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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社会结构的季节性变化显然与某种政治自由存在关联。一种结构适用于雨季，而另一种适用于旱季，这一事实使南比夸拉酋长得以退一步来看待自己的社会安排，不会将其简单看作“给定”的，是事物的自然秩序，而是至少可以部分地被人为干预。不列颠新石器时代的情况——日常的分散和纪念碑修建期的聚集两个阶段交替出现——表明了这种干预有时可以走多远。
列维—斯特劳斯的文章写于二战期间，他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在讲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家来说，大量从事狩猎、放牧或采集的社会总是存在这样一个“二重形态”的社会安排（正如列维—斯特劳斯的伟大前辈马塞尔·莫斯所言），
这是常识。列维—斯特劳斯只是强调了它的一些政治意涵，但是这些非常重要。旧石器时代存在类似的季节性模式，这表明从一开始，或者至少从我们能找到的起点开始，人类就在自觉地试验不同的社会可能性。在此，回顾一下这些列维—斯特劳斯熟知但现已被遗忘的人类学文献，有助于我们了解季节性差异可能有多大。
这里关键的文本是马塞尔·莫斯和亨利·伯谢（Henri Beuchat）的《论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社会的季节性变化》（“Seasonal Variations of the Eskimo”，1903）。作者一开始就观察到环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和许多其他社会一样……有两种社会结构，一种在夏季，一种在冬季，与之相应，他们有两种法律和宗教体系”。在夏季，因纽特人分散为二三十人的游群，去追逐淡水鱼和驯鹿，所有人都处于一个男性长老的权威之下。其间，财产所有人占有性地标示其财产，族长对其亲属行使强制的有时甚至是专横残暴的权力，这比南比夸拉酋长在旱季的权力还要大很多。但是在漫长的冬季，当海豹和海象拥向北极岸边时，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因纽特人聚在一起，用木头、鲸鱼肋骨和石头建造巨大的聚居空间，当中平等、利他和集体生活的美德占据了上风。人们分享财富，丈夫们与妻子们在海洋女神赛德娜（Sedna）的庇护下交换伴侣。
莫斯认为因纽特人是一个理想的个案研究，因为他们生活在北极地区，面临着人类可承受范围内最为极端的环境限制。然而，根据莫斯的估计，即便在亚北极区的条件下，物理因素——猎物、建筑材料等的可获得性——最多只能解释40%的状况。（他指出，其他环北极民族，包括因纽特人的近邻，面对着几乎相同的物理条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组织方式。）他总结说，在很大程度上，因纽特人如此这般生活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应该这样生活。
几乎就在马塞尔·莫斯梳理法国图书馆中有关因纽特人的所有文献时，德裔民族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对加拿大境内西北海岸
的从事狩猎采集的原住民夸扣特尔人（Kwakiutl）
展开了研究。博厄斯发现，这里的社会在冬季而非夏季最讲究等级形式，而且是极尽讲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海岸线上，用木板建造的宫殿盛行一时，世袭的贵族拥有自己的宫廷，统治着被划分为平民和奴隶的同胞，并举办被称为“夸富宴”（potlatch）的大型宴会。然而，这些贵族宫廷在夏季的季节性捕鱼工作中分崩离析，恢复到较小的氏族形态，尽管仍是等级制的，但结构完全不同，也没那么正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实际在夏季和冬季使用不同的名字——随着一年中的时间变化，变为另外的人。
移民到美国后，博厄斯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培养出的众多学生几乎每一个都在接下来半个世纪的美国人类学界占据了一席之地。他的学生之一，出生在维也纳的民族志学者罗伯特·罗维（Robert Lowie，他也是《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的作者保罗·拉丁的密友），在今天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对曼丹—希达察人（Mandan-Hidatsa）与克劳人（Crow）做田野调查，投入大半职业生涯研究19世纪北美大平原部落联盟季节性变化的政治含义。
生活在大平原上的各部族曾经一度是农民，但是在重新驯养逃逸的西班牙马并过上了一种以游猎为主的生活后，他们基本上放弃了谷物农业。在夏末秋初，规模小、流动性高的夏安人（Cheyenne）和拉科塔人（Lakota）游群会聚集在大型定居点，为狩猎水牛做后勤准备。在这一年中最需要谨慎行事的时候，他们会组建一支警察队伍，由该队伍行使完全的强制力，包括有权对任何危及后勤准备过程的人处以监禁、鞭打或罚款。以罗维的观察，这种“明确的威权主义”以严格的季节性和暂时性为基础。一旦狩猎季和紧随其后的集体仪式“太阳舞”（Sun Dance）结束，这种威权主义就会让位于他称之为“无政府”的组织形式，社会再次分裂为高流动性的小游群。罗维的观察结果令人印象深刻：
为了确保最大限度的杀伤力，一支警察队伍——或是由一个军事团体构成，或是被临时任命，或是由氏族联盟组建——发布命令并约束不服从的人。在大多数部落中，他们不仅没收私自偷猎的猎物，而且还鞭打偷猎者、毁坏其财产，如遇抵抗则将其杀死。同一个组织，平常处理谋杀案时仅使用道德劝说，而在水牛狩猎期则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无情的国家机构。然而……强制措施大大超出了狩猎范畴：如果有勇士想发动战争，而酋长认为不合时宜，士兵们会强行予以制止；士兵们会指挥大规模的迁徙；在重大节日监督人群；也可能会以其他方式维持法律和秩序。
罗维继续道：“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部落根本不像这样存在；家族或几家联手共谋生路，并不需要特别的纪律性组织。所以说，士兵只是人群大量聚集带来的伴生事物，因此只是间歇性而非持续性地发挥作用。”但他强调，士兵主权的暂时性不会有损于其真实性。因此，罗维坚持认为，平原印第安人实际上见识过国家权力，即便他们从未真正发展出一个国家来。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进化论者对这些田野观察遗产束手无策，这很容易理解。他们主张政治组织存在分立的发展阶段，依次为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并且认为政治发展阶段至少大体呼应着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狩猎—采集者、园耕者、农耕者、工业文明。像南比夸拉人这样在一年的不同时间跳转至不同的经济类别，这太令人迷惑了。夏安人、克劳人、阿西尼博因人（Assiniboine）或拉科塔人则有规律地在政治发展阶段的两极来回跳跃。他们是游群和国家的混合体。换言之，他们把一切都搞乱套了。
不过，罗维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清楚，而且他也绝不是唯一一个观察到这一点的人类学家。
在我们看来最有趣的是，他也强调平原印第安人是有意识的政治行动者，敏锐地意识到了威权的可能性与危险性。他们不仅在仪式季结束时解除掉所有行使强制性权威的手段，还小心翼翼地让不同的氏族或战士团体轮流来掌权：任何当年掌握主权的团体都必须在下一年服从于他人的权威。
学术研究并不总是进步的，有时候也会后退。一百年前，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明白，那些主要靠野生资源生活的人通常不会被局限在小“游群”之中。正如我们所见，认为他们局限于小游群的观念到20世纪60年代才盛行起来。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先前提到飞车党帮派和嬉皮士公社并不完全是异想天开。这些形象在当时的大众想象中反复出现，并在关于人性的辩论中常被援引。这当然并非巧合：战后最流行的民族志电影要么聚焦卡拉哈里的布须曼人和姆布蒂俾格米人（“游群”社会，可以大致被想象为嬉皮士公社），要么关注亚诺玛米人或者说“暴烈之人”（亚马孙园耕者，在拿破仑·夏侬的呈现下就像“地狱天使”
一样令人惶恐，不过让我们回想一下，他们在海伦娜·瓦莱罗的描述中并非如此）。
在这个新的进化论叙事中，“国家”的首要定义是垄断“强制力的合法使用”。照这样看，19世纪的夏安人或拉科塔人差不多每年11月从“游群”阶段进化到“国家”阶段，来年春天再退化回去。这明显很愚蠢，谁也不会真的这样立论。但我们有必要提一下，因为它暴露出“社会发展必须经由一系列进化阶段”这个初始假设更深层的愚蠢。如果把那些习惯于在这些阶段之间自由移动的群体作为起点，就无法谈论从游群、部落、酋邦到国家的进化了。
季节二元论也动摇了最近种种将狩猎—采集者分为“简单”类型或“复杂”类型的努力，因为那些标志着“复杂性”的特征，比如领土性、社会等级、物质财富或竞争性炫耀，只在一年中的某些季节出现，而在其他季节则被完全相同的人群弃置一旁。我们必须承认，如今大多数专业人类学家已经认识到这种分类是无可救药的，但这只让他们或是转变研究主题，或是放弃思考人类历史大脉络。至今没有人提出过替代方案。
与此同时，正如我们所见，考古证据还在不断累积，这些证据指出，在上个冰期季节性变化明显的环境中，我们远祖的行为非常像因纽特人、南比夸拉人或克劳人。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安排之间来回切换，建造纪念性建筑再将其毁弃，允许一年中某些时候出现专制结构再将其打破。所有这些似乎都基于这样的理解：没有哪种社会秩序是固定或恒常的。同一个人经历的生活在我们看来有时像游群，有时像部落，而有时至少具备某些我们当前定义中的国家特征。
拥有这样的制度灵活性，意味着有能力跳出任何既定结构的界限，并进行反思；也意味着有能力建造或废除我们居于其中的政治世界。不出意外，这就解释了上一个冰期中的男女“王公”，他们在如此孤绝的环境中出现，仿佛童话故事或古装戏剧中的人物。或许他们确实如此。如果他们真的掌权过，可能也只是像巨石阵的统治氏族一样，只掌权一个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