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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保守派批评家几乎把一切都归咎于卢梭。许多人认为他个人应该对断头台负责。他们认为，梦想恢复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状态，恰恰导致了杜尔哥所预言的结果：一种只能通过革命恐怖来强制推行的印加式极权主义。
的确，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年代的政治激进分子吸纳了卢梭的思想。例如，这里摘录一段据称发表于1776年的宣言，它几乎完美再现了卢梭对进化论与私有财产批判（认为它直接导致了国家的起源）的融合：
随着家庭增多，生活资料开始难以为继；游居（或漂泊不定的）生活停止了，
财产
开始出现，人们开始聚居，农业使人群相互融合。语言统一了；由于生活在一起，人们开始参照他人来衡量自己的力量，区分出了弱者与强者。这无疑导致人们产生了共同防御的想法，由一个人管理并联合数个家庭，从而保护他们的人身和土地不受敌人侵袭；但因此
自由
的基础被毁了，
平等
也消失了。
这些文字据称摘自光明会秘密组织（Secret Order of the Illuminati）宣言，该组织是由巴伐利亚法学教授亚当·魏斯豪普特（Adam Weishaupt）在共济会内组织的一个革命干部网络。该组织在18世纪末确实存在，其目的显然是教化开明的、国际化的甚至是反民族主义的精英，以恢复自由和平等。
保守派第一时间谴责了这一组织，导致它在1785年被取缔，这时距离它成立还不到十年，但右翼阴谋论者坚持认为它还继续存在着，并认为光明会是法国大革命（甚至是后来俄国革命）的幕后推手。这非常愚蠢，但这种想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光明会也许第一个提出：一支受过正确的理论阐释训练的革命先锋队，将能够把握人类历史的总体方向，因而有能力通过干预来加速它的进步。
讽刺的是，卢梭在职业生涯之初采取了我们现在理解中的极端保守主义立场，认为看上去的进步只会导致道德的败坏，但他最终却成为许多保守派的头号眼中钉。
不过，人们对待背叛者总是格外尖刻。
许多保守派思想家认为，卢梭背离了前景光明的起点，最终一路创造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左派。他们的看法也不完全错误。卢梭的确是左翼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18世纪中叶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辩论在今天看来如此奇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理解中的左右之分在当时尚未成形。在美国革命时期，“左”“右”这两个术语并不存在。作为随后十年的产物，它们最初指的是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中平民和贵族各自的座位位置。
我们要强调（其实本不必如此），卢梭对人性本善以及对失落的自由与平等年代的溢美，本身无须为法国大革命负责。他并没有将这些思想灌输给无套裤汉（sans culottes）
来让他们起义（正如我们指出的，在欧洲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知识分子似乎是唯一一类
无法
想象其他世界有可能被创造出来的人）。但我们可以说，卢梭在将原住民批判与本为与之对抗而生的进步学说结合起来时，事实上写就了奠定左派思想基础的文本。
出于同样的原因，从一开始右翼思想就不仅怀疑有关进步的观点，也怀疑原住民批判所衍生的整个传统。如今，我们认为主要是那些政治左派在谈论“高贵的野蛮人神话”，认为早期的欧洲记录中但凡将远方的人理想化，甚至赋予他们强有力的观点，其实都只是欧洲作者自身幻想的浪漫投射，因为他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那些人。对野蛮人进行种族主义式的诋毁，和天真地赞美野蛮人的纯真无邪，往往被视作同一枚帝国主义硬币的两面。
然而，这最初是一个明显的右翼立场，正如全面研究过这个主题的当代人类学家特尔·埃林森（Ter Ellingson）所解释的那样。埃林森总结称，“高贵的野蛮人”神话从来都不存在，至少不存在简单社会生活在一个幸福原始的纯真年代之中这样的刻板印象。旅行者的叙述反而往往呈现出更加模棱两可的画面，将异乡社会描述为一个复杂的、有时（对旅行者来说）自相矛盾的善恶混合体。因此更有待厘清的反倒是这种“关于高贵的野蛮人神话的神话”：为什么某些欧洲人开始给其他人冠上这样一种天真的立场？答案并不怎么悦耳。“高贵的野蛮人”这个词，事实上是在卢梭之后大约一个世纪，作为一种嘲笑和辱骂用语而流行起来的。使用该词的是一帮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在1859年，正值大英帝国达到权力巅峰之际，那些人接管了英国民族学学会（British Ethnological Society），并呼吁灭绝劣等民族。
这一概念的首倡者们拿它来指责卢梭。不过很快，文学史研究者们就开始翻阅档案，到处搜罗“高贵的野蛮人”的痕迹。本章讨论的几乎所有文本都被他们审查过，并被一概斥为危险的浪漫幻想。这些贬斥最初来源于政治右派。埃林森专门举了吉尔贝·希纳尔（Gilbert Chinard）的例子，因为他或许是最不羞于展露自己政治意图的那一个，而他在1913年出版的《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中的美洲与异域之梦》（ L'Amérique et le rêve exotique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ècle ）一书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高贵的野蛮人”概念在美国高校里被确立为一种西方文学修辞手段。
希纳尔把拉翁唐作为这一概念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认为卢梭从拉翁唐的《回忆录》或他与坎迪亚洪克的对话录中借用了具体的论据。推而广之，他发现了卢梭与拉翁唐在气质上的相近：
《与野蛮人的对话》的作者比任何其他作者都更像让—雅克（卢梭）。尽管他有很多缺点，有根本上卑鄙的动机，但他在行文中注入了一种激情，一种唯有《论不平等》可与之匹敌的热情。如卢梭一样，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卢梭一样，他缺乏道德感，而且程度更深；如卢梭一样，他将自己想象为人类联盟迫害的对象；如卢梭一样，他对可怜人遭受的苦难感到愤愤不平，甚至比卢梭更为愤慨，以至于要诉诸武器；最重要的是，他也像卢梭一样，将我们遭受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财产。如此，他使我们得以在耶稣会传教士与让—雅克之间建立起直接关联。
根据希纳尔的说法，即便是耶稣会士（拉翁唐表面上的敌人）归根结底也在玩同样的把戏，他们摘录美洲报道人愤怒的言论，其动机并不单纯，而是意在暗度陈仓，引入深具颠覆性的概念。埃林森直接评论了上述段落，非常合理地揣测了希纳尔此处的用意：他是否意指一场由拉翁唐、耶稣会士和卢梭挑起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一个可解释法国大革命为何发生的阴谋论？的确，埃林森得出结论：他几乎就是这个意思。希纳尔认为，耶稣会士宣传了“危险思想”，给我们留下了“野蛮人”具有良好品质的印象，并且“这种印象似乎有悖于君主制国家和宗教的利益”。事实上，希纳尔对卢梭的基本定性是“一个耶稣会传教士的接班人”（un continuateur des missionnaires Jésuites），他认为是传教士导致了革命精神的高涨，“在阅读他们的报道时被煽动的革命精神将使我们的社会改观，并将我们带回美洲野蛮人的状态”。
对于希纳尔来说，欧洲观察者是否如实报告了原住民对话者的观点，这无关紧要。因为正如希纳尔所说，美洲原住民是“一个与我们自己不同的种族”，不可能与他们建立有意义的关系。他暗示，我们还不如记录一个妖精的政治观点。
他强调，真正重要的是这些牵涉其中的白人的动机，这些人显然是不安分子和闹事者。他指责一位研究格陵兰岛因纽特人习俗的早期观察者在其叙述中夹带了社会主义和“光明会主义”（illuminism）的混合私货——后者的意思是，他可能借鉴了光明会秘密组织的视角来看待野蛮人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