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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社会都会想象一个神话般的创世时代。故事都是这样说的：在很久之前，世界与现在的截然不同，鱼和鸟可以讲话，动物可以变成人，人也可以变成动物。那是一个有可能诞生全新事物的时代，比如火、烹饪、婚姻制度或宠物饲养，而这样的创造此后再不会真正出现。在此后平淡的日子中，我们只能无休止地重复神话时代的壮举，点燃自己的火、安排自己的婚姻、喂养自己的宠物，却再也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世界。
在某些方面，“人类起源”叙事之于今天的我们，就像神话之于古希腊人或波利尼西亚人，或是“梦创时代”（Dreamtime）之于澳大利亚原住民。这并非要诋毁“人类起源”叙事的科学严谨性及其价值，只是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的功能。如果我们以300万年的尺度来思考，就会发现实际上确有一个时代，那时（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人兽之间的界限仍模糊不清；那时有人第一次点燃火，第一次烹煮食物，第一次举行结婚仪式。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了，却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很难禁得住不去编造可能发生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反映出的必然是我们自己的恐惧、欲望、执念与关切。因此，远古时代可以成为我们挥洒集体幻想的广阔画卷。
这一人类史前史的画卷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著名的文化理论家米切尔（W. J. T. Mitchell）曾说过，恐龙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动物，因为在莎士比亚时代没有人知道这种生物曾存在过。同样，直到最近，很多基督徒仍然认为，任何有关早期人类的有用信息都可以在《创世记》中找到。直到19世纪早期，“文人们”（men of letters），包括科学家，基本上仍认为，在公元前4004年10月末之前，宇宙根本就不存在，并且所有人本来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希伯来语），直到16个世纪后，随着巴别塔倒塌，人类才分散开来。
当时还没有“史前史”，只有历史，尽管有些历史错得离谱。1858年，在德文郡的布里克瑟姆洞穴（Brixham Cave）被发现后，史前史一词才开始得到普遍使用。那里出土了只有人类才能制造的石斧，以及洞熊、毛犀牛和其他已灭绝物种的遗骸，所有这些被一同封存在岩壳下。这次发现以及后续的考古发现引发了对现有证据的彻底反思。突然间，“人类历史的根基坍塌了”。
问题是，史前时期被证明是一个延续了300多万年的极其漫长的时期，其间，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至少有些时候）在使用石器。但关于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段，证据都极为有限。甚至对于有些延续几千年的时期，我们唯一掌握的古人类活动证据只是一颗牙齿，或是几块打磨过的燧石。尽管我们研究远古时期的技术每10年就有飞速进展，但面对这寥寥材料也无能为力。因此，我们禁不住要去填上那些空白，宣称我们知道的比实际上更多。当科学家这么做的时候，结果往往可疑地肖似那些现代科学理应摒弃的圣经叙事。
举个例子，早在20世纪80年代，“线粒体夏娃”（mitochondrial Eve），人类物种的假想共同祖先，引发了巨大的热议。诚然，没有人声称真的找到了这个祖先的物质遗存；但是对线粒体——我们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微型细胞马达——DNA的测序证明这样一个夏娃一定存在过，也许就在12万年前。尽管没有人想过可以找到夏娃本人，但从东非大裂谷（一个旧石器时代遗迹的天然“保护井”，其他处于更暴露环境中的类似遗迹早已被大面积毁坏）发掘出来的各种头骨化石，似乎暗示着夏娃可能的面目及她可能生活的地方。当科学家们还在为复杂细节争论不休时，大众杂志则很快刊登出各种故事，关于一个现代版的伊甸园、人类最初的保育箱、孕育所有人类生命的稀树草原子宫。
我们很多人的脑海中可能仍有类似的关于人类起源的图景。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图景不可能准确。事实上，生物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现在正逐渐对一种全然不同的图景形成共识：与其说起初人人相似，然后在某个“巴别塔时刻”从东非分散开来，成为地球上形形色色的民族与族群，不如说非洲早期人类种群似乎比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任何人群都更具生理上的多样性。
我们现代人倾向于夸大彼此间的差异，而这种夸大的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在战争、奴隶制、帝国主义和日复一日的种族主义压迫之间，过去的几个世纪见证了太多由人类外表上的细微差异导致的人间苦难，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些差异实际上是多么微不足道。参照任何有意义的生物学标准来看，现存的人类之间几乎没什么区别。无论你是去波斯尼亚、日本、卢旺达还是巴芬群岛，都会看到有着同样小巧而精致的脸颊、下巴和球状头骨的人，其体毛分布也大致相同。我们不仅长相类同，而且在很多方面的行为也相近（例如：从澳大利亚内陆到亚马孙流域，翻白眼都意味着：“真是个白痴！”）。这同样适用于认知。我们可能认为不同人类群体的认知方式存在极大差异，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没错，但其实我们以为的大部分差异源于没有找到真正的比较基础：例如，所有人类语言都有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虽然不同人喜欢的歌舞形式各异，但已知的人类中没有完全不喜欢歌舞的族群。
倒回数十万年前，一切几乎肯定 不是 这样的。
在进化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我们确实生活在非洲，但并不像之前认为的那样只是生活在东非稀树草原；我们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分布在从摩洛哥到好望角的各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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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种群由于沙漠和雨林的阻挡，在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的时间里彼此失联，相互隔绝。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形成了。
这造成的局面可能会让一个现代观察者感到震惊，因为这更像是一个由霍比特人、巨人和精灵共同居住的世界，而非我们当下的或更近期历史上的世界。造就现代人类——上面所提到的相对单一的“我们”——的因素似乎仅仅出现在这个进程的晚期。换言之，如果我们认为人类现如今彼此相异，那多半是幻觉；比起史前大部分时期非洲的人类状况，我们今天即便真的存在差异，也是细微的表面差异。
远古人类不仅彼此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还与大脑更小、更像猿类的物种共存，比如纳莱迪人（
Homo naledi
）。这些远古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至少应该坦承，我们对大多数情况一无所知。你只能从颅骨遗存和燧石的零星碎片中重构远古社会的面貌，这些基本就是所有线索。大多数时间里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祖先颈部以下的样子，更不必说肤色、饮食或其他情况了。我们只知道，我们是这些最初杂居的不同人群混合的产物，这些人群不断互动、杂交、分离和相聚；至于他们如是这般的种种方式，我们目前基本上仍只能靠猜测。
我们似乎可以合理推断，那时不同人群在交配与育儿实践、有没有统治等级、有没有语言和原初语言（proto-language）形式等方面一定存在巨大差异，这些行为上的差异比起不同人群间的体貌差异只多不少。
也许我们唯一可以真正确定的是，就祖源而言，我们都是非洲人。
现代人类首先出现在非洲。当他们开始从非洲向亚欧大陆扩张时，遇到了像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等其他种群并与之杂交。
这些种群与我们的祖先差异较小，但仍然不同。只有在这些种群灭绝后，我们才可以说单一的人属的“我们”栖息在了这个星球上。这一切让我们意识到，远古祖先的社会环境甚至物理环境都与我们今日的大相径庭，至少一直到公元前4万年还是如此。他们周围的动植物种类与今天的完全不同。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极难在二者间进行类比。在历史和民族志记录中，根本找不到类似这样的内容：不同的人类亚种之间杂交、互动、合作，但有时也互相残杀。即使有这样的记录，考古证据也太过单薄和分散，无法检验史前时期是否的确如此。
我们唯一可以合理推断的是，我们远祖的社会组织可能是非常多样化的。早期人类居住在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中，从海岸、热带森林到山区、大草原。他们远比今天的人类具有更大的体貌差异；可想而知，他们的社会差异甚至比体貌差异还要更大。换言之，不存在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对它的找寻无非是在制造神话：由此产生的神话叙事，或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杀手猿”（killer ape）这一假想形象出现，然后被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这类电影深深刻入集体意识；或是以“水猿”（aquatic ape）的形象出现；或是以非常有趣但纯属空想的“迷幻猿”（stoned ape，该理论认为，意识的出现是由于意外摄入致幻蘑菇）的形象出现。类似这样的神话至今还在为优兔（YouTube）上的观众所津津乐道。
需要明确的是，神话并没有错。也许编造关于遥远过去的故事这一倾向，本来就是我们反思自身物种本性的一种方式，就像艺术与诗歌一样，明显是于遥远的史前时代就开始形成的人类特征之一。无疑，有些故事确实向我们透露出现代人类演化的重要信息，比如，女性主义理论明确将人类的社会性追溯到集体育儿实践。
但是如此这般的洞见也只可能是片面的，因为不存在伊甸园，也不存在一个夏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