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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20世纪中期少数几个认真对待早期人类与我们智力相当这一观点的人类学家之一。他因此在《野性的思维》（ The Savage Mind ）中提出著名论点，即神话思想与其说是某种前逻辑的蒙昧，不如说是一种与我们的科学一样复杂的“新石器时代的科学”，只是这种科学建立在不同的原则上。但鲜为人知的是他早期的一些政治学作品，这些作品与我们在这里努力解决的问题更为相关。
1944年，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一篇关于南比夸拉人（Nambikwara）的政治的文章。南比夸拉人是一小群过着半农耕半觅食生活的人，他们居住在巴西马托格罗索州（Mato Grosso）西北部的一片出了名的贫瘠草原上。因为南比夸拉人的物质文化十分简陋，那时的人们就认为他们是极其简单的群体。因此，很多人都把他们当作了解旧石器时代的直接窗口。列维—斯特劳斯指出，这是个错误。像南比夸拉人这类人生活在现代国家的阴影之下，与农民和城里人交易，有时还受雇当工人。他们中有些人的前辈甚至可能是从城市或种植园逃出来的。不过，他指出，他们组织自己生活的方式可以作为洞察人类状况更普遍特征的一个来源，尤其是在政治方面。
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来说，南比夸拉人尤其予人启发的是，尽管他们不喜欢竞争（反正他们也没什么财富可供竞争），但他们的确推举了酋长来领导他们。由此而来的制度安排所呈现出的朴素性，在他看来或许恰恰能揭示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功能”，而这些功能“在更复杂和精致的政府系统中是隐藏起来了的”。他指出，酋长的角色不仅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与欧洲社会中的国家政客（politician）或政治家（statesman）极为相似，而且也吸引了类似的人格类型：那些人“与他们的大多数同伴不同，纯粹享受声望本身，感到一种很强的责任感的召唤，而且对他们来说，承担公共事务本身就会带来回报”。
现代政客是投机钻营的角色，在不同的选区或利益集团之间斡旋联盟或谈判折中。在南比夸拉社会，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因为财富或地位的差异其实并不大。不过，酋长的确发挥了类似作用，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和道德体系之间斡旋，这两个体系交替出现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段。让我们解释一下。20世纪40年代，南比夸拉人实际上生活在两个非常不同的社会中：在雨季，他们以数百人的规模居于山顶村庄，从事园耕；而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他们分散成觅食者小游群。酋长们在旱季的“游历冒险”中扮演英雄领袖的角色，成则声名鹊起，败则声名扫地。在此期间，他们发号施令、解决危机，并且会以平时不可接受的威权方式行事。在更为安逸和富足的雨季时期，他们则依靠那些声名在村庄中吸引追随者环拱而居，在那里，他们只通过温言劝说和以身作则，引导追随者建造房屋和打理菜园。在此期间，他们关心病人和穷人，调解争端，也从不将任何观点强加于人。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酋长？列维—斯特劳斯总结说，他们既不是族长，也不是小暴君（尽管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他们被允许这般行事），而且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被赋予神秘力量。最重要的是，他们类似于现代政治家，运作着一个处于雏形的小型福利国家，汇集资源并将其分配给有需要的人。最让列维—斯特劳斯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政治成熟度。正是酋长领导旱季的觅食小游群的能力，以及在危机面前快速决断的能力（比如渡过一条河、指挥一次狩猎），使其后来有资格在村庄广场扮演调停者与外交官的角色。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每年实际上来回穿梭于进化人类学家（遵循杜尔哥的传统）所主张的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之间：从狩猎者与采集者转换为农民，然后再转换回来。
恰是这种特质使南比夸拉酋长成了一个特别令人熟悉的政治形象：在实质上不同的两种社会体系之间转换自如，镇定老练，其间兼顾个人野心与公共利益。这些酋长在各种意义上都是自觉的政治行动者。而且，正是他们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他们得以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对任一种制度保持距离感。
尽管列维—斯特劳斯后来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也许是法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但是他早期关于南比夸拉领袖特质的文章几乎瞬间石沉大海。时至今日，在亚马孙研究领域之外，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这篇文章。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战后几十年内，列维—斯特劳斯一直与自己学科中的其他人反向而行。他强调狩猎者、园耕者和现代工业民主国家生活间的相似性，而几乎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对觅食者社会感兴趣的人，都在拥抱杜尔哥理论的各种新变体，只不过换上了一套新话语，并有大量硬科学数据支持。他们抛弃了过时的“蒙昧”“野蛮”与“文明”之分，因为这些区分听起来有些过于居高临下；他们确定了一个新的序列，从“游群”“部落”“酋邦”再到“国家”。这一趋势的高潮是1966年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狩猎之人”（Man the Hunter）专题研讨会，它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为狩猎—采集者研究搭建了一门新的学科，与会者建议称之为“行为生态学”，首要工作就是对非洲草原和雨林地区的族群，包括卡拉哈里的桑人（布须曼人）、东哈扎人和姆布蒂俾格米人（Mbuti Pygmy），进行严格的定量研究，包括计算热量、研究时间分配，以及获取各种早期研究者根本没有的数据。
这些新兴的研究与大众对这些非洲社会暴涨的热情同时出现。例如马歇尔家族（the Marshalls，一个囊括多位人类学家和电影制片人的美国家族）拍摄的关于卡拉哈里布须曼人的著名短片，它们已经成为世界各地人类学入门课程和教育电视栏目的固定素材；此外还有科林·特恩布尔（Colin Turnbull）的《森林人》（
The Forest People
）这样的畅销书。没过多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觅食者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他们“生活在小群体中”，“经常迁移”，拒绝年龄和性别之外的任何社会区隔，并且通过“裂变分支”（fission）而非仲裁或暴力解决冲突。
人们偶尔会承认，事实上，这些非洲社会中至少有些是生活在无主之地的难民，又或者民族志记录下来的很多觅食者社会（彼时他们已经被欧洲殖民者的殖民主义消灭殆尽，无法再接受定量分析）与此完全不同。但这样的事实基本都被视作无关紧要。对卢梭遗产下长大的人们来说，平等主义小游群的图景完美符合他们对狩猎—采集者
应该
是什么样子的想象。现在，似乎有了可量化的硬科学数据（还有影像！）来为这一想象背书。
在这个新现实中，列维—斯特劳斯的南比夸拉人根本无足轻重。毕竟，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他们甚至不算真正的觅食者，因为他们每年只有七八个月是游荡觅食的游群。因此，这一明显的悖论——他们更大的村庄聚落是平等主义的，而他们的觅食游群却完全相反——可以被忽略不计，以防它玷污了这幅清晰的图景。南比夸拉酋长身上如此明显的政治自觉，更别提努尔先知众望所归的疯狂即兴发挥，在新修订的人类社会进化框架之中都没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