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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要展示一部新的人类历史，还要邀请读者进入一门新的历史科学，这门历史科学会恢复我们祖先全部的人性。在开头，我们不打算问人类是如何落入不平等的境地的，而是要首先探问“不平等”最初是如何成为一个问题的，然后逐渐建立起一个更贴近我们当前知识水平的替代叙事。如果人类进化过程中95%的时间不是以小规模的狩猎—采集游群的形式度过，那他们都在做什么？如果农业和城市不意味着陷入等级制与支配统治，那它们意味着什么？在我们通常认为出现了“国家”的那些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答案往往出人意料，并透露出人类历史的进程可能并没有我们惯常假定的那样一成不变，而是充满更多有趣的可能性。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只是试图为一部新的世界史打下基础，就像戈登·柴尔德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新石器革命”或“城市革命”之类的术语时一样。这样一来，它必然是不平衡和不完整的。同时，这本书也是一场追寻真问题的探险。如果“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并非我们最该关心的历史问题，那么那个问题应该是什么？正如曾经的俘虏又逃回森林的故事所表明的，卢梭并不完全是错的。有些东西的确已经失落了。他只是对失落的是什么有一个别具一格的（而且终究是错误的）见解。那么，我们该如何描述失落之物呢？它到底失掉了多少？它对今日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来说意味着什么？
大约10年以来，我们两位笔者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对话。正因为此，这本书在结构上有点不同寻常。对话从探究那个问题（“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的历史根源开始，将其追溯到17世纪欧洲殖民者与美洲本土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接触。这些接触影响了我们现在所称的启蒙运动，也影响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基本理解，其影响比我们通常所愿意承认的要更加微妙和深刻。我们发现，重新审视它们将以惊人的方式影响今天我们对人类过去的理解，包括农业、财产、城市、民主、奴隶制和文明自身的起源。最终，我们决定写一本书，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我们自己思想的演进。在那些对话中，当我们决定完全远离像卢梭这样的欧洲思想家，转而考虑那些从根本上启发了他们的原住民思想家的观点时，真正的突破时刻到来了。
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
[1] 例如，Ian Morris在其《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 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 How Human Values Evolve ，2015）一书中，野心勃勃地尝试设计一套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的测量不平等的统一标准。他将冰期的狩猎—采集者以及新石器时代的农耕者的“价值”转化为当代经济学家熟悉的术语，用以确立他们的基尼系数（即正式的不平等率）。这是个精神可嘉的试验，但也很快导向了一些奇怪的结论。例如，Morris在2015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以1990年的币值换算，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日平均收入大致为1.1美元。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或许和日平均食物摄入的热量值相关。但如果要拿这个数字和今天的日平均收入做比较，难道不该额外考虑进我们需要付费获得而旧石器时代的觅食者们免费获得的东西吗？例如安保、争端调解、基础教育、养老、医疗，更不用说娱乐、音乐、讲故事和宗教服务。就算单论食物，我们也得考虑到质量，毕竟，我们这里说的可是用最纯净的天然泉水清洗过的百分之百有机散养的农产品。当代人将大部分收入投入了房贷和房租。但想想看在多尔多涅河或是韦泽尔河（Vézère）沿岸那些选址一流的旧石器时代营地露营的开销吧，更不用说自然主义风格岩画和牙雕的高端夜间课程，外加所有那些皮大衣。这些合在一起，一天的花费自然远超1.1美元。我们在第四章将看到，人类学家有时会称那些觅食者为“原初丰裕社会”，这可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样的生活放到今天必定所费不赀。必须承认，以上所述有点愚蠢，但那正是我们要表达的：如果把世界历史归纳为基尼系数，蠢事必将随之而至。
[2] 我们至少可以注意到，福山和戴蒙德从来没有接受过相关学科的训练（福山是政治科学家，戴蒙德是胆囊生理学的博士）。然而，就算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尝试宏大叙事时往往也会奇怪地得出某种类似的卢梭理论的微调版本。例如，Flannery和Marcus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通往奴隶制、君主制和帝国之路》（ The Creation of Inequality: How our Prehistoric Ancestors Set the Stage for Monarchy, Slavery, and Empire ，2012）为不平等可能怎样出现在人类社会提供了各种有趣的见解，但他们关于人类历史的整体框架明摆着仍然拘泥于卢梭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认为人类要想有一个更平等的未来，最好是寄希望于“让狩猎者和采集者领导”。Walter Scheidel的研究更侧重于经济，其作品《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 The Great Level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7）的结论同样令人沮丧：我们对不平等真的无能为力，文明始终会将小部分精英推上掌权位置，他们攫取了越来越多的资源，而唯一能成功赶走他们的是战争、瘟疫、大规模征兵、大范围的痛苦和死亡等重灾。折中的措施永远不会奏效。因此，如果你不想回到洞穴生活，也不想死于核灾难（最终的幸存者可能也得过洞穴生活），你就只能接受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存在。
[3] 在《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1782）中，克雷弗尔（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记述了战争结束后父母如何到印第安人的市镇中寻回他们的孩子：“这些父母悲伤得无以言表，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完全印第安化了，很多孩子已经不再认识他们，而那些年龄较大的虽然还记得自己的父母，却断然拒绝跟他们回去，还跑到养父母那里寻求保护，以逃避他们不幸的亲生父母满溢的爱意。”（转引自Heard 1977: 55–6，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克雷弗尔的结论，即印第安人一定拥有一种“非常迷人的社会纽带，远远优越于我们社会中任何可以夸耀之物”。）
[4] 比如17世纪北美洲东北部的温达特（“休伦”）社会（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到）。关于他们，Trigger（1976: 62）指出：“友好关系与物质互惠以贸易形式扩展到休伦联盟以外。在历史上，贸易不仅是奢侈品的来源，也是肉和皮的来源，后两者对于周边狩猎区资源不够用的人群来说至关重要。然而，尽管这些商品很重要，但对外贸易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它被嵌入一个社会关系网络，该网络在根本上是休伦联盟内部 友好关系的延伸 。”（黑体为本书作者的强调。）关于“古风时代贸易”的人类学综述，经典文献可参见Servet 1981; 1982。大多数当代考古学家很了解这些文献，但他们往往会陷入“贸易”和“礼物交换”的区别之争，并认为两者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提高某人的地位，或通过利润，或通过声望，或同时通过利润和声望。虽然大多数人也会承认，在这种旅行的现象、对远方的体验和对奇异物品的获取中存在某些内在的价值，甚至是宇宙尺度上的价值；但最后，它们大都被归结为地位或声望问题，好像人们的远距离互动不存在其他可能的动机。关于这类问题的一些进一步讨论，参见Wengrow 201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