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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帝国毕竟是一个帝国，很难被形容为“平等主义的”，但是德格拉菲尼夫人把它描述为一个仁慈的专制政权，一个在君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度。奇利娅对法国的批判，与所有承袭了坎迪亚洪克传统的虚构外来者主题作品一样，关注法国社会中个人自由的缺乏和极度的不平等。
但杜尔哥觉得这种想法令人不安，甚至存在危险。
杜尔哥承认，原则上“我们都爱自由和平等的理念”，但我们必须考虑更大的背景。他大胆表示，在现实中，野蛮人的自由和平等并不彰显他们的优势，反倒标志着他们的劣势，因为只有在一个家家户户都只能基本自足且人人都同样贫穷的社会中，这种自由和平等才可能存在。杜尔哥推断，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个体之间的天赋和能力差异（这些差异始终存在）变得更为重要，并最终形成更为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基础。我们从温达特人那样的简单社会发展为我们自己复杂的“商业文明”，其中一些人陷入贫穷并被驱逐，这不论多么可悲，都是整个社会繁荣的必要条件。
杜尔哥在给德格拉菲尼夫人的回信中总结说，这种不平等是无法避免的。唯一的出路是印加式的大规模国家干预，以此来保证全社会上下一致，制造一种强制的平等，但其后果是压制了所有的主动性，并因此导致经济与社会层面的灾难。鉴于此，杜尔哥建议德格拉菲尼夫人重写小说，让奇利娅在书的结尾意识到这些可怕的潜在影响。
不出所料，德格拉菲尼夫人无视了他的建议。
几年后，杜尔哥在一系列关于世界历史的演讲中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数年间他一直在强调技术进步的首要地位，因为技术进步是社会整体进步的驱动力。在这些讲座中，他将这一论点阐发为明确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他认为，社会进化总是从狩猎开始，然后进入游牧阶段，再进入农耕阶段，最后才进入现代城市商业文明阶段。
那些仍然是狩猎者、牧民或仅是农民的人，只能被理解为我们自身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历过的阶段的残余。
就这样，社会进化理论第一次在欧洲被明确提出，作为对原住民批判力量的直接回应。（该理论在今天太过稀松平常，以至于我们很少去推敲它的起源。）几年后，远在格拉斯哥的亚当·斯密作为杜尔哥的朋友和知识界盟友，在讲座中宣扬杜尔哥的社会四阶段论。同时，斯密的同人，如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亚当·弗格森和约翰·米勒等人，逐渐将其加工为一套关于人类历史的普遍理论。这一新范式很快就深刻影响了欧洲思想家和广大公众想象原住民的方式。
那些之前认为北美洲社会的生计方式（mode of subsistence）与劳动分工都无关紧要或者至多次要的观察者，现在开始认为它们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所有人据其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而被分门别类地排列在同一个进化阶梯上。“平等主义”的社会被放逐到这个进化阶梯的底层，在那个位置上，它们最多只能提供一些关于我们的远祖如何生存的洞察，但肯定不能再被想象为一个平等的对话者，有资格参与探讨富强社会的人们现今应该如何行事。
让我们停下来总结一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703年至1751年，美洲原住民关于欧洲社会的批评对欧洲思想产生过巨大影响。美洲人（在首次接触欧洲风俗时）最初普遍表现出的憎恶，经由从葡萄牙语到俄语等几十种不同语言展开的无数次对话，最终演变为关于权威、礼仪、社会责任以及最为重要的自由之本质的争论。法国观察者清楚意识到，大多数美洲原住民将个体自主性与行动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以这些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尽量不让任何人屈居人下，也因此将法国社会视为一个由暴躁的奴隶组成的社会。法国人对此给出了不同反应。
有些人，比如耶稣会士，直接谴责自由原则。另一些人，即殖民者、知识分子和本土读者，则将其视为一个颇具挑衅意味但也富有吸引力的社会主张。（顺便一提，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结论与他们对原住民群体本身的看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关联，他们往往很乐意看到原住民被消灭。不过公平地说，知识界持不同立场的两派中，都有公众人物强烈反对侵略异域民族。）实际上，原住民对欧洲制度的批判在时人眼中非常有力，使得任何反对现行知识结构和社会秩序的人都倾向于将其作为首选的武器。正如我们所见，几乎每个伟大的启蒙哲学家都玩过这种把戏。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之争也越来越转变为平等之争，我们已经在拉翁唐和坎迪亚洪克身上看到过这种转变。尽管如此，“野蛮人”的智慧最主要还是被用于挑战既有权威的傲慢，挑战自中世纪以来就确立的信念，即坚持认为掌握基督教正统的教会和它所支持的当权派对事物的判断必然优于世上任何其他人的判断。
杜尔哥的案例揭示出，已被我们视为启蒙思想核心的特定概念，例如文明、进化、进步，在多大程度上是这一批判传统的后来者。最重要的是，它表明，这些概念的发展如何直接回应了原住民的批判力量。事实上，挽救启蒙思想家力图颠覆、撼动、去中心化的那份欧洲优越感，要付出巨大努力。当然，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这些观念成了挽救欧洲优越感非常成功的策略。但它们也制造了一堆矛盾：例如，一个奇特的事实是，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帝国，欧洲殖民帝国被迫肯定了自己的短命属性，因其声称自己只是加速其统治对象走向文明的暂时工具——至少是那些还没有像温达特人那样被从地图上大规模抹去的统治对象。
在这点上，我们发现自己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卢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