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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绪蔓延到了政治、社会、哲学及其他一切地方。我们正生活在基本原则与象征发生巨大转变的“诸神蜕变（metamorphosis）”的关头，恰逢希腊人所说的凯若斯（καιρóς）——对的时机。
——荣格，《未发现的自我》（1958）
大部分人类历史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可挽回地遗失了。我们智人（ Homo sapiens ）已经存在了至少20万年，但我们对这20万年间发生的一切所知甚少。例如，大约在公元前25000年到公元前15000年的这1万年间，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窟中不断有人画画刻刻。在这期间想必发生过很多戏剧性的事件，但其中的大部分我们都无从知晓了。
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无关紧要，反正大多数人很少想到去综观人类历史。他们无缘无故不会思考这些，除非是要反思为什么世界看起来如此混乱，为什么人类常常恶意相向，或者说，是什么导致了战争、贪婪、剥削和对他人苦难的系统性漠视。我们是向来如此，还是在某些时刻走上了歧途？
这基本是一场神学辩论，问题本质上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但仔细想想，用这些措辞表述的这一问题其实没什么意义。“善”和“恶”是纯粹人为的概念。谁也不会争论一条鱼或一棵树是善还是恶，因为“善”和“恶”是人类为了彼此比较而造出来的概念。因此，争论人类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不比争论人类本质上是胖是瘦来得有意义。
尽管如此，当人们真正反思起史前的经验教训时，他们几乎总是会回到这一类问题上来。我们都熟悉基督徒的回答：人们曾经生活在无邪状态中，却被原罪玷污。我们渴望像神一样，却因此受到惩罚；现在我们生活在堕落状态中，祈盼着未来的救赎。今天，这个故事的流行版本通常是某种基于让—雅克·卢梭写于1754年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后文简称《论不平等》）的升级变体。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我们是狩猎—采集者，常年生活在孩童般天真无邪的状态中，组成极小的游群（band）。这些游群之中人人平等；可能正是因为它们规模很小，所以才能实现平等。只是在“农业革命”之后，加之再后来的城市兴起，这种幸福状态才结束；我们迎来了“文明”与“国家”，这意味着出现了书面文字、科学和哲学，但一同到来的还有人类生活中几乎一切糟糕的事物——父权制、常备军、大屠杀，以及要求我们耗费大量生命来填表的恼人官僚。
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粗略的简化；可是从工业心理学家到革命理论家，每当有谁说出“但当然了，人类在进化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一二十人的群体中”或“农业也许是人类最大的错误”云云，这套底层叙事便呼之欲出。正如我们所见，很多畅销作家言之凿凿地提出过这样的论点。问题在于，任何寻求其他解释来替代这一相当令人沮丧的历史观的人都会很快发现，唯一的可选项甚至更糟糕：如果不是卢梭，那就只能是托马斯·霍布斯。
霍布斯的《利维坦》于1651年出版，在很多方面都是现代政治理论的奠基文本。这本书认为：人类是自私的生物，在原初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下的生活绝非纯真无邪的；相反，它必定是“孤独、穷困、龌龊、野蛮和短寿的”——基本就是一种战争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一个霍布斯主义者会主张，任何摆脱这种愚昧状态的进步，主要都归功于卢梭所抱怨的那些镇压机制：政府、法院、官僚机构和警察。这种看待事物的观念也由来已久。在英语中，“政治”（politics）、“礼貌”（polite）和“警察”（police）这些词听起来那么相像可不是巧合——它们都源自希腊语中的polis，即城市（city），其对应的拉丁语单词 civitas 也为我们带来了“礼仪”（civility）、“公民的”（civic），以及对“文明”（civilization）的某种现代理解。
根据这种观念，人类社会建立在对我们卑劣本能的集体压制之上；当人群大规模聚居一处时，这种集体压制就更显必要。那个当代霍布斯主义者紧接着会主张：的确，我们在进化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中都生活在小游群里，之所以能够和睦相处，主要是基于在后代存续方面的共同利益［进化生物学家称之为“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但是，即便是这些小游群也绝非建立于平等之上。在这一版故事中，总会出现某种“雄性头领”（alpha-male）。等级和支配，还有犬儒式的自利，向来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只不过我们集体认识到，将长期利益置于短期本能之上对我们更有利；或者，最好是通过制定法律来迫使我们将最糟糕的冲动限定在经济等对社会有用的领域，而在其他领域禁止冲动。
读者可能会从我们的语气中发现，我们不太喜欢这样的二选一。我们的反对理由可以分为三大类。这些故事作为对人类历史普遍进程的叙述：
1.根本不是真的；
2.暗含了可怕的政治影响；
3.让过去变得不必要地乏味。
这本书试图着手讲述另一个故事，它更具希望、更有趣，同时也更好地吸纳了近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所做的就是汇总考古学、人类学和其他兄弟学科中积累的证据；这些证据指向一个对人类社会在过去3万年中如何发展的全新解释。这番调研的所得几乎全部与熟悉的那套叙事背道而驰，但太常见的情况是，最惊人的发现始终局限于专家们的工作范畴内，或者必须从科学出版物的弦外之音中领会出来。
可以先感受一下新浮现的图景有多么不同：现已明确，农耕出现前的人类社会并不局限于人人平等的小游群。相反，农业出现前的狩猎—采集者世界充斥着大胆的社会实验，就像各种政治形态在上演一场狂欢节巡游，远不止进化理论中单调的抽象简化。反过来，农业也并不意味着私有财产的诞生，或标志着向不平等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步。实际上，很多最早的农业社区相对而言并没有等级和阶序。数量惊人的早期城市完全没有固化的阶级差异，而是按照强有力的平等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并不需要独揽大权的统治者、野心勃勃的武夫政客，甚至不需要颐指气使的管理者。
与此相关的信息在世界各地大量涌现。因此，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也已经在用新的视角分析民族志材料与历史学材料了。这些现存的碎片足以创造一部完全不同的世界历史——然而到目前为止，它们始终不为人所见，除了少数享有特权的专家（而即便是这些专家，往往也会由于不愿跳出细分研究领域去与他人交流碰撞，从而弃置了自己手中的那一小块拼图）。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着手拼合其中一些碎片，同时充分意识到迄今尚无人掌握一套完整的拼图。这项任务非常艰巨，这些问题又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要历经数年的调研与论辩才能开始理解我们逐渐看到的图景的真正含义。但重要的是，我们启动了这一进程。有件事情很快会变得一目了然：霍布斯和卢梭的当代拥趸所共享的那幅盛行一时的历史“大图景”，基本上与事实毫无关联。不过，要开始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信息，仅仅靠汇编和筛选大量资料是不够的。还需要概念上的转变。
要实现这一转变，就意味着要回溯我们怎样开始一步步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进化概念，即认为人类社会可以按照发展阶段来排列，每个阶段都有自己典型的技术和组织形态（狩猎—采集者、农民、城市—工业社会等）。我们会看到，这些概念根源于某种保守派的抵抗，抵抗的是18世纪早期风头渐劲的对欧洲文明的批评。不过，这种批评并不来自启蒙哲学家（尽管他们起初赞赏并效仿过这种批评），而是来自观察和评论欧洲社会的原住民，比如美洲原住民［休伦—温达特人（Huron-Wendat）］政治家坎迪亚洪克（Kandiaronk）。我们将在下一章更多地了解他。
重新审视我们所说的“原住民批评”意味着认真对待来自欧洲正典之外的社会思想贡献，尤其是那些被西方哲学家塑造为历史的天使或魔鬼的原住民做出的贡献。无论是天使还是魔鬼，这两种看待他人的立场都排除了思想交流甚或对话的可能性：与被妖魔化的人和被神化的人辩论都很困难，因为他们的任何所思所述都可能被视作无关紧要的或高深莫测的。本书将要论及的大部分人早已作古，再也不可能与他们展开任何形式的对话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决定把史前史写成仿佛由尚在人世并能与之对话的人构成的历史——这些人并不只是作为某种不可抗的历史法则的典范、标本、傀儡或玩物而存在。
诚然，历史存在着一些趋势。其中有的强大有力，潮流汹涌到绝难逆势而行（尽管似乎总有人设法做成了）。但唯一的“法则”是由我们自己制定的。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条反对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