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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做成这些事，首先得处理好很多其他因素。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出于直觉地认为存在离散的“社会”。像谈论欧洲民族那样，或者可以说，像谈论莫霍克人（Mohawk）、温达特人、蒙塔格奈—纳斯卡皮人等加拿大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那样，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猛犸象狩猎者们描述为一个个彼此独立、边界分明的社会，这种做法可能根本没有道理可言。
虽然我们对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的语言、神话、成人礼或灵魂概念几乎都一无所知，但我们知道，从瑞士阿尔卑斯山到蒙古，他们都经常使用非常类似的工具，
演奏非常相似的乐器，雕刻类似的女性雕像，佩戴着形似的首饰，举行差不多的丧葬仪式。更重要的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在一生中的某些阶段，往往会独自进行远途旅行。
令人惊讶的是，目前关于狩猎—采集者的研究表明这并非偶然。
对东非哈扎人或澳大利亚马尔图人（Martu）等群体的研究表明，虽然如今的觅食者社会人数少，但从构成上来看极具世界主义特点。当觅食者游群聚合为较大的定居群体时，这些群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由近亲构成的紧密单元；事实上，生物学关联平均只占总体成员关系的10%。大多数成员是来历五花八门的个体，很多人来自遥远的地方，甚至可能说不同的母语。
即使对那些囿于有限的领地内、与农民和牧民为邻的现代觅食者群体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在之前的几百年中，区域组织甚至会延伸数千公里。例如，澳大利亚原住民可以穿越半个大陆，在讲着完全不同语言的人群间流动，并仍能发现被划分为与家乡相同的图腾制半偶族（moiety）的营地。这意味着其中的一半居民应该款待他们，但必须以“兄弟”和“姐妹”相待（因此性关系是严格禁止的）；而另一半居民既是潜在的敌人，也是可以结婚的对象。同样，500年前的一个北美人从五大湖的岸边旅行到路易斯安那的河汊，还是可以找到自己所属的熊氏族、驼鹿氏族或河狸氏族成员的定居点，那些成员操着八竿子打不着的语言，却有义务接待他，并以食物款待他。
几个世纪前，这种远距离组织的运作方式被欧洲殖民者的到来摧毁了，要重建这些已经极其困难，更不用说那些4万年前的类似系统了，我们只能猜测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但是，考古学家在相距遥远的地方发现了惊人的物质一致性，从而佐证了这种体系的存在。我们可以认为，在那个时代，“社会”横跨大洲。
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反直觉的。我们习惯于假设技术进步正不断使世界变得更小。当然，从纯粹物理的意义上来说确乎如此：仅以马的驯化和航海技术的逐步改进为例，这二者无疑使人们的四处流动变得更容易了。但与此同时，人口数量的增加似乎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真正迈上旅途的人口比例不断缩减，至少长途跋涉与离家远行的人所占比例减少了。如果我们考察历史变化，就会发现社会关系运作的规模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大，实际上反而变得越来越小。
世界主义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后，迎来了一个复杂时期，这个时期大约从公元前12000年开始，延续了数千年。在这一时期，不同“文化”终于显出轮廓，不再仅仅以石器为标志。此后，有些觅食者继续追捕大型哺乳动物群；还有些则定居于海岸并成为渔民，或是在森林中采集橡子。史前史专家使用“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这一术语来形容这些冰期之后的人群。在非洲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技术创新，包括陶器、“细石器”工具组和石磨工具，这些新工具标志着烹饪和食用野生谷物、根茎和其他蔬菜的新方法：剁、切、擦、磨、浸、沥、煮，以及储存、熏制和其他保存肉类、植物性食物和鱼类的方法。
不久之后，这些技术就传遍各地，为我们现在称之为烹饪（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汤、粥、炖菜、肉汤和发酵饮料）的创造铺平了道路。但是几乎在所有地方，烹饪也是差异的标志。那些每天早上闻着炖鱼香醒来的人，往往会认为自己与那些早餐喝野生燕麦浆果粥的人并非同类。这种区分无疑伴随着其他难以复原的平行发展历程：对服装、舞蹈、药品、发型、求偶行为的不同偏好，不同形式的亲属组织和不同风格的修辞规范。这些中石器时代觅食者的“文化区”（culture area）依旧非常大。诚然，不久后与它们并行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区（与最初的农业人口有关）通常较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覆盖的区域仍比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大得多。
在很久之后，我们才开始遇到对于亚马孙或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类学家来说熟悉的那种情况，即一个河谷可能容纳着六种语言的使用者，他们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与宇宙观信仰。当然，随着英语或汉语这类帝国语言的传播，有时这种走向微观分化的趋势会发生逆转。但是历史的总体方向，至少直到最近，似乎与全球化截然相反。它走向的是一种日益地方化的忠诚：人们有着非凡的文化创造力，但大部分被都用于寻找彼此对立的新方式。尽管较大的区域性好客网络在一些地方仍存在，
但总的来说，我们所观察到的不是作为整体的世界逐渐变小，而是大多数人的社会世界变得越来越狭隘，他们的生命与激情越来越囿于文化、阶级和语言的边界。
我们也许会问，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是什么机制导致人类费尽周折去证明他们独异于其邻人？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论述详见下章。
目前，我们只是想指出：彼此独立的社会文化世界（局限于一定空间，且边界相对分明）的大量涌现，必定以种种方式催生出了更加持久和强硬的支配形式。如此之多的觅食者社会人口构成混杂，这清楚地表明个体曾经常四处迁移，其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当个体的自由在家乡受到威胁时，第一时间从最可行的路线出走。文化的疏透度（cultural porosity）对于那种季节性的人口变动也非常必要，使社会得以在不同的政治安排之间周期性地轮替，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完成大规模聚集，然后在其余时间分散为众多小单位。
这就是旧石器时代的“王公”墓葬乃至巨石阵的盛景似乎从未超越如剧场展演一般的逢场作戏而走得更远的原因之一。简而言之，很难在1月的时候对一个你将在7月平等相待的人施以强权。不断固化并大量增加的文化边界只会减少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