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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狩猎—采集者丰富的墓葬开始。在亚欧大陆西部，从多尔多涅河（Dordogne）到顿河（Don）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找到相关例证，其中包括在岩洞居所与露天聚落中的发现。一些最早的发现来自像俄罗斯北部的松希尔（Sunghir）遗址与布尔诺以南摩拉维亚盆地的下维斯特尼采（Dolní Věstonice）遗址，年代在3.4万至2.6万年前。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不是墓园，而是单独个体或小团体的墓葬，其中尸体常常被摆放成极其引人注目的姿势，而且饰以（有时几乎是覆满了）各种装饰品。在松希尔的这个墓葬中有数以千计的珠子，由猛犸象牙和狐狸牙齿精心加工而成。这种珠子当初应该是被用来装饰毛皮和兽皮制成的衣服的。考古人员在两个男孩的合葬墓中发现了一些极尽奢华的装束，墓主的两侧放置着用拉直的猛犸象牙制成的宏伟长矛。
在下维斯特尼采的一个三人墓葬中，有两个戴着精致头饰的年轻男性被摆放在一个年纪较长的男性两侧，三人共同躺在赭石涂红的土床上。
类似的古代遗迹还有在今意大利和法国边境附近的利古里亚（Liguria）海岸发掘出的一组洞穴墓葬，其中有少年或成年男性的完整尸身，还有一个豪华墓葬，其墓主被考古学家称为“王公”（
Il Principe
）。这些尸体被摆出引人注目的姿势并满饰珠宝，包括海贝和鹿齿制成的珠子和异域燧石制成的刀片。之所以被称为“王公”，是因为他的陪葬品在一个现代人看来就像皇家仪仗：一根燧石权杖，一些驼鹿角棒，还有一个以穿孔贝壳和鹿齿精心制作的华丽头饰。往西到多尔多涅，我们遇到了一个1.6万年前的年轻女子，也即所谓的“圣日耳曼—德拉里维埃夫人”（Lady of Saint-Germain-de-la-Rivière）的墓葬，里面有大量用贝壳和鹿齿制成的饰于腹部与骨盆的装饰品，这些牙齿取自在300公里外的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猎杀的雄鹿。
这些发现完全改变了专家对史前人类社会的看法。平等主义小游群的旧观点滑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考古学家现在认为，在农耕起源前的几千年，人类社会就已经按照地位、阶级和世袭权力进行划分了。正如我们所见，这基本不可能，但这些考古学家搬出的证据却又足够真实：例如，制作随葬品所需的超乎寻常的劳动支出（据一些估计，仅制作松希尔遗址的珠子就需要1万工时）；高度先进和标准化的生产方法表明可能有专职工匠；或是存在远距离运输珍稀材料的方式；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少数情况中儿童有大量财富作为陪葬，这也许意味着某种世袭地位。
最近的考古研究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那就是纪念性建筑，这使很多人修正了对史前狩猎—采集者的看法。在亚欧大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土耳其东南部俯瞰着哈兰平原（Harran Plain）的耶尔穆什山脉（Germuş Mountains）上的石筑神殿。20世纪90年代，德国考古学家在该平原的北部边境工作，开始在一个被当地人称为哥贝克力土丘（Göbekli Tepe）的地方发现极为古老的遗迹。
他们的发现后来被视为一桩进化史上的难题，主要的谜团来源于一组20个巨石围合的结构，它们始建于公元前9000年前后，后来经历了多个世纪的反复翻修。修建这些围场的时候，周围的平原是林地和草原的混合带，布满了野生动植物，这些物种在最后一个冰期即将结束时大量生长于中东地区。
哥贝克力土丘的围场巨大无比。它由高大的T形柱子组成，有些柱子高约5米，重达1吨。这些柱子是从该遗址内的石灰岩岩床或附近的采石场凿出来的。柱子至少共有200根，被插入基座，然后用粗糙的石墙连接起来。每一根柱子都是独特的雕塑作品，雕刻着危险的食肉动物、有毒的爬行动物、猎物、水禽和小型食腐动物等形象。这些动物形象呈现为石柱上深深浅浅的浮雕：有些羞怯地徘徊在表面，有些则以立体形式大胆地凸显出来。这些梦魇般的生物朝向不同的方向，有些朝向地平线行进，有些则下到大地深处。在一些地方，柱子本身就像一具站立的身体，有着像人类一样的四肢和衣服。
建造这些非凡的建筑意味着在广大地理范围内严格协调一致的活动，如果多圈石阵是根据一项整体规划同时建造的（这是目前争论的焦点），
情况就更是如此。但更大的问题仍然是：谁制造了它们？虽然当时附近的人类群体已经开始种植农作物，但据我们所知，那些哥贝克力石阵的建造者还没有。他们的确会在不同季节收获并加工野生谷物和其他植物，但是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将他们视为“原始农民”，也不能证明他们对驯化作物为主的生计方式有任何兴趣。事实上，因为他们的居住地附近就有水果、浆果、坚果和其他可食用的野生动物，所以他们没什么理由专门从事耕作（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哥贝克力石阵的建造者与附近开始从事农耕的群体有相当惊人的差异，但这要等到下一章才论及；眼下，我们只关心纪念碑）。
对一些人来说，哥贝克力石阵建筑矗立的位置和方向暗示了一种天文或计时功能。每条柱链都对应着一个特定的天体运动周期。考古学家对此仍然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这些建筑可能曾有屋顶，且其布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许多改变。但是迄今为止，最让各个学科的学者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这些巨石显然证明了“狩猎—采集者社会已经进化出支持大型公共工程、项目与纪念性建筑的制度，因此在农业出现之前，这些社会就已经有了复杂的社会等级”。
还是那句话，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等级制度和时间测量这两种现象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尽管哥贝克力石阵经常被视为一种反常现象，但事实上有大量证据表明，在早期的狩猎—采集者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纪念性建筑，并可一直上溯至冰期。
在2.5万到1.2万年前的欧洲，从克拉科夫到基辅的大片区域内，公共工程已经成为人类聚居地的一个特点。沿着这个冰川边缘的横断面，人们发现了多处令人印象深刻的圆形建筑遗迹，它们的规模（最大的直径约12米）、持久性、美学特性以及在更新世景观中的突出位置，都明显区别于普通的营地住所。每个建筑都建立在由猛犸象的牙齿和骨头搭成的框架上，这些骨头取自几十头猛犸象，被交替排列成不同的序列和样式。这超越了单纯的功能性，形成了可能在我们看来都相当惊人的结构，它们对当时的人来说想必更显宏伟。还有长达40米的巨型木制围栏，只有柱洞和下沉的地坪保存了下来。
哥贝克力土丘可能也有过这样的木制建筑。
纪念性（monumentality）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建筑或结构只有在对比观看者实际体验过的其他建筑和结构时，才显出其“纪念性”。显然，冰期并没有产生像吉萨金字塔或罗马斗兽场那般规模的建筑，但是按当时人的标准来看，我们所述的这类建筑只能被视为公共工程，要用到复杂精细的设计与规模惊人的劳动协作。对俄罗斯尤季诺沃（Yudinovo）遗址的研究表明，人们常说的“猛犸象房屋”实际上根本不是住宅，而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念碑：人们精心规划和建造这类建筑来纪念一次伟大的猛犸象狩猎活动圆满结束（也纪念整个狩猎群体的团结），用的是猎物尸体除去肉皮之后剩下的耐用部分；它们后来被沉积物覆盖，形成这片土地上持久的地标。
这里谈到的肉属实数量惊人：就每个建筑结构（在尤季诺沃有5个）来说，需要用到的猛犸象都足够数百人吃大概3个月。
在尤季诺沃、梅日里奇（Mezhirich）和科斯捷尼基（Kostenki）这样的露天聚落，矗立着的猛犸象纪念建筑往往成为居民跨越长途交易琥珀、海贝和动物皮毛的中心场所。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所有这些上溯到遥远冰期的证据，包括石筑神殿、尊贵墓葬、猛犸象纪念建筑以及繁荣的贸易与手工业生产中心？在那个被认为无要事发生的旧石器时代（至少根据某些描述，那时的人类社会和黑猩猩或倭黑猩猩种群差不多），人类在做些什么？毋庸置疑，或许有些人的回应方式是完全放弃平等的黄金时代的想法，得出相反的结论说，这一定是一个由强大领袖统治的社会，甚至是多个王朝，因此，自我扩张和强制权力始终是人类社会进化背后的持久力量。但是这种想法也不太成立。
在冰期的社会中，无论是宏伟墓葬还是纪念性建筑，关于制度性不平等的证据都是零散的。装饰华贵的墓葬彼此间相差了若干世纪，且往往相隔数百公里。即便把这些归结为证据不完整，我们还是要先问问为什么证据如此零散破碎？毕竟，这些冰期的“王公”中但凡有一个表现得像青铜时代的（更不必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王公”一样，那我们还会发现集权的各种典型特征：防御工事、仓库、宫殿。然而，在数万年的时间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纪念性建筑和宏伟墓葬，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证明等级社会的发展，更别提任何些微类似“国家”的存在。要理解为什么关于人类社会生活最早的记录如此怪异且零碎，我们首先需要摈弃一些关于“原始”心智的挥之不去的先入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