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让我们从开始之处结束这一章。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制造神话。结果是，我们多半问错了问题：节日仪式是权威的表达，还是社会创造力的载体？它们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我们最早的祖先是简单而平等的，还是复杂而分层的？人类本性是纯真的还是堕落的？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本质上是合作的还是竞争的，善良的还是自私的，善的还是恶的？
也许所有这些问题都让我们忽略了起初真正使我们成其为人类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作为道德的和社会的存在，在这些选择中穿梭协调的能力。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对一条鱼或一只刺猬提出任何此类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动物生活在一种“超善恶”的状态中，这正是尼采梦想中人类也该追求的状态。也许我们注定要一直为这些事情争论不休。但当然，更有趣的是开始问其他问题。长久以来，一种钟摆式运动牢牢牵制住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将他们的目光从霍布斯引向卢梭，从卢梭引向霍布斯，如此反复——是时候让钟摆停一停了。我们在讲述人类故事的开端时，不用再在平等主义和等级制之间艰难抉择。让我们告别“人类的童年”，承认（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强调的）我们的早期祖先不仅在认知上与我们不相上下，也在智识上与我们相匹敌。很可能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努力解决社会秩序和创造力之间的悖论；而且他们——至少他们中最具反思性的人——对这些悖论的理解与我们的同样多，也就意味着同样少。他们也许对有些事情认识更清楚，对另一些则不那么清楚。他们既不是无知的野蛮人，也不是大自然的聪慧儿女。正如海伦娜·瓦莱罗在谈到亚诺玛米人时所说，同我们一样，他们只是人；有同样的感知力，也有同样的困惑。
尽管如此，越来越清楚的是，已知的人类社会生活最早的证据，更像一场政治形态的狂欢节巡游，远不止进化理论中单调的抽象简化。如果其中有什么待解之谜，那就是：为什么在经过几千年对等级制形式的构建和拆解后，智人——据说是最聪明的猿人——允许永久而顽固的不平等制度扎下了根？这真的是接受农业的后果吗？是在固定村落以及后来在城镇中定居下来的后果吗？我们是否应该寻找一个类似卢梭所设想的时刻——当有人第一次圈出一片土地，宣布“这是我的而且永远都将是我的！”的时候？还是说，这又是一项徒劳的工作？
这些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
[1] 对关键发现的综述参见Scerri et al. 2018。若想看到一个易懂的解释，也可参见Scerri于2018年4月25日在《新科学家》（ New Scientist ）发表的线上专题文章，题为“我们物种的起源：为什么人类曾如此多样化”（Origin of our species: Why humans were once so much more diverse）。
[2] 关于“嘉年华”（carnivalesque），经典的文本是巴赫金（Bakhtin）的《拉伯雷研究》（ Rabelais and His World ，1940）。
[3] 关于这些辩论的历史在此不容详述，但有趣的是，我们观察到这些辩论直接来自莫斯对季节性的研究，他与他的舅舅涂尔干合作进行了这项研究。涂尔干被视为法国社会学的创始人，而莫斯是法国人类学的创始人。1912年，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一书中，涂尔干借助莫斯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社会的研究，比较了澳大利亚游群所谓的日常经济活动（主要涉及食物获取）和季节性聚会［被称为狂欢会（corroboree）］的“欢腾”状态。他认为，正是在狂欢会的兴奋中，他们拥有了创造社会的力量，就好像有一种外部力量被投射到图腾精神及其象征中。这是对于这个基本难题的首次表述，此后几乎所有的理论家都被迫纠缠于此：仪式既是社会结构得以体现的时刻，也是新的社会形式出现的“反结构”时刻。英国社会人类学最初的理论灵感主要来自涂尔干，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回应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或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作品］。在我们看来，要解决这一困境，目前最复杂也最有说服力的方案是Maurice Bloch（2008）提出的“超越性”（transcendental）和“事务性”（transactional）这对概念；以及Seligman et al.（2008）的论点，即仪式创造了一个“虚拟”（subjunctive）或“仿佛”（as if）的秩序领域，这个领域被有意识地塑造得不同于那个零散和混乱的现实。仪式创造了一个与普通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但本质上也是想象的制度（如宗族、帝国等）持续存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