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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季节变换改变社会身份也许听起来是个很棒的想法，但这并非本书读者会亲历之事。不过直到目前，欧洲大陆仍充斥着种种民俗实践，这些实践呼应着社会结构古老的节律性摆动。长久以来，民俗学家们对那些乔装为动物和植物的小纵队感到困惑：每年春秋两季，“稻草熊”（Straw Bear）和“绿叶人”（Green Man）纵队尽职尽责地游行至村庄广场，这一现象遍及从英格兰乡村到保加利亚南部罗多彼山脉（Rhodope Mountains）的各个地方。这是名副其实的古代实践的遗存，还是最近的复兴与再造？是遗存的复兴还是复兴的遗存，这往往无法分辨。
这类仪式大多数已经逐渐被作为异教迷信而抛弃，或被重新包装为吸引观光客的旅游项目（或二者兼有）。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世俗生活中仅剩的替代选项就是“法定节假日”：这是充塞于工作间隙的疯狂的过度消费期；而在工作中我们则严守禁令，认为消费并非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正如我们所见，我们遥远的觅食者祖先是更大胆的社会形式实验者，他们将社会拆散，又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期将之以不同的规模重组，常常呈现出迥异的形态和价值体系。欧亚、非洲和美洲的伟大农业文明的节庆日历，其实不过是曾经那个世界及其蕴含的政治自由的遥远回响。
然而，仅凭物质证据，我们永远也无法理出头绪。如果我们有的只是俄罗斯大草原上旧石器时代的“猛犸象建筑”，或是利古里亚冰期的王公墓葬及相关的物质遗存，学者们无疑会抓耳挠腮，永远得不出任何结论。人类可能是（我们认为他们事实上就是）本质上富有想象力的生物，但是没有一个人 那么 具有想象力。如果你认为有谁能够单凭逻辑就推理明白这样的难题，那你要么极度天真，要么极度傲慢。（即使有人真的推理出了像努尔人的先知、夸扣特尔人的小丑警察或因纽特人的季节性换妻狂欢这样的人或事，仅以逻辑推断为凭很可能会使他们立即被贬斥为疯子。）
这正说明了民族志记录为何如此重要。努尔人和因纽特人绝不该被视为“通向我们过去祖先的窗口”。他们和我们一样是现代的造物。但是他们的确向我们展现了我们从未想过的可能性，并且证明了人确实有能力实现这些可能性，甚至围绕它们建立起整套的社会体系与价值体系。简而言之，他们提醒我们，人类远比（其他）人类有时想象的更为有趣。
在本章中，我们要做两件事。首先，我们将从旧石器时代起继续我们的故事，看看在我们的祖先开始务农之前，世界各地出现的各种不同凡响的文化安排。其次，我们要着手回答上一章提出的问题：我们是如何陷入僵局的？一些人类社会是如何开始脱离我们早期祖先标志性的灵活多变的安排，以至于某些个体或群体能够宣称具有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恒久权力：男人对女人的权力、长者对青年的权力，以及最终出现的祭司阶层、战士贵族和实际意义上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