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上一章我们提出，卢梭的遗产中真正隐藏的危险因素，与其说是“高贵的野蛮人”的讲法，不如说是“愚蠢的野蛮人”的想法。我们或许已经克服了，或至少自认克服了大多数19世纪欧洲人堂而皇之的种族主义，但是再成熟的当代思想家也常常认为狩猎—采集者“游群”更像黑猩猩或狒狒，而不是任何他们可能见到的人。来看一下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类简史》（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2014）中的以下段落。赫拉利以一个完全合理的论述起头：我们对早期人类历史的了解极其有限，不同地方的社会安排也可能差别很大。他的确有点夸大其词（他认为我们对人类早期历史实则一无所知，甚至对冰期的了解也几近于零），但基本观点言之有理。接着我们就读到了这样的话：
觅食者的社会政治世界是另一个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领域……学者们甚至不能就基本问题达成一致，例如私有财产、核心家庭和一夫一妻制等是否存在。很可能不同的游群有不同的结构。有些可能像最可恶的黑猩猩群体那样等级森严、紧张和暴力，而另一些则像倭黑猩猩群体那样悠闲、和平且耽于情欲。
也就是说，不但人人都生活在游群中，直至农业出现，而且这些游群在特征上跟猿类大差不离。这样总结貌似对作者不公平，但是想想看，赫拉利大可以写成“像最可恶的飞车党帮派那样紧张和暴力”，以及“像嬉皮士公社那样悠闲、和平且耽于情欲”。人原本的第一反应就是把一组人类比作……另一组人类。可为什么赫拉利选择黑猩猩而不是飞车党呢？我们很难不认为，主要差别在于机车手 选择 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意味着政治意识（political consciousness）：争论和反思合宜生活方式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如博姆提醒我们的，正是猩猩们不具备的。可赫拉利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还是选择将早期人类比作猿类。
这样一来，“智人悖论”又复归了。但它并没有反映什么真实的情况，而不过是我们用奇怪的方式解读证据时的副产品：要么坚持认为我们在无数个千年里有着现代的大脑，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决意像猴子一样生活；要么认为我们有能力克服我们的猿猴本能，以无数种方式组织自己的社会，但出于某种同样模糊的原因最终只选择了一种组织方式。
也许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自觉（self-conscious）的政治行动者”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哲学家倾向于以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来定义人类的意识（consciousness）；另一方面，神经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自动运转，未经反思地下意识做着习惯性行为。我们能自我觉察的时间通常很短：“意识的窗口”开放时间通常为7秒钟左右，在这期间我们可以持有一个想法或解答一道问题。然而，神经科学家（必须指出，还有大多数当代哲学家）几乎从未注意到，在这一点上最大的例外是当我们与其他人交谈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谈话中保持思考，有时可以连续思考问题几个小时。显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即使是我们自己想搞清楚某件事情，我们也会想象在与人争论或向人解释。人类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对话性的。古代哲学家往往极为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中国、印度还是希腊，古代哲学家都倾向于以对话体来写书。人类只有在彼此争论、试图动摇对方观点或共同解决一个问题时才有充分的自觉。与此同时，真正的个体层面的自觉被想象为少数圣贤通过长期的学习、实践、自律、冥想才有可能得到的东西。
我们现在所称的政治意识，在古代常被认为是最先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哲学传统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走向了一个相当不寻常的方向。差不多就在西方哲学传统放弃将对话体作为典型写作模式的同一时期，它对孤立的、理性的、自觉的个体的看法也有所转变，不再将其想象为一种罕见的成就，通常（乃至只能）靠经年累月地独居在山洞、禅房或沙漠里的立柱顶端才能修炼出来，而是将其想象为无论何地的人类的正常默认状态。
更奇怪的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哲学家反倒开始将 政治 自觉视为某种惊人的历史成就，一种只有在启蒙运动以及随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才真正出现的现象。欧洲哲学家们认为在此之前，人们只是盲目地遵循传统，或遵循他们所认为的上帝旨意；甚至当农民或民众起义军试图挺身推翻压迫性政权时，他们也认识不到自己是在革命，而是确信自己在恢复“古代习俗”或根据某种神启行事。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来，在近代之前，人们不可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觉构想一种社会秩序并努力实现它；甚至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这在他们自己的时代虽然可能，但并不可取。
所有这些都会震惊到坎迪亚洪克这位17世纪的温达特哲学家及政治家，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讨论过他对欧洲政治思想的影响。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北美洲民族一样，坎迪亚洪克所属的温达特部族将自己的社会看作一个基于自觉的协定成立的联盟；人们可以不断地重新协商这些协定。但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许多欧洲人与美国人却开始争论起像坎迪亚洪克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真正存在过。他们认为，“原始”民族不仅没有政治自觉的能力，而且甚至没有能力在个体层面做完全有意识的思考，或至少是名副其实的有意识思考。也就是说，就像他们假定一个“理性的西方个体”（比如，一个英国火车乘务员或法国殖民地官员）始终拥有充分的自觉一样（这显然是一个荒谬的假设），他们认为任何被归类为“原始”或“野蛮”的人都以“前逻辑心智”行事，或是生活在一个神话般的梦幻世界里。往好了说，那些人不过是盲从者，被传统的桎梏所束缚；往坏了说，则他们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有充分意识的批判性思考。
这些理论也许可被视为对欧洲社会所面临的原住民批判的极致回应。坎迪亚洪克这类人物提出的论点可以被当作西方“高贵的野蛮人”幻想的简单投射而一笔勾销，因为回应者认为真正的野蛮人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之中。如今，没有任何一个有声望的学者会提出这样的主张，每个人至少在口头上都支持人类精神的统一性；但在实践中，如我们所见，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学者们仍然在如此这般地写作，就好像那些生活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人，尤其是那些被归类为“平等主义”的人，真的如字面意义那般人人都一样，靠某种群体思维生活：如果他们之间存在任何形式的人类差异，例如不同“游群”之间的差异，那不过和类人猿种群之间的差异差不多罢了。他们是不可能有政治自觉的，当然更不会有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远见。
如果某些狩猎—采集者经证明根本不是长期生活在“游群”中，而是云集起来建造宏伟的纪念性景观建筑、储存大量加工食品并将某些人当作皇室一样对待，那么当代学者至多可能会将他们定位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们已经从“简单的”狩猎—采集者上升到“复杂的”狩猎—采集者，向着农业和城市文明迈进了一步。但是，他们仍囿于杜尔哥式的进化桎梏。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由他们的生计方式界定，他们的角色就是盲目顺应一些我们理解但他们不理解的抽象发展规律。自然也很少有人会问，他们
觉得
自己正在创造什么。
现在应当承认，这条定律的例外情况一直都存在。经年累月地用原住民自身的语言与之交流并观察原住民争论的人类学家往往很清楚：即使是那些以猎杀大象或采集莲芽为生的人，也和那些以开拖拉机、经营餐馆或在大学就任要职的人一样，具有怀疑精神、想象力、思考力和批判分析的能力。极少数人能够像20世纪初的学者保罗·拉丁（Paul Radin）一样，在其1927年出版的《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 Primitive Man as Philosopher ）一书中指出，至少那些他熟知的温尼贝戈人（Winnebago）和其他北美洲原住民，总体而言其实更善于思考。
拉丁本人也被同时代的人视作怪胎（他对正式的学术职务避而远之；传说他曾在芝加哥大学得到一份教职，但是在第一次上课前太过恐慌，以至于冲上附近的一条公路，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腿被车撞断，然后待在医院快乐地读书直到学期结束）。也许并非巧合，在他最熟悉的“原始”社会中，真正打动他的是对怪胎的容忍。他认为这是从拒绝强迫的逻辑延伸而来的，这一逻辑也曾令魁北克的耶稣会士印象深刻。他还指出，如果一个温尼贝戈人认为神明或者精怪并不存在且拒绝参加供奉神怪的仪式，甚至如果他宣布长老们的集体智慧是错误的并发明了他个人的宇宙观（这两件事情确实经常发生），这个怀疑论者肯定会遭人取笑，而且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会担心神明将以某种方式惩罚他。但是 他们 永远不会想到要惩罚他，也不会有人试图强迫他服从，例如，将某次打猎失利怪到他头上，并因此拒绝分给他食物，直到他愿意按常规行事为止。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每个人类社会中都存在着怀疑论者和不守规矩的人；区别在于其他人是如何对待这些人的。
拉丁感兴趣的是这些不合群的人带来的思想影响，那种他们可能会创造出的倾向于投机冒险的思想体系。其他人则注意到这些人政治上的影响：往往是那些稍显古怪的人成了领导者；真正古怪的人可能会成为宗教人物，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潜在的天赋与洞见可以而且经常被用于应对危机或前所未有的事态转变。例如，托马斯·贝德尔曼（Thomas Beidelman）观察到，在20世纪早期，在努尔人（Nuer）——南苏丹的一个养牛民族，以拒绝任何形式的政府著称——中有玩弄规则的政治家和村里的“公牛”［按我们现在的叫法应该是“权谋家”（operator type）］，也有调解地方争端的“土地祭司”（earth priest），还有先知。政治家总是偏离传统的：例如，地方“公牛”中有不少是被父母出于某些社会意图宣称为男人的女人；祭司总是该地区的外来者；但先知是更极端的人物，他可能会流着口水、说着胡话、眼神空洞，像个癫痫病人，或者干一些冗长但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比如花几个小时在灌木丛中把地上的贝壳摆成图案，或者长期在野外生活，或者甚至会吃掉粪便或灰烬。正如贝德尔曼所说，先知们“可能会讲不为人知的语言，出神，禁食，倒立，会在头发上插羽毛，在晚上比白天更活跃，还可能栖息于屋顶上。有些先知坐着时肛门上还拴着楔子”。
还有很多先知身体畸形。有些是异装癖，或者偏好非传统的性行为。
换言之，这些人是极其非正统的人物。相关文献给人的印象是，在任何前殖民时代的努尔人聚落，都存在一小片由那些可能被称为极端个体的人构成的灰色地带；那些人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可能会被归为极端的怪胎、挑衅的酷儿（queer）、神经多样人士（neurodivergent）或精神病人。通常情况下，人们对先知的态度是一种茫然的尊重，认为他们虽然有病，但是这种疾病是被神触摸的直接后果。因此，当巨大的灾难或史无前例的事件，例如瘟疫、外部入侵等发生时，大家就会在这片灰色地带中寻找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来应对危机。结果，一个本可能一辈子在村里被视为白痴的人，突然被发现拥有非凡的远见和说服力，甚至能够在年轻人中激发出新的社会运动，或者能够协调整个努尔地区的长老，使他们放下分歧，围绕共同的目标组织起来，有时甚至能够构想出关于努尔社会未来的完全不同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