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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南比夸拉人、温尼贝戈人和努尔人不能为我们提供了解过去的直接窗口，但他们给出了一些我们原来也许想不到的研究视角。在讨论了他们的社会体系后，似乎会很自然地问出：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是否有证据表明社会结构随季节而变化？在旧石器时代，极度反常的个体会不会不仅受到尊重，而且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两个答案都是肯定的。事实上，有大量证据证明这两点。
让我们说回那些奢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它们经常被当作“不平等”或某种世袭贵族出现的证据。很奇怪，那些提出这类论点的人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或者说，即使注意到也没有对这类事实给予多大重视——很多骨架（实际上是大部分骨架）显示出惊人的外形异常，足以使死者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明显鹤立鸡群。
例如，松希尔和下维斯特尼采的青少年男孩都有明显的先天畸形；卡拉布里亚的罗米托岩洞中的尸体通常非常矮小，其中至少有一例患有侏儒症；而格里马尔迪岩洞（Grimaldi Cave）里的尸体即便参照我们的标准也过于高大，因此在他们同时代人眼里必然是名副其实的巨人。
这一切似乎不太可能是巧合。事实上，这不禁让人好奇，剩下那些在解剖学上来看正常的骨骸的主人是否在其他方面有异常？毕竟，比如一个白化病患者，或者一个花大把时间倒立或排列组合蜗牛壳的癫痫先知，是无法像上面那样从考古记录中被识别出来的。我们无法详细了解旧石器时代被厚葬的个体的日常生活，只知道他们似乎像其他人一样得到了很好的食物和照料；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他们被视为同辈中极端不同的个体。
关于上个冰期的社会不平等，这一切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首先，它表明我们可能不得不搁置此前仓促开启的关于世袭精英出现的讨论。旧石器时代的欧洲似乎不太可能产生一个恰好主要由驼背、巨人和侏儒组成的精英阶层。其次，我们不知道这些个体死后的待遇与他们生前的待遇有多大的关系。这里存在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并非一些人被厚葬而另一些人没有被厚葬，而是一些人被厚葬而另外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被埋葬。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肢体完好、穿戴整齐地下葬似乎相当罕见。大多数尸体得到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去肉、拆解、遴选甚或被加工为珠宝和工艺品（总体来说，旧石器时代的人们明显比我们更熟悉人体的各个部位）。
肢体完好且相连如故的尸体，尤其是穿戴整齐的尸体，显然是不常见的，且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在本质上很怪异。一些重要的旁证强化了这一论点。在很多例子里，人们努力在旧石器时代死者的尸体上覆以重物，比如猛犸象的肩胛骨、木板、石头或绑得紧紧的捆缚物；也许给尸体堆满衣物、武器和装饰品是这些关切的延伸，在纪念死者的同时防止某种潜藏的危险。这种解释也说得通。民族志记录中有大量关于异常存在的案例，这些或人类或非人的存在被认为既崇高又危险，或者生前崇高而死后危险。
这里很多只是推测。基于证据还可以做出大量不同的解释。尽管如此，认为这些坟墓标志着某种世袭贵族的出现，似乎是所有解释中最不可能的。那些被埋葬的人是异乎寻常的、“极端”的个体。人们对待这些死者的方式——这里我们指的不仅是夸耀性的财富展示，也是他们的尸体能得到装饰、陈列和埋葬的前提——标志着他们在死后同样不寻常。这些墓葬在几乎所有方面都非常反常，因此很难被解释为活人社会结构的反映。此外，它们显然与涉及音乐、雕塑、绘画和复杂建筑的当代证据存在某些关联。我们该如何看待它们？
这里必须引入季节性这个视角。
几乎所有有着非凡墓葬和纪念性建筑的冰期遗址，都是由那些生存方式像列维—斯特劳斯笔下的南比夸拉人的社会创造的，这些社会在一年中的一些时候散作觅食者游群，另一些时候紧密聚集在定居点。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聚在一起种植庄稼；相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遗址关乎迁徙和季节性的狩猎（猎物包括长毛象、西伯利亚野牛或驯鹿），以及周期性的鱼类洄游和坚果收获。这似乎能够解释在东欧发现的活动中心，例如下维斯特尼采等，人们在那里利用丰富的野生资源设宴，主持复杂的仪式和雄心勃勃的艺术工程，同时交易矿物、海贝和动物皮毛。在西欧，与之对应的是法国佩里戈尔地区（Périgord）和西班牙坎塔布里亚海岸（Cantabrian Coast）的大型岩棚遗址，那里深刻记录的人类活动，同样构成了每年一轮的季节性集散的一部分。
考古学研究还表明，季节性变化的模式就藏在哥贝克力石阵背后。围绕这些石筑神殿展开的活动恰好发生在仲夏和秋季之间的年度大丰收时期。在这段时间，成群的瞪羚登上哈兰平原，人们也会聚集于此加工大量坚果和野生禾本科谷物，将其制成节日食品，这些很可能为建造工作提供了补给。
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些宏伟建筑的寿命都相对较短，一次巨大的盛宴是其终极用途，而在此之后，其墙体迅速被剩菜和其他垃圾填满：等级制度被抬上了天，却很快又被推倒在地。仍在进行的研究可能会使这一图景变得复杂，但应当不会动摇季节性聚集以开展节庆劳动的总体模式。
这种钟摆式的生活模式在农业发明之后长期存在。仅举一例，这种模式可能是理解英格兰索尔兹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上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关键所在。之所以这么说，并不仅是因为立石的排列方式本身看起来（除别的功能以外）很像当时的巨型日历。巨石阵（Stonehenge）可以框定夏至的日出与冬至的日落，是这类遗址中最著名的一个。事实证明，它是一系列仪式性建筑中的最后一个。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每到一年中的重要时刻，人们便会从不列颠群岛四面八方远道而来，聚集在平原之上，用木材和石头建造这些仪式性建筑。精细的考古发掘表明，许多这类如今被言之凿凿地解读为新石器时代贵族祖先纪念碑的建筑，在建造后没经历几代人就被拆除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建造巨石阵的人并非农民，或者说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农民。他们一度是农民；但在建造和拆除宏伟纪念碑的实践对应的时期，已经采纳了欧洲大陆传来的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的不列颠人群，似乎至少在一个关键的方面背弃了它：他们从大约公元前3300年起放弃了谷物种植，重新以采集榛子作为植物性食物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他们持续饲养家猪与牛群，在附近的德灵顿垣墙（Durrington Walls）季节性地宰杀享用它们。德灵顿垣墙有着自己的巨木阵（Woodhenge），在冬天是一个有几千人的繁荣小镇，但在夏天则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弃地。巨石阵的建造者似乎既非觅食者也非牧民，而是介于二者之间。
所有这些都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放弃农业不是一个自觉的决定。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被另一群人取代，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被强大的觅食者击败而被迫放弃了作物。英格兰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似乎已经权衡过了谷物种植，然后集体决定选择另一种方式生活。他们是如何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是巨石阵本身提供了一些暗示，因为它是由非常大的石头建成的，其中一些石头（“蓝石”）是从远至威尔士的地方运过来的，而在德灵顿垣墙所消耗的许多猪和牛则是从其他遥远的地方辛苦赶来的。
换言之，即便在公元前3千纪，不列颠群岛的大部分地区显然可以进行某种统筹协调，这看起来非常了不起。如果巨石阵像一些考古学家现在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一个统治氏族的杰出先辈们建造的神殿，那么承其血脉的后人似乎很可能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来彰显自己的重要地位，甚至是宇宙性的角色。但与此同时，季节性集散的模式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巨石阵这里有国王和王后的话，他们到底是哪种人？毕竟，这些国王的宫廷和王国每年只存在几个月，其他时候就分散为坚果采集者和畜牧者构成的小社区。如果他们拥有组织劳动力、囤积食物资源和供养常备军的种种方法，那么什么样的王室会有意识地选择 不 做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