第39页）于是，这本书所设想的主题从平等转变为自由——“这本书主要关乎自由”，即，探讨这样一种可能性：初民社会的组织不像传统观念认为的那样是由生态决定的，“人类比通常以为的更加可能集体决定自身命运”（第179页）。上面提到的分裂演化便是社会自我决定的一个突出例证。作者所讲的自由包含三项主要内容：迁徙自由，不服从他人命令的自由，塑造全新社会现实的自由或在不同社会现实之间来回切换的自由。从这三项自由看，我们不敢说自己胜于初民。实际上，作者从根本上质疑以欧洲为代表的现代生活优于初民的生活。据作者提供的资料，“殖民者被原住民社会俘虏或收养后，在有机会选择自己希望生活的地方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留在原住民社会那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那里体验到强劲的社会纽带。（第17、18页）
本书的多数结论都不是作者首次提出的。作者从前人，尤其是其他初民社会研究者——往往是非主流研究者——那里引来这些结论。考古学是个日新月异的领域，新发现、新研究、新结论层出不穷，颠覆或至少强烈挑战了我们对初民社会的很多刻板观念。这本书的宗旨是在综述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套相对系统的新见解。但不消说，这些新见解本身也很少是结论性的。考古学不是数学，它的大多数结论——无论从前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都含有大比例的猜测成分。特奥蒂瓦坎考古研究提供的线索引人入胜，让人不禁希望能跟进今后的研究成果，但我们恐怕无法指望哪一天能够确切了解这个城市的真实建制和社会生活。这一点，身为科学研究者，作者自不讳言：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依然太过稀少和模糊”（第436页），很多论点往往只是“尝试揣测一二”（第296页）。我个人对书中的很多尝试性的结论存疑。早期城市当真遵循的是平等主义原则吗？真的会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像作者所描述的霍普韦尔文明那样，在几百年间不曾经历战争吗？从阿斯兰土丘的遗迹能够推论出英雄社会在边缘反抗城市平等主义吗？复杂社会当真可以摆脱任何形式的官僚体制吗？要回答这些问题，现有的考古证据仍然太过零星，太过不确定。而且，我个人会认为，即使考古证据变得更加确定和系统，能够为我们勾画出更可靠的初民社会样貌，对我们系统理解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建制仍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更为根本的是对平等、自由、国家等等基本社会—政治观念进行系统思考。本书的确对不少基本的社会—政治概念——平等、自由、自然状态、国家、主权、政治权力的基础——进行了探讨，这些探讨颇有新意，但只是初步的。
当然，我们大概也不可能期待这些任务都由一本书来承担。在我看来，这本书已经够有冲击力了。大多数社会—政治理论主要参照的是几个主要文明体的历史，尤其是欧洲人所熟悉的文明体。再加上理论构造难以避免的简约化，今人的社会—政治思考日益局限于在几个基本套路之中打转。我完全赞同作者，我们有必要跳出这些狭隘的套路，更多看到既有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体制的偶然性，从而不再拘囿于这些方式和体制，而去了解和探究它们之外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也许，无论在哪个社会里都不可能把财富和权力完全隔绝开来，但我们至少可以而且应当防止财富和权力顺顺溜溜地互相转换、互相增生。即使大规模群体需要某种科层管理，这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官僚体制理所当然。我相信这本书为重新思考这些基本事绪提供了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