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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是对的，如果人类真的在过去约4万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穿梭于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建立起等级制度然后将其毁弃，那么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首先它表明，当皮埃尔·克拉斯特提出，无国家社会的人们在政治自觉方面非但不逊于当今的人们，反而可能高得多时，他是相当正确的。
克拉斯特是另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产物。作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学生，他将导师的观点铭记于心：亚马孙酋长是成熟的政治行动者。但克拉斯特同时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最终被踢出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组，理由是未经授权就使用了官方信笺），他的主张还要更进一步。他认为亚马孙酋长不仅是精于算计的政治家，而且被迫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周旋，这种社会环境显然是为了确保他们不能永久行使真正的政治权力而设计的。在冬天，他们领导的是无足轻重的超小团体；而在夏天，他们根本就没在“领导”。的确，他们的房子也许类似于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服务发放站，不过就物质财富而言，他们实际上是村子里最穷的人，因为人们期望酋长不断施予物品，同时也期待酋长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努力地工作以树立模范。即便在某些地方他们确实有特权，比如图皮人（Tupi）和南比夸拉人的酋长是所在村子里唯一被允许有多个妻子的男人，但这种特权也明显是把双刃剑。这些妻子需要为村庄准备宴席。如果这些妻子中的任何一个看上了其他情人（这似乎是常有的事），酋长也对此束手无策，因为他必须保持自己在其他人那里的声誉才能保住自己的身份。
克拉斯特认为，酋长们身陷如此境地，是因为他们并非唯一成熟而有洞见的政治行动者；几乎每个人都是。人们并非被困于某种卢梭式的纯真状态，无法想象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而是普遍比我们更能想象其他社会秩序，因此才创造了“反国家的社会”。他们以这种方式自觉地组织起来，以避免我们心目中“先进政治制度”伴随的那些专制权力和支配形式。
可以想象，克拉斯特的论点争议很大。有些对他的批评是完全合理的（比如在性别问题方面的巨大盲点）。但是，大部分批评都建立在坚定的卢梭主义基础上，坚持认为克拉斯特把太多的想象力赋予了“原始”人或“古代”人，而根据定义，他们不该有任何想象力。这些批评认为，无国家社会怎么可能自觉地组织起来以防止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事物出现？
有很多方式可供回应这种反对意见。例如，几个世纪以来，亚马孙人难道真的对西面安第斯山区的大帝国毫不知情？曾经的人们四处游走，不太可能完全不知道该大陆邻近地区的发展情况。正如我们将在第七章看到的，现在也有大量证据表明，在更早的时期，亚马孙地区本身就存在着大型政治体。后来的亚马孙人也许就是逃离甚至推翻那些古代王国的叛乱者后代。但最明显的异议在于那些亚马孙人是不是真的与南比夸拉人一样，在以觅食者游群形式进行的年度“冒险”中 确实 经历过专制指挥之下的关系。不过奇怪的是，克拉斯特从未指明这一点。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真正谈论过季节性。
这是一个奇怪的疏漏。它也是个重大的疏漏，因为这实际上使得克拉斯特终结了早先从马塞尔·莫斯到罗伯特·罗维一脉相承的传统；这个传统认为“原始”社会是内在灵活的，其典型特征是拥有多种组织形式。现在，无论是将“原始”人群视为卢梭式天真汉的新进化论者，还是坚持认为他们是自觉的平等主义者的激进派，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被困在单一的简单社会存在模式中。
克拉斯特的情况格外令人惊讶。因为他在1962年发表了最初的关于印第安酋长无权力的论证，其中他很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观点几乎都是从罗维那里偷来的。早在14年前，罗维就提出，从蒙特利尔到火地岛的大多数美洲原住民社会实际上都是无政府主义的。
他认为“典型的印第安酋长不是一个立法者、执法者或是法官，而是一个安抚者、穷人布施者和唠叨的波洛涅斯
”。（也就是说，酋长这一职位的实际功能就是：①调解争端；②供养穷人；③用精彩的演讲来娱乐大家。）这几点在克拉斯特的论述中能逐一找到对应。罗维的结论是，由于酋长职位被有效地设计过以避免它成为一种强制手段，因此类似于国家的权威只可能来自各种形式的宗教先知。上述结论在克拉斯特那里也有对应。
不过回顾罗维的原作，有个附录讲到自上而下的权威的“进化萌芽阶段”，其中详细描述了大平原社会的季节性“警察”与“士兵”。对此克拉斯特直接略过，这是为什么？
答案可能很简单：季节性令人困惑。实际上，它是某种未知数。大平原社会创造了强制性权威的结构，这种结构在整个狩猎季和随后的仪式中持续存在，又在他们分散为更小的群体时消失。但对于巴西中部的社会而言，分散为觅食游群是强化政治权威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政治权威在村庄环境中是不起作用的。在因纽特人中，父亲在夏季统治，但是在冬季聚会中，父权权威甚至性规范都受到挑战、颠覆或直接消失。夸扣特尔人在一年中的两个时期都有等级制度，但各自的形式不同，他们将事实上的警察权赋予仲冬仪式中的表演者（“熊舞者”和“傻瓜舞者”），但这一权力只能在仪式表演过程中行使；在其他时候，贵族们掌握着大量财富，却不能直接向他们的追随者下达命令。很多中非的觅食者社会全年都是平等主义的，但是似乎每个月会在由男性主导的仪式秩序和由女性主导的仪式秩序之间轮替。
换言之，不存在唯一的模式。唯一一致的现象就是变动的事实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不同社会可能性的认识。所有这些都证实了，寻找“社会不平等的起源”确实是在问错误的问题。
如果人类在我们的大部分历史中，都在不同的社会安排之间来回穿梭，有规律地建立和取消等级制度，那么，也许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我们是如何陷入僵局的？”我们是如何最终落入一种单一模式的？政治自觉曾如此典型地存在于我们这个物种中间，我们是如何失去这种自觉的？我们从何时开始不再把显赫与屈从看作暂时的权宜之计或者某种盛大的季节性戏剧中的仪式排场，而将它们视为人类状况中不可避免的要素？如果我们一开始只是在玩游戏，那么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忘记了自己在游戏？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解决这些问题。目前主要强调的是，这种灵活性和政治自觉的潜能从未完全消失。莫斯也指出了这一点。季节性仍然与我们同在，尽管和从前相比，它的影响变得暗淡了。例如，在基督教世界中，仍然有仲冬“假日季”（holiday season），在这个阶段里，价值观和组织形式出现了有限程度的逆转：同样的媒体和广告商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在狂热兜售消费至上的个人主义，而此时突然开始宣布，社会关系才是真正重要的，给予比接受更好。［像莫斯所处的法国这样的开明国家中也有夏日长假（grandes vacances），在这一个月内每个人都放下工作、逃离城市。］
这里有一个直接的历史联系。我们已经看到，在因纽特人或夸扣特尔人这样的社会中，季节性聚集的时期也是充满着舞蹈、仪式和戏剧的仪式季。在仪式季期间，有时也需要设立临时国王甚至是真正握有强制权力的仪式警察（不过，奇怪的是，这些仪式警察往往兼任小丑）。
在其他地方，这样的仪式季时期需要打破等级与礼仪规范，就像在因纽特人的仲冬狂欢中一样。这种二分法在几乎所有节庆生活中都能被观察到。让我们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在欧洲中世纪，纪念圣徒的节日在庄严的庆典与疯狂的狂欢之间交替进行。在庆典中，封建生活的繁复头衔和等级均得以体现（这目前仍然可以看到，例如在大学毕业典礼上，我们会暂时穿回中世纪的装束）；而在狂欢中，每个人都在玩“颠转世界”的游戏：女性也许会统治男性，儿童也许会管理政府，仆人可以要求主人为其工作，祖先可以起死回生，“狂欢节国王”可以先被加冕，再被废黜，像柳条龙这样的巨大纪念性设施被建造然后被放火烧掉，所有正式的等级也许会瓦解在各种酒神式的混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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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季节性一样，仪式也没有一致的模式。比起普通生活，仪式场合既可以更为僵化和正式，也可以更为狂野和嬉闹。就像葬礼与守灵一样，仪式可以在这两者之间交替穿梭。无论是在秘鲁、贝宁还是中国，大多数地方的节庆生活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在定义“仪式”时总是会遇到麻烦。如果你从庄严的仪式入手，那么仪式就关涉礼仪和礼节，比如高教会派（High Church）仪式实际上只是餐桌礼仪的精致版本。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所谓的“社会结构”只有在仪式期间才真正存在，想想那些只有在婚礼和葬礼期间才作为一个有形团体而存在的家族，在此时，等级和优先级的问题就体现在谁坐在哪张桌子，谁先说话，谁能得到被祭杀的水牛背部最上端的肉或是第一块婚礼蛋糕。
但有时，节庆期由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来接管，例如似乎存在于整个中世纪欧洲的“青年修道院”（youth abbey），其中有“男孩主教”（Boy Bishop）、“五月女王”、“混乱之王”（Lord of Misrule）、“非理性神父”（Abbot of Unreason）和“醉鬼王公”（Prince of Sots），这些人在圣诞节、五朔节或狂欢节期间暂时接管了政府的许多职能，并以下流拙劣的方式戏仿政府的日常行政。因此，另有一派观点认为仪式恰好相反，真正有力量的仪式时刻是那些集体混乱、欢腾（effervescence）、阈限状态（liminality）或创造性游戏发生的时刻，社会以此得到新生。 [3]
还有一场长达几个世纪但坦率来说不怎么具有启发性的辩论，有关那些看起来最具颠覆性的大众节庆是否真的像它看起来那样具有颠覆性；或者它们是否其实是保守的，使普通民众有个机会发泄不满、释放本能，然后再回到服从的日常习惯中。
我们认为，这些讨论都忽略了重点。
这种节日真正重要的是，它们保存了政治自觉的古老火花。它们允许人们去想象其他的安排是可行的，甚至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是可行的，因为人们总是有可能幻想狂欢节冲破边界、成为新的现实。在流行的巴比伦故事《塞米勒米斯》（ Semiramis ）中，同名女仆说服亚述国王让她在某个年度节日中做了“一日女王”，接着迅速将国王逮捕，宣布自己为女王，带领她的新军队征服了世界。五朔节（五一节）被选为国际工人的节日，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历史上有太多英国农民起义开始于这个骚乱的节日。那些玩“颠转世界”游戏的村民偶尔会决定，他们实际上更喜欢被颠转后的世界，并且采取措施来维护这个世界。
中世纪的农民往往比知识分子更容易想象一个平等的社会。现在，也许我们开始理解为何如此了。季节性节日或许是古老的季节变化模式的微弱回声，但是，至少在人类历史最近的几千年里，它们似乎在培养政治自觉以及试验不同的社会可能性方面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最初的国王很可能是在玩国王扮演（play kings），然后成了真正的国王。现在大多数（但并非全部）尚存的国王都已经再次沦为扮演的国王，主要发挥仪式性功能而不再拥有实权。但是，即便所有的君主制，包括仪式性的君主制都消失，一些人仍然会玩国王扮演。
即便在欧洲中世纪，在那些视君主制为合法政府模式的地方，“非理性神父”、尤尔节国王（Yuletide Kings）等角色往往是通过选举或抽签选出的，而这些正是在启蒙运动中（貌似凭空）再现的集体决策形式。（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行使权力的方式往往类似于美洲原住民酋长：要么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就像战时酋长只能在军事远征期间发号施令；要么像村庄酋长一样，享有正式的荣誉，但不能指挥任何人。）对于许多社会来说，节庆年历可以被作为一部真正的、关于可能的政治形式的百科全书来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