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20世纪50年代末，马歇尔·萨林斯开始了他作为一名新进化论派学者的职业生涯。当《原初丰裕社会》发表时，他早已凭借与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合著的作品而声名远播。这部作品提出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四个阶段：从游群到部落、酋邦，再到国家。所有这些术语到今天仍然被广泛使用。1968年，萨林斯受到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实验室邀请，在巴黎待了一年，他后来说，在那里他几乎每天都和皮埃尔·克拉斯特（就是后来写《反国家的社会》的那位）在餐厅共进午饭，讨论民族志材料以及社会革命是否时机成熟。
在那些激情四射的日子里，法国的大学校园充斥着学生运动与街头斗争，最终导致了1968年5月的学生/工人暴动（在这期间，列维—斯特劳斯保持着一种傲慢的中立，萨林斯和克拉斯特则成为热忱的参与者）。在所有这些政治动荡中，工作的性质、工作的必要性、对工作的拒绝以及逐步取消工作的可能性，都是政治界与知识界激烈辩论的主题。
萨林斯的文章首先出现在让—保罗·萨特的杂志《现代》（
Les Temps modernes
）上，
也许是卢梭发明的“臆想史前史”体裁中最后一个真正伟大的范例。这篇文章的论点是，至少在工作时长方面，维多利亚时代关于持续改进的叙事是一种完全的倒退。技术进步并没有把人们从物质需要中解放出来。人们并没有工作得更少。他指出，所有证据都表明，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大多数人花在工作上的总时长反而趋于增长。更具挑衅意味的是，他坚持认为，早期人类未必就比现代消费者更穷。他认为，事实上，很容易想象在我们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人类过着物质极度丰裕的生活。
的确，按照我们的标准，一个觅食者看起来或许非常贫穷，但是采取我们的标准显然是非常荒谬的。“丰裕”（abundance）不是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它意味着一个人能够轻松获得他认为要过上幸福舒适的生活所需的一切。萨林斯认为，按照这些标准，大多数已知的觅食者都很富足。许多狩猎—采集者乃至园耕者，似乎每天只花费2~4个小时从事一些可以被视为“工作”的事情，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他们的需求是多么易于满足。
在下一步讨论之前，必须要说萨林斯提出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正如我们在上文指出的，受压迫的中世纪农奴的平均工作时长都比一个现代朝九晚五的普通办公室职员或普通工厂工人的要少，而拖着大石块建造巨石阵的榛子采集者和牧牛人的平均工作时间肯定也少于此。只是在最近，最富裕的国家才开始扭转这种局面（尽管工作时间的总体减少可能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显著，但显然我们大多数人工作的时间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码头工那么长了）。而对于世界上大部分人来说，局面仍在变得越来越糟，而非越来越好。
萨林斯的文章中不太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是它给很多读者的这种印象：无忧无虑的狩猎—采集者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树荫下闲逛、调情、围圈击鼓或者讲故事。形成这种印象是因为萨林斯借鉴的民族志例子主要来自桑人、姆布蒂人和哈扎人。
在上一章中，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卡拉哈里沙漠边缘的昆桑人（布须曼人）以及塞伦盖蒂高原（Serengeti Plateau）上的哈扎人被视为早期人类社会的典范（尽管作为觅食者来说他们其实很不寻常），备受瞩目。其中一个原因只不过是材料的可获得性：到20世纪60年代时，他们是仅存的仍保持着传统生活方式的觅食者群体。也正是在这十年中，人类学家开始研究时间分配，系统记录下了不同社会的成员在日常一天中所做的事情，以及做这些事情所花费的时间。
对非洲觅食者的这种研究似乎也呼应了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和玛丽·利基（Mary Leakey）当时在非洲其他地区［如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Olduvai Gorge）］发现的著名古人类化石。由于有些现代狩猎—采集者生活在类似稀树草原的环境中，与现在看来我们人类进化史上所处的环境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人们不禁想到，从这些还存活着的群体中可能会瞥见人类社会的某种原始状态。
此外，早期对于时间分配的研究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后的几十年内，大多数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仍然将19世纪关于原始人类“生存斗争”的陈旧叙事视为理所当然。当时许多常见的言辞，即便有些出自思想深刻的学者之口，在我们今天听来都带着居高临下的口吻。“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捕动物，只为猎杀它们为食，”史前史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在1957年写道，“或者毕生在浆果丛之间忙忙碌碌，像只真正的动物一样活着。”
最早的定量研究却全面推翻了这些说法。这些研究表明，即便是在纳米比亚或博茨瓦纳等地相当荒凉的沙漠环境中，觅食者们也可以轻轻松松地养活群体中的每个人，而且每周还有三到五天可以投入闲谈、争论、游戏、跳舞或旅行这些舒展人性的娱乐活动中。
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人员也开始意识到，农业远非某种了不起的科学进步，觅食者（毕竟他们往往对食用植物生长周期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完全知道如何去种植和收获谷物和蔬菜。他们只是不觉得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一位昆人报道人问：“全世界明明有那么多蒙刚果（mongongo nut），我们为什么还要种植？”这句话被无数关于农业起源的论文所引用。萨林斯总结说，一些史前史学家所认为的技术无知其实是一种自觉的社会决定：这些觅食者“为了保障休闲时光而拒绝了新石器革命”。
当人类学家们还在努力接受这一切的时候，萨林斯已经迈向更宏大的结论。
古代觅食者的休闲之风（“迈向丰裕的修禅路”）在人们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开始择地而居并接受农业劳作时即走向衰败，至少萨林斯是这么推测的。他们为之付出了可怕的代价。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不断增加的劳作时间，更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的贫穷、疾病、战争和奴役，推动这一切的是无休无止的竞争和对新的娱乐、新的权力与新的财富形式的盲目追求。萨林斯的《原初丰裕社会》巧妙利用了对时间分配的研究成果，釜底抽薪般颠覆了人类文明的传统故事。正如伍德伯恩一样，萨林斯将卢梭版本的堕落说（卢梭认为，人们由于太过愚蠢而无法思考集资、囤产和守财等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于是“盲目地奔向自己的锁链”）
弃置一旁，但不一样的是，萨林斯把我们直接带回了伊甸园。如果拒绝农业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那么接受农业也同样是有意为之的行为。我们选择食用知识树上的果实，为此饱受惩罚。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我们背叛了上帝，而上帝的审判是使我们的欲望背离理性判断；对我们原罪的惩罚是无休止的新欲望。
如果说这里的论述与《圣经》故事之间有什么根本的不同，那就是“堕落”（根据萨林斯的说法）发生过不止一次。我们并不是跌倒一次后重新慢慢爬起来；在劳动和丰裕方面，每一次新的技术突破似乎都使我们跌得更重。
萨林斯的文章是一个精彩的道德故事，只不过其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整个“原初丰裕社会”的论点建基于一个脆弱的前提：大多数史前人类的生活方式的确类似于非洲觅食者。但萨林斯也坦然承认，这仅仅是一种猜测。在文章最后，他问道，“像卡拉哈里的布须曼人这种边缘狩猎者”是否真的比加利福尼亚或西北海岸的觅食者（加利福尼亚觅食者非常重视勤劳工作，西北海岸的觅食者则拥有等级社会与财富积蓄）更能代表旧石器时代的状况？萨林斯承认，也许不能。
这条经常被忽视的评注至关重要。萨林斯并非暗示他自己的“原初丰裕社会”这一说法是错误的。相反，他深知，正如自由民有各种各样通向自由的道路，（原始）丰裕社会通向富足的道路也可能不止一条。
并不是所有的现代狩猎—采集者都把闲暇看得比勤劳工作更有价值，正如并非所有人都像昆人或哈扎人那样视个人财产为身外之物。比如，加利福尼亚西北部的觅食者出了名地贪婪，他们整日沉迷于攒贝币和神圣珍宝，并为此坚守着严格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加拿大西北海岸的渔猎—采集者生活在高度分层的社会之中，那里的平民与奴隶都非常勤劳。根据他们自己的民族志学者所说，温哥华岛的夸扣特尔人不仅鲜衣美食，而且富足有余：“每个家庭都制作并拥有许多垫子、盒子、雪松树皮和动物毛皮做的毯子、木制餐具、牛角汤勺和独木舟。好像在手工制造与食物生产中，人们一点也不觉得进一步花费精力去生产更多同类的物品是多余的。”
夸扣特尔人不仅使自己被无穷无尽的财物围绕，还以无休无止的创造力来设计和制作它们，其产品是如此引人注目、繁复美丽，使他们成为全世界民族学博物馆的骄傲。（列维—斯特劳斯认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夸扣特尔人社会就像是有十几个毕加索在同时工作。）这当然是一种丰裕。但它与昆人或姆布蒂人的丰裕完全不同。
那么，哪种社会更接近人类的原始状态？是随遇而安的哈扎人，还是加利福尼亚西北部勤劳的觅食者？看到现在的读者应该明白，我们恰恰 不该 这么问。真正“原始”的状态并不存在。任何坚持认为存在唯一原始状态的人，本质上都是在编造神话（至少萨林斯在这方面相当诚实）。在一些人转向农业之前，人类已经用了几万年的时间来试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最好是考察变化的整体方向，看看它如何帮助理解我们的那个问题：灵活和自由似乎一度是我们社会制度的基本特点，人类是如何几乎完全失去了它们，并最终陷入永恒的支配与从属关系之中的？
要做到这一点意味着继续第三章开启的故事，跟随着我们的觅食祖先走出冰期（或更新世），进入一个被称为全新世的全球气候变暖的时代。这也将把我们带到欧洲以外的遥远地方，比如日本和北美洲的加勒比海岸，在这些地方开始浮现出全新的、未曾料想的过去；尽管一些学者固执地要将这些新现象塞进严整的进化论盒子，但这些社会已经和人们想象中小型的、流动的、平等主义的“游群”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