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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类是一个相当统一的物种。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种统一性并不太古老。它的遗传基础大概建立于50万年前。但如果认为我们可以明确找到一个更近的智人“出现”的时间节点，即造就现代人类状况的种种元素汇聚一处的时刻，一个伟大的创造时刻，那几乎必然是一种误导。
目前，关于我们现在所谓复杂的象征性人类行为（也即“文化”）的直接证据，最早可以追溯到不超过10万年前。与文化相关的证据到底出现在非洲大陆上的什么地方，主要取决于保护条件如何和目前为止考古研究最容易进入哪个国家。南非海岸周围的岩棚是一个关键来源，那里的史前沉积物中保存的证据显示，大约在公元前8万年，已经出现了有柄工具以及贝壳与赭石的表达性使用（expressive use）。
在非洲其他地区也有相当古老的发现，但直到大概4.5万年前，在我们的物种汲汲于殖民亚欧大陆时，类似的证据才开始更多出现在更广泛的地域上。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在大约4.5万年前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某种突然的创造力爆发，在文献中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甚至是“人类革命”。
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研究人员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可能是我们证据中的偏差所造成的假象。
原因在于，这场“革命”的大部分证据仅局限于世界的一个部分——欧洲，出现于此的证据与公元前4万年前后尼安德特人被智人取代有关。这些证据包括：更为先进的狩猎和手工艺工具；最早的以骨头、象牙和黏土造像的明确证据，例如著名的雕刻“女俑”
；洞穴中密集刻画的动物图案，其准确性往往令人叹为观止；更为精致的衣装打扮方式；最早使用骨笛一类乐器的实证；原材料的远距离频繁交易，以及厚葬这种通常被视为早期社会不平等之明证的习俗。
所有这些都令人印象深刻，让人觉得我们的基因演化和文化发展之间缺乏同步性。这似乎引出一个问题：从人类的生物性起源到典型人类行为的大范围出现，从我们有能力创造文化到我们最终开始创造文化，为什么会隔了这么多万年？在这期间，我们究竟在做什么？许多研究者对此感到困惑，甚至为此创造了一个术语：“智人悖论”。
少数人甚至走得更远，推测人类大脑在晚期出现过突变，以此来解释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人明显优越的文化能力。不过，这类观点已经不再被严肃对待。
事实上，越来越清楚的是，这整个问题都是一场幻觉。来自欧洲的考古证据之所以如此丰富，是因为欧洲政府往往富有，而且欧洲的专业机构、学术团体和大学院系在自家门口研究史前史的时间远长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一年年过去，其他地方也不断出现早期行为复杂性的新证据：不仅是非洲，还有阿拉伯半岛、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
就在我们写作的时候，肯尼亚海岸的一个名为潘加—亚—赛迪（Panga ya Saidi）的洞穴遗址，正在出土一系列6万年前贝珠与加工颜料的证据；
对婆罗洲（加里曼丹岛）与苏拉威西岛的研究正在打开一个前所未见的洞穴艺术世界，这些洞穴中的图像比亚欧大陆另一边的拉斯科（Lascaux）与阿尔塔米拉的著名岩画要早好几千年。
在非洲大陆的某些地方，我们无疑还将发现更古老的复杂图像艺术的例证。
很可能欧洲才是后来者。即使在现代人类从公元前4.5万年前后开始殖民欧洲之后，欧洲大陆仍然人口稀少，而且新来者曾与在此定居已久的尼安德特人（他们自己就会从事各种复杂的文化活动）
共存，尽管时间并不长。之所以在现代人类到达后不久突然出现了文化的繁荣，可能与气候和人口数有关。直白地说，随着冰盖的移动，欧洲人群的生活空间比我们这一物种此前所面临的更加严酷和受限。猎物丰富的山谷和大草原被北部的苔原和南部茂密的海岸森林所包围。我们只能想象我们的祖先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之间移动与集散，追随着猛犸象、野牛和鹿群的季节性迁徙。虽然人口的绝对数量仍少得惊人，
但人类互动的密度大为增长，特别是在一年当中的某些时候。文化表达随之迎来大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