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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即使是高见远识的研究者仍想方设法地坚称社会不平等有一个“起源”

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考古学家称之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50000—前15000年)的社会有着豪华的墓葬和恢宏的公共建筑,这似乎完全颠覆了我们印象中的那个由平等主义觅食者小游群构成的世界。差距大到一些考古学家已经开始掉转方向,描述冰期的欧洲如何充斥着“等级化的”甚至“分层的”社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进化心理学家达成了共识,后者坚持认为支配行为在我们基因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当社会超越了小游群时,就必然会形成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的形式。

几乎所有更新世考古学家之外的研究者,也就是说,那些没有被迫面对这些证据的人,都直接忽略了这些证据,像之前那样继续推进他们的书写,就好像仍可以假设狩猎—采集者生活在原始的纯真状态中一样。正如克里斯托弗·博姆(Christopher Boehm)所说,我们似乎注定要在“霍布斯式的鹰派和卢梭式的鸽派”之间上演无休无止的循环战:将人类要么视为天生的等级主义者,要么视为天生的平等主义者。

在这方面,博姆的研究很有启发。作为进化人类学家和灵长目研究专家,他认为,虽然人类确实有支配—服从行为的本能倾向,这无疑继承自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但使社会独具人性的是我们有能力自觉地决定 那么做。博姆仔细研究了关于非洲、南美洲和东南亚现存的平等主义觅食者游群的民族志记录,发现这些游群会采用多种多样的策略来共同压制潜在的吹牛大王和恶霸,包括嘲笑、羞辱、冷落(对于顽固的反社会分子,有时甚至会直接暗杀) ,这些在其他灵长目中都不存在。

例如,大猩猩不会捶胸脯嘲笑彼此,人类却经常这么做。更惊人的是,虽然欺凌行为也许是本能的,但反欺凌不是:它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会这么做的觅食者社会表现出博姆所称的“算计智慧”(actuarial intelligence)。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不同的行事方式会带来不同的社会后果:例如,如果技艺高超的猎人 被有组织地贬低,或者如果大象肉 由随机选出的人(而由实际杀死野兽的人)分发给群体,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博姆认为这就是政治的本质:有意识地反思所在社会可能走向的不同方向的能力,以及明确论证为什么该走某一条路而非其他道路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描述为“政治动物”是对的,因为至少据我们所知,这正是其他灵长目从未做过的事情。

这是一个高明且重要的论点,但是,像许多作者一样,博姆似乎非常奇怪地不愿意充分探究个中深意。现在让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人类的本质在于我们是自觉的政治行动者,因而有能力接受形形色色的社会安排,这难道不意味着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其实应该探索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安排了?结果令人困惑的是,博姆认为,直到晚近,所有人类都选择遵循同一个特定的制度安排——“直至等级制社会出现之前”,我们严格来说“世世代代都是平等主义者”——从而草率地将早期人类又抛回伊甸园。他认为,随着农业的产生,我们才集体步入等级制度。博姆坚称,在1.2万年前人类基本上是平等主义的,生活在他称之为“平等的社会中,在家庭之外没有支配者”。

因此,根据博姆的说法,在大约20万年的时间中,“政治动物”纷纷选择同一种生活方式;当然,后来他们开始奔向自己的锁链,猿类般的支配模式重新出现。“霍布斯式的鹰派与卢梭式的鸽派”之争的解决方案变成:我们的遗传天性是霍布斯式的,但我们的政治历史却几乎和卢梭所描述的一致。结果呢?一个奇怪的执念形成了,认为几万年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有些实际的考古证据显示“旧石器时代政治”的确存在时。 sa9iSZ7O+jDSVCmYI0j5xWIsfnMRkjNBJUh0nIEpCMFA+Wi8treVhmnyQmDEIRrn



考察冰期社会的宏伟纪念碑、豪华墓葬与其他出人意料的特征如何颠覆了我们设想中的狩猎—采集者形象,并探讨大约3万年前存在“社会分层”可能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从狩猎—采集者丰富的墓葬开始。在亚欧大陆西部,从多尔多涅河(Dordogne)到顿河(Don)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找到相关例证,其中包括在岩洞居所与露天聚落中的发现。一些最早的发现来自像俄罗斯北部的松希尔(Sunghir)遗址与布尔诺以南摩拉维亚盆地的下维斯特尼采(Dolní Věstonice)遗址,年代在3.4万至2.6万年前。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不是墓园,而是单独个体或小团体的墓葬,其中尸体常常被摆放成极其引人注目的姿势,而且饰以(有时几乎是覆满了)各种装饰品。在松希尔的这个墓葬中有数以千计的珠子,由猛犸象牙和狐狸牙齿精心加工而成。这种珠子当初应该是被用来装饰毛皮和兽皮制成的衣服的。考古人员在两个男孩的合葬墓中发现了一些极尽奢华的装束,墓主的两侧放置着用拉直的猛犸象牙制成的宏伟长矛。

在下维斯特尼采的一个三人墓葬中,有两个戴着精致头饰的年轻男性被摆放在一个年纪较长的男性两侧,三人共同躺在赭石涂红的土床上。 类似的古代遗迹还有在今意大利和法国边境附近的利古里亚(Liguria)海岸发掘出的一组洞穴墓葬,其中有少年或成年男性的完整尸身,还有一个豪华墓葬,其墓主被考古学家称为“王公”( Il Principe )。这些尸体被摆出引人注目的姿势并满饰珠宝,包括海贝和鹿齿制成的珠子和异域燧石制成的刀片。之所以被称为“王公”,是因为他的陪葬品在一个现代人看来就像皇家仪仗:一根燧石权杖,一些驼鹿角棒,还有一个以穿孔贝壳和鹿齿精心制作的华丽头饰。往西到多尔多涅,我们遇到了一个1.6万年前的年轻女子,也即所谓的“圣日耳曼—德拉里维埃夫人”(Lady of Saint-Germain-de-la-Rivière)的墓葬,里面有大量用贝壳和鹿齿制成的饰于腹部与骨盆的装饰品,这些牙齿取自在300公里外的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猎杀的雄鹿。

这些发现完全改变了专家对史前人类社会的看法。平等主义小游群的旧观点滑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考古学家现在认为,在农耕起源前的几千年,人类社会就已经按照地位、阶级和世袭权力进行划分了。正如我们所见,这基本不可能,但这些考古学家搬出的证据却又足够真实:例如,制作随葬品所需的超乎寻常的劳动支出(据一些估计,仅制作松希尔遗址的珠子就需要1万工时);高度先进和标准化的生产方法表明可能有专职工匠;或是存在远距离运输珍稀材料的方式;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少数情况中儿童有大量财富作为陪葬,这也许意味着某种世袭地位。

最近的考古研究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那就是纪念性建筑,这使很多人修正了对史前狩猎—采集者的看法。在亚欧大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土耳其东南部俯瞰着哈兰平原(Harran Plain)的耶尔穆什山脉(Germuş Mountains)上的石筑神殿。20世纪90年代,德国考古学家在该平原的北部边境工作,开始在一个被当地人称为哥贝克力土丘(Göbekli Tepe)的地方发现极为古老的遗迹。 他们的发现后来被视为一桩进化史上的难题,主要的谜团来源于一组20个巨石围合的结构,它们始建于公元前9000年前后,后来经历了多个世纪的反复翻修。修建这些围场的时候,周围的平原是林地和草原的混合带,布满了野生动植物,这些物种在最后一个冰期即将结束时大量生长于中东地区。

哥贝克力土丘的围场巨大无比。它由高大的T形柱子组成,有些柱子高约5米,重达1吨。这些柱子是从该遗址内的石灰岩岩床或附近的采石场凿出来的。柱子至少共有200根,被插入基座,然后用粗糙的石墙连接起来。每一根柱子都是独特的雕塑作品,雕刻着危险的食肉动物、有毒的爬行动物、猎物、水禽和小型食腐动物等形象。这些动物形象呈现为石柱上深深浅浅的浮雕:有些羞怯地徘徊在表面,有些则以立体形式大胆地凸显出来。这些梦魇般的生物朝向不同的方向,有些朝向地平线行进,有些则下到大地深处。在一些地方,柱子本身就像一具站立的身体,有着像人类一样的四肢和衣服。

建造这些非凡的建筑意味着在广大地理范围内严格协调一致的活动,如果多圈石阵是根据一项整体规划同时建造的(这是目前争论的焦点), 情况就更是如此。但更大的问题仍然是:谁制造了它们?虽然当时附近的人类群体已经开始种植农作物,但据我们所知,那些哥贝克力石阵的建造者还没有。他们的确会在不同季节收获并加工野生谷物和其他植物,但是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将他们视为“原始农民”,也不能证明他们对驯化作物为主的生计方式有任何兴趣。事实上,因为他们的居住地附近就有水果、浆果、坚果和其他可食用的野生动物,所以他们没什么理由专门从事耕作(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哥贝克力石阵的建造者与附近开始从事农耕的群体有相当惊人的差异,但这要等到下一章才论及;眼下,我们只关心纪念碑)。

对一些人来说,哥贝克力石阵建筑矗立的位置和方向暗示了一种天文或计时功能。每条柱链都对应着一个特定的天体运动周期。考古学家对此仍然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这些建筑可能曾有屋顶,且其布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许多改变。但是迄今为止,最让各个学科的学者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这些巨石显然证明了“狩猎—采集者社会已经进化出支持大型公共工程、项目与纪念性建筑的制度,因此在农业出现之前,这些社会就已经有了复杂的社会等级”。 还是那句话,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等级制度和时间测量这两种现象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尽管哥贝克力石阵经常被视为一种反常现象,但事实上有大量证据表明,在早期的狩猎—采集者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纪念性建筑,并可一直上溯至冰期。

在2.5万到1.2万年前的欧洲,从克拉科夫到基辅的大片区域内,公共工程已经成为人类聚居地的一个特点。沿着这个冰川边缘的横断面,人们发现了多处令人印象深刻的圆形建筑遗迹,它们的规模(最大的直径约12米)、持久性、美学特性以及在更新世景观中的突出位置,都明显区别于普通的营地住所。每个建筑都建立在由猛犸象的牙齿和骨头搭成的框架上,这些骨头取自几十头猛犸象,被交替排列成不同的序列和样式。这超越了单纯的功能性,形成了可能在我们看来都相当惊人的结构,它们对当时的人来说想必更显宏伟。还有长达40米的巨型木制围栏,只有柱洞和下沉的地坪保存了下来。 哥贝克力土丘可能也有过这样的木制建筑。

纪念性(monumentality)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建筑或结构只有在对比观看者实际体验过的其他建筑和结构时,才显出其“纪念性”。显然,冰期并没有产生像吉萨金字塔或罗马斗兽场那般规模的建筑,但是按当时人的标准来看,我们所述的这类建筑只能被视为公共工程,要用到复杂精细的设计与规模惊人的劳动协作。对俄罗斯尤季诺沃(Yudinovo)遗址的研究表明,人们常说的“猛犸象房屋”实际上根本不是住宅,而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念碑:人们精心规划和建造这类建筑来纪念一次伟大的猛犸象狩猎活动圆满结束(也纪念整个狩猎群体的团结),用的是猎物尸体除去肉皮之后剩下的耐用部分;它们后来被沉积物覆盖,形成这片土地上持久的地标。 这里谈到的肉属实数量惊人:就每个建筑结构(在尤季诺沃有5个)来说,需要用到的猛犸象都足够数百人吃大概3个月。 在尤季诺沃、梅日里奇(Mezhirich)和科斯捷尼基(Kostenki)这样的露天聚落,矗立着的猛犸象纪念建筑往往成为居民跨越长途交易琥珀、海贝和动物皮毛的中心场所。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所有这些上溯到遥远冰期的证据,包括石筑神殿、尊贵墓葬、猛犸象纪念建筑以及繁荣的贸易与手工业生产中心?在那个被认为无要事发生的旧石器时代(至少根据某些描述,那时的人类社会和黑猩猩或倭黑猩猩种群差不多),人类在做些什么?毋庸置疑,或许有些人的回应方式是完全放弃平等的黄金时代的想法,得出相反的结论说,这一定是一个由强大领袖统治的社会,甚至是多个王朝,因此,自我扩张和强制权力始终是人类社会进化背后的持久力量。但是这种想法也不太成立。

在冰期的社会中,无论是宏伟墓葬还是纪念性建筑,关于制度性不平等的证据都是零散的。装饰华贵的墓葬彼此间相差了若干世纪,且往往相隔数百公里。即便把这些归结为证据不完整,我们还是要先问问为什么证据如此零散破碎?毕竟,这些冰期的“王公”中但凡有一个表现得像青铜时代的(更不必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王公”一样,那我们还会发现集权的各种典型特征:防御工事、仓库、宫殿。然而,在数万年的时间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纪念性建筑和宏伟墓葬,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证明等级社会的发展,更别提任何些微类似“国家”的存在。要理解为什么关于人类社会生活最早的记录如此怪异且零碎,我们首先需要摈弃一些关于“原始”心智的挥之不去的先入之见。 Y38X/zO/9HzYylBNa2t/SbkrC4rCkTgD77scncQlY30RylxS9GJvFLYhAkkkpx27



摈弃“原始”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能自觉反思这一挥之不去的假设,并强调怪胎的历史重要性

在上一章我们提出,卢梭的遗产中真正隐藏的危险因素,与其说是“高贵的野蛮人”的讲法,不如说是“愚蠢的野蛮人”的想法。我们或许已经克服了,或至少自认克服了大多数19世纪欧洲人堂而皇之的种族主义,但是再成熟的当代思想家也常常认为狩猎—采集者“游群”更像黑猩猩或狒狒,而不是任何他们可能见到的人。来看一下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类简史》(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2014)中的以下段落。赫拉利以一个完全合理的论述起头:我们对早期人类历史的了解极其有限,不同地方的社会安排也可能差别很大。他的确有点夸大其词(他认为我们对人类早期历史实则一无所知,甚至对冰期的了解也几近于零),但基本观点言之有理。接着我们就读到了这样的话:

觅食者的社会政治世界是另一个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领域……学者们甚至不能就基本问题达成一致,例如私有财产、核心家庭和一夫一妻制等是否存在。很可能不同的游群有不同的结构。有些可能像最可恶的黑猩猩群体那样等级森严、紧张和暴力,而另一些则像倭黑猩猩群体那样悠闲、和平且耽于情欲。

也就是说,不但人人都生活在游群中,直至农业出现,而且这些游群在特征上跟猿类大差不离。这样总结貌似对作者不公平,但是想想看,赫拉利大可以写成“像最可恶的飞车党帮派那样紧张和暴力”,以及“像嬉皮士公社那样悠闲、和平且耽于情欲”。人原本的第一反应就是把一组人类比作……另一组人类。可为什么赫拉利选择黑猩猩而不是飞车党呢?我们很难不认为,主要差别在于机车手 选择 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意味着政治意识(political consciousness):争论和反思合宜生活方式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如博姆提醒我们的,正是猩猩们不具备的。可赫拉利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还是选择将早期人类比作猿类。

这样一来,“智人悖论”又复归了。但它并没有反映什么真实的情况,而不过是我们用奇怪的方式解读证据时的副产品:要么坚持认为我们在无数个千年里有着现代的大脑,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决意像猴子一样生活;要么认为我们有能力克服我们的猿猴本能,以无数种方式组织自己的社会,但出于某种同样模糊的原因最终只选择了一种组织方式。

也许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自觉(self-conscious)的政治行动者”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哲学家倾向于以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来定义人类的意识(consciousness);另一方面,神经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自动运转,未经反思地下意识做着习惯性行为。我们能自我觉察的时间通常很短:“意识的窗口”开放时间通常为7秒钟左右,在这期间我们可以持有一个想法或解答一道问题。然而,神经科学家(必须指出,还有大多数当代哲学家)几乎从未注意到,在这一点上最大的例外是当我们与其他人交谈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谈话中保持思考,有时可以连续思考问题几个小时。显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即使是我们自己想搞清楚某件事情,我们也会想象在与人争论或向人解释。人类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对话性的。古代哲学家往往极为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中国、印度还是希腊,古代哲学家都倾向于以对话体来写书。人类只有在彼此争论、试图动摇对方观点或共同解决一个问题时才有充分的自觉。与此同时,真正的个体层面的自觉被想象为少数圣贤通过长期的学习、实践、自律、冥想才有可能得到的东西。

我们现在所称的政治意识,在古代常被认为是最先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哲学传统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走向了一个相当不寻常的方向。差不多就在西方哲学传统放弃将对话体作为典型写作模式的同一时期,它对孤立的、理性的、自觉的个体的看法也有所转变,不再将其想象为一种罕见的成就,通常(乃至只能)靠经年累月地独居在山洞、禅房或沙漠里的立柱顶端才能修炼出来,而是将其想象为无论何地的人类的正常默认状态。

更奇怪的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哲学家反倒开始将 政治 自觉视为某种惊人的历史成就,一种只有在启蒙运动以及随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才真正出现的现象。欧洲哲学家们认为在此之前,人们只是盲目地遵循传统,或遵循他们所认为的上帝旨意;甚至当农民或民众起义军试图挺身推翻压迫性政权时,他们也认识不到自己是在革命,而是确信自己在恢复“古代习俗”或根据某种神启行事。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来,在近代之前,人们不可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觉构想一种社会秩序并努力实现它;甚至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这在他们自己的时代虽然可能,但并不可取。

所有这些都会震惊到坎迪亚洪克这位17世纪的温达特哲学家及政治家,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讨论过他对欧洲政治思想的影响。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北美洲民族一样,坎迪亚洪克所属的温达特部族将自己的社会看作一个基于自觉的协定成立的联盟;人们可以不断地重新协商这些协定。但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许多欧洲人与美国人却开始争论起像坎迪亚洪克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真正存在过。他们认为,“原始”民族不仅没有政治自觉的能力,而且甚至没有能力在个体层面做完全有意识的思考,或至少是名副其实的有意识思考。也就是说,就像他们假定一个“理性的西方个体”(比如,一个英国火车乘务员或法国殖民地官员)始终拥有充分的自觉一样(这显然是一个荒谬的假设),他们认为任何被归类为“原始”或“野蛮”的人都以“前逻辑心智”行事,或是生活在一个神话般的梦幻世界里。往好了说,那些人不过是盲从者,被传统的桎梏所束缚;往坏了说,则他们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有充分意识的批判性思考。

这些理论也许可被视为对欧洲社会所面临的原住民批判的极致回应。坎迪亚洪克这类人物提出的论点可以被当作西方“高贵的野蛮人”幻想的简单投射而一笔勾销,因为回应者认为真正的野蛮人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之中。如今,没有任何一个有声望的学者会提出这样的主张,每个人至少在口头上都支持人类精神的统一性;但在实践中,如我们所见,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学者们仍然在如此这般地写作,就好像那些生活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人,尤其是那些被归类为“平等主义”的人,真的如字面意义那般人人都一样,靠某种群体思维生活:如果他们之间存在任何形式的人类差异,例如不同“游群”之间的差异,那不过和类人猿种群之间的差异差不多罢了。他们是不可能有政治自觉的,当然更不会有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远见。

如果某些狩猎—采集者经证明根本不是长期生活在“游群”中,而是云集起来建造宏伟的纪念性景观建筑、储存大量加工食品并将某些人当作皇室一样对待,那么当代学者至多可能会将他们定位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们已经从“简单的”狩猎—采集者上升到“复杂的”狩猎—采集者,向着农业和城市文明迈进了一步。但是,他们仍囿于杜尔哥式的进化桎梏。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由他们的生计方式界定,他们的角色就是盲目顺应一些我们理解但他们不理解的抽象发展规律。自然也很少有人会问,他们 觉得 自己正在创造什么。

现在应当承认,这条定律的例外情况一直都存在。经年累月地用原住民自身的语言与之交流并观察原住民争论的人类学家往往很清楚:即使是那些以猎杀大象或采集莲芽为生的人,也和那些以开拖拉机、经营餐馆或在大学就任要职的人一样,具有怀疑精神、想象力、思考力和批判分析的能力。极少数人能够像20世纪初的学者保罗·拉丁(Paul Radin)一样,在其1927年出版的《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 Primitive Man as Philosopher )一书中指出,至少那些他熟知的温尼贝戈人(Winnebago)和其他北美洲原住民,总体而言其实更善于思考。

拉丁本人也被同时代的人视作怪胎(他对正式的学术职务避而远之;传说他曾在芝加哥大学得到一份教职,但是在第一次上课前太过恐慌,以至于冲上附近的一条公路,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腿被车撞断,然后待在医院快乐地读书直到学期结束)。也许并非巧合,在他最熟悉的“原始”社会中,真正打动他的是对怪胎的容忍。他认为这是从拒绝强迫的逻辑延伸而来的,这一逻辑也曾令魁北克的耶稣会士印象深刻。他还指出,如果一个温尼贝戈人认为神明或者精怪并不存在且拒绝参加供奉神怪的仪式,甚至如果他宣布长老们的集体智慧是错误的并发明了他个人的宇宙观(这两件事情确实经常发生),这个怀疑论者肯定会遭人取笑,而且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会担心神明将以某种方式惩罚他。但是 他们 永远不会想到要惩罚他,也不会有人试图强迫他服从,例如,将某次打猎失利怪到他头上,并因此拒绝分给他食物,直到他愿意按常规行事为止。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每个人类社会中都存在着怀疑论者和不守规矩的人;区别在于其他人是如何对待这些人的。 拉丁感兴趣的是这些不合群的人带来的思想影响,那种他们可能会创造出的倾向于投机冒险的思想体系。其他人则注意到这些人政治上的影响:往往是那些稍显古怪的人成了领导者;真正古怪的人可能会成为宗教人物,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潜在的天赋与洞见可以而且经常被用于应对危机或前所未有的事态转变。例如,托马斯·贝德尔曼(Thomas Beidelman)观察到,在20世纪早期,在努尔人(Nuer)——南苏丹的一个养牛民族,以拒绝任何形式的政府著称——中有玩弄规则的政治家和村里的“公牛”[按我们现在的叫法应该是“权谋家”(operator type)],也有调解地方争端的“土地祭司”(earth priest),还有先知。政治家总是偏离传统的:例如,地方“公牛”中有不少是被父母出于某些社会意图宣称为男人的女人;祭司总是该地区的外来者;但先知是更极端的人物,他可能会流着口水、说着胡话、眼神空洞,像个癫痫病人,或者干一些冗长但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比如花几个小时在灌木丛中把地上的贝壳摆成图案,或者长期在野外生活,或者甚至会吃掉粪便或灰烬。正如贝德尔曼所说,先知们“可能会讲不为人知的语言,出神,禁食,倒立,会在头发上插羽毛,在晚上比白天更活跃,还可能栖息于屋顶上。有些先知坐着时肛门上还拴着楔子”。 还有很多先知身体畸形。有些是异装癖,或者偏好非传统的性行为。

换言之,这些人是极其非正统的人物。相关文献给人的印象是,在任何前殖民时代的努尔人聚落,都存在一小片由那些可能被称为极端个体的人构成的灰色地带;那些人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可能会被归为极端的怪胎、挑衅的酷儿(queer)、神经多样人士(neurodivergent)或精神病人。通常情况下,人们对先知的态度是一种茫然的尊重,认为他们虽然有病,但是这种疾病是被神触摸的直接后果。因此,当巨大的灾难或史无前例的事件,例如瘟疫、外部入侵等发生时,大家就会在这片灰色地带中寻找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来应对危机。结果,一个本可能一辈子在村里被视为白痴的人,突然被发现拥有非凡的远见和说服力,甚至能够在年轻人中激发出新的社会运动,或者能够协调整个努尔地区的长老,使他们放下分歧,围绕共同的目标组织起来,有时甚至能够构想出关于努尔社会未来的完全不同的蓝图。 Y38X/zO/9HzYylBNa2t/SbkrC4rCkTgD77scncQlY30RylxS9GJvFLYhAkkkpx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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