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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我们的审美公众的特殊品格，本书中集中表达的观点有可能引起各种怀疑、不安和误解。为了将这些纷扰拒之门外，也为了能以一种平静的喜悦之情——在本书每一页每一行中都流露出这种喜悦之情，那是那些崇高和美好的时光的结晶——写下这篇序言，我遥想着您，我尊敬的朋友，收到这本书时的情景。也许是在一个傍晚，您踏着积雪散步归来，端详着扉页上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读到我的名字，立刻就相信，无论这本书写了些什么，都是肺腑之言，作者不吐不快，同时也相信，他要把心里想到的一切都对您说出来，好像您就坐在对面一样，而他现在只是把当面要对您说的话写下来而已。这时您会想起，正当您挥笔写下纪念贝多芬的华章之际，同时也是在战争刚刚爆发时那惊恐而又庄严的气氛中，我全神贯注于这些思想。如果有谁认为如此全神贯注于这些思想是要用审美的狂欢反对爱国的激情，用快乐的游戏反对坚忍不拔的严肃，那他就错了：只要认真阅读本书，他就会惊讶地发现，本书讨论的是多么严肃的德国问题；实际上在本书中，这一问题恰恰真正被看作德国未来希望的所在，被视为其旋涡眼和转折点。也许有读者会觉得，这样严肃对待一个美学问题有些不成体统，因为在他眼中，艺术只是一件有趣的余事，是系在“生存的严肃”上的可有可无的风铃。似乎没有人懂得，对抗“生存的严肃”，这本身有多么重要。为了能对这样一位“严肃的”读者有所教益，我愿意说出我的信念：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是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而这也是一个男人的信念。他是我在这条道路上高迈的先驱。本书就是献给这位先驱的。
1871年岁末于巴塞尔