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德格拉菲尼夫人与杜尔哥之间的交流让我们得以一瞥18世纪50年代初法国知识分子间的辩论概况，至少，在卢梭所熟悉的沙龙圈子里是这样的。自由和平等是普世的价值吗？还是说它们——至少在抽象层面上——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体制格格不入？艺术与科学的进步带来了对世界的进一步理解，因而也带来了道德上的进步吗？还是说原住民批判得对，法国的财富与权力只是不自然乃至病态的社会秩序荒谬的副产品？这些都是当时每个辩论者挂在嘴边的问题。
我们今天会对这些辩论有所了解，主要是因为它们影响了卢梭那篇文章。在无数个课堂上，《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被拿来教授、辩论、剖析，这很奇怪，因为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在许多方面也都是一个古怪的异类。
卢梭早年间为人所知的形象主要是个有抱负的作曲家。1750年开始，他逐渐成为卓越的社会思想家。当时他参加了由学术团体第戎学院主办的一场比赛，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淳朴？”
。卢梭的文章赢得了一等奖，从而享誉全国。这篇文章热情高涨地论证了科学和艺术并不能够教化风俗。他强调，我们的基本道德直觉从根本上说是得体和可靠的，而文明使我们堕落，因为文明只是鼓励我们重视形式而非内容。在这篇《论科学与艺术》中，几乎所有的例子都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材料，但在脚注中，卢梭暗示了其他的灵感来源：
有一些民族是如此幸福：他们对于那些在我们当中很难消除的罪恶，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不敢多谈他们，我也不敢多谈美洲的野蛮人，对于他们既简单又自然的政治艺术，蒙台涅（蒙田）不惜笔墨大写特写，不仅把它看得比柏拉图的法学还好，而且还把它看得比哲学家所能想象的最完美的人民政府还高明。他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令人惊叹不已。他说：“了不起呀！而他们却是连裤子都不穿的人！”
卢梭夺魁激起了某种公愤。至少可以说，这个结果存在争议，因为一个致力于推动艺术与科学发展的学院却将最高荣誉颁给了一篇声称艺术与科学完全起着反作用的论文。至于卢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花了很多时间高调地回应相关批评［他也利用新名气创作了一部喜歌剧《乡村占卜师》（ The Village Soothsayer ），该剧在法国宫廷大受欢迎］。1754年，第戎学院宣布就社会不平等的起源举办一场新的征文比赛，他们显然觉得应该让这个狂妄自大的新秀安分下来。
卢梭上钩了。他提交了一篇更为详尽的论文，显然是为了语惊四座。不仅这篇论文没有获奖［获奖者是一个名叫塔尔贝（Talbert）的神父，身为宗教机构的代表，其论文非常传统，将目前的不平等状况主要归于原罪］，而且评委们宣布，由于卢梭提交的论文字数远远超过限制，他们甚至没有读完全文。
卢梭的文章无疑非常奇怪，也不完全像它广为人知的那样。事实上，卢梭并没有论证人类社会始于一种恬淡美好的纯真状态；他认为，最初的人类本质上是好的，但是相当令人困惑的是，他们由于害怕暴力而系统性地彼此躲避。因此，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是独居的生物，这让他能够进而提出“社会”本身，即任何形式的个体间的持续联系，必然是对人类自由的一种限制。甚至语言也标志着一种妥协。但是卢梭带来的真正创新在于人类“堕落”（fall from grace）的关键时刻，他认为这个转折是由财产关系的出现而引发的。
卢梭的人类社会模型包含三个阶段（他反复强调，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一个思想实验）：一个纯属想象的自然状态，当时人们彼此孤立地生活；一个石器时代的野蛮阶段，此时语言已经被发明出来（他把大多数北美洲的近代居民和其他能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野蛮人”列入其中）；最后是文明，在农业和冶金被发明之后出现。每一个阶段都标志着一次道德衰退。但是，正如卢梭谨慎强调的那样，这整个寓言都是为了理解，是什么导致人类开始接受私有财产这个概念的：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的缔造者。但是，如果有人拔掉他插的界桩或填平他挖的界沟，并大声告诉大家：“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了地上的出产是大家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个人，你们就完了。”——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将使人类少干多少罪恶之事，少发生多少战争和杀戮人的行为，少受多少苦难和恐怖之事的折磨啊！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事情已经发展到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继续下去的地步，因为，与以前一个接一个地产生的许多观念密切相关的财产观念，不是一下子就在人的头脑中形成的。
在这里，卢梭提出的问题完全契合了许多美洲原住民的困惑。欧洲人怎么就能把财富转化为权力，把多少存在于任何社会的、仅仅是物质产品的不平等分配转化为对他人颐指气使的能力，雇他人为仆人、工人、士兵，或干脆认为即使这些人流落街头、病得奄奄一息也与己无关？
尽管卢梭没有直接引用拉翁唐或《耶稣会报道》，但他就像当时的任何一位知识分子一样，明显熟知这些典故。
他的作品中也有同样的批判：为什么欧洲人如此争强好胜？为什么他们不分享食物？为什么他们要屈从于别人的命令？在关于“怜悯”（pitié）的长篇补论中，卢梭认为，野蛮人对彼此有天然的同情心，这种品质抵挡住了文明第二阶段最恶劣的蹂躏；这样的论述只有参照那些书中原住民不断发出的失望感慨来理解才有意义：欧洲人似乎就是不关心对方，他们“既不慷慨也不善良”。
这篇文章在当时取得惊人成功的原因在于，尽管文风哗众取宠，但它确实在18世纪欧洲最紧迫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上聪明地调和了两三个相互矛盾的立场。它设法融入了原住民批判的元素，呼应了《圣经》中关于堕落的叙述，也吸纳了一些至少看起来很像当时杜尔哥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刚刚提出的物质发展进化阶段的东西。卢梭在本质上同意坎迪亚洪克的观点，即文明的欧洲人总的来说是残暴的生物，原因正如那位温达特人所言，同时他也认可财产是问题的根源。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卢梭不同于坎迪亚洪克，他无法真正设想社会可以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
将任何原住民批判翻译为法国哲学家可理解的术语时，丢失的恰恰就是这种对社会其他可能性的感知。对坎迪亚洪克这样的美洲人而言，个体自由与共产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这里的“共产主义”取的是我们一直在使用的那层含义，是指一种特定的共享预设（presumption of sharing），即不处于敌对状态的人们照理说应该会响应彼此的需求。在美洲人看来，个体自由的前提是某种“底线共产主义”，因为毕竟，在暴风雪中饥寒交迫、衣不蔽体、无家可归的人们，唯有不惜一切代价地活着，并没有真正的自由。
相较而言，欧洲的个体自由概念不可避免地与私有财产概念挂钩。在法律上，这种联系首先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男性户主的权力，他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动产和财产，包括自己的孩子和奴隶。
在这种观点中，自由总是被定义为，至少是潜在地被定义为，某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行使的东西。此外，古罗马（和现代欧洲）的法律非常强调家庭的自给自足，因此，真正的自由意味着彻底的自主性，不仅是意志自主，而且绝不依赖其他人（除了那些在自己直接控制下的人）。卢梭一直坚持希望不依赖他人的帮助而过活（尽管他自己的所有需求都由情妇和仆人来满足），这个逻辑也体现在他自己的生活行动中。
卢梭写道，当我们的祖先做出这一命运攸关的决定，将土地划分为归个体所有的小块，建立法律体系来保护其财产，并建立政府来推行这些法律时，他们设想自己正在创造保障自身自由的手段，可实际上，他们正“奔向他们的锁链”。这是一个有力的意象，但卢梭心中那失掉的自由原本到底是什么模样，依然不清不楚。尤其是，如果像他所坚持的那样，认为任何持续存在的人际关系，即便是互助，也是对自由的限制，那么自由究竟为何物？无怪乎他最终创造出一个纯属想象的时代，其中每个个体都在树林中独自徘徊。或许更值得惊奇的是，他想象出的那个世界常常限制了我们自己的视野。这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